相关试卷

材料一   《晋书》载， 徽州人好“离别”，常出外经商。 齐梁时，休宁人曹老常往来于江湖间，从事贾贩。 唐宋时期，徽州的竹、 木、 瓷土、 生漆、 商品茶以及歙砚、 徽墨、 澄心堂纸、汪伯立笔等文房四宝进一步推动了徽商的发展。徽商在宋代开始活跃，明清之际达到全盛。 明代《徽州府志》载：   “徽州保界山谷，山地贫瘠，所产至薄，大都一岁所入，不能支什一。小民多执技艺，或贩负就食他郡者，常十九。 ”顾炎武说：   “ (徽州) 中家以下皆无田可业。徽人多商贾，盖势其然也”。

材料二     明朝士绅谢肇淛撰写的随笔札记《五杂俎》记载“富室之称雄者， 江南则推新安，江北则推山右(太行山西侧) 。新安大贾，鱼盐为业，藏钱有至百万者，其他二、三十万则中贾耳。山右或盐或丝，或转贩，或窖栗，其富甚于新安。”谚语“无徽不成商，无徽不成镇。 ”

材料一：宋代，一些读书人为了增加登第的机会不惜改变户籍身份，附籍于登第率高的府州，变户口为其他州县所有，冒贯之风，遂泛滥于世。苏轼曾指出，在北宋科举取士中，福建、两浙、江西及四川地区所占比例非常大。北宋时期，科举考试出现了南北易置的转折，南北及第人数相差非常大，南方考生占有明显优势。南宋时期，大量北方人或是迁徙或是流落到南方，一些人甚至在当地定居取得当地户籍。因此，宋代（尤其是南宋时期）出现了许多读书人外出念书的现象。

——摘编自《宋代科举中的户籍流动及现实启示》等

材料二：宋代，朝廷分配给各州郡的科考录取指标——解送朝廷的“解额”，在一定时期内是相对固定的。宋太祖下诏：“应贡举人，自今并于本贯取解，不得寄籍”，“如化外至者，先投牒开封府，奏请得旨，方许就试。”南宋绍兴十一年，新增加了对考官的户籍审查，禁止本地人充任本地主考官和监考官。发解合格举人（贡士）赴中央参加省试，有两道审查关，一是地方官的审查和同行举人互查，二是礼部贡院的审查，主要内容仍是户籍。考试时，卷首须附考生乡贯状。收卷后，编排官将乡贯状收去，“别以字号第之”。评卷结束，“始取乡贯状、字号合之”，再次复核。对考场违纪或违法者，也常有“押归本贯收管”的处罚。

——摘编自程民生《论宋代科举户籍制》

材料一   古代中国的知识和学术，原本是为官府所垄断，是所谓王官之学。但是随着王权的衰落，王官不断流落到民间，成为“士”（特殊的知识阶层）的主要来源之一、因此出现了学术下移的趋势，这为私学的出现提供了重要的背景。

——摘编自袁行霈等《中华文明史·第一卷》

材料二   

孔子自五十五岁弃官离鲁，到六十八岁离卫返鲁，前后在外凡十四年。这十四年，孔子不仅是在奔波求仕，也是在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虽然他的主张在当时没有得到各诸侯国的重视，但孔子胸怀万卷书后的万里之行不是一事无成，而是收获丰盛。正是由于既读万卷书，又行万里路，才让孔子成为了更好的学问家和思想家。

——摘编自李启谦《孔子周游列国论纲》

材料一   1938年10月，陕甘宁边区儿童保育院成立，收容对象为各地赴陕难童。此后，边区政府先后创办保姆训练班、设立运输站等，尽可能地收容并分层抚养、教育战区难童。1941年1月，边区政府发布《关于保育儿童的决定》，以保障边区母婴及贫穷孤儿的生活。《新华日报》呼吁社会各界人士与团体，应当把难童组织起来，对他们施以抗战的教育与训练，并要极力在国际上求得对难童的救济与帮助。这一培养模式下的儿童们大都健康成长，许多幼童后来为民主革命事业作出了突出贡献。

——摘编自范文爽《从抗战时期〈新华日报〉看中国共产党的难童救济工作》等

材料二   抗战胜利后，为重建战后社会秩序，官方唯一的救助机构——北平市社会局，通过增'设难民救助机构，推出收容、急赈、工赈及借贷等措施，来缓解难民问题，但难民数量仍不断增长。1947年3月，社会部拨给北平市救济难民赈款5亿元，根据社会局拟定的使用办法，此款仅能支持两个半月。而在1947年12月1日至1948年3月15日的冬赈中，北平市共设立粥厂46处，食粥人数达367万人次。1948年9月，在附属于社会局的北平市救济院内所收容难民中，儿童占当月总人数的66.9%。总之，战后北平市社会局对包括难童在内的难民实施的救助措施效果寥寥。

——摘编自付燕鸿《战后北平市社会局难民救助与社会秩序重建》

材料   “天地四方为宇，古往今来为宙。”时间与空间，是宇宙万物中最具有本质意义的客观存在。时、空构成了人类所有活动所必须依赖的两个客观的前提与条件。人类正是以自己的历史活动与自然的时、空发生联系，使客观自然意义上的时间与空间转化为具有人类历史意义的文明时间与空间。而后世人们对文明历史上任何一种历史现象所进行的认知，都应该也必须与文明的时间与文明的空间相关联。历史认知、历史活动、历史时间与历史空间共同构成了一个多维的整体框架。在历史考察中，某种特定事件的时间意义只能在特定的空间范围内获得阐释和被人解读。

——摘编自王晋新《古典文明的终结与地中海世界的裂变》

上述材料是学者对人类文明史的时空结构的阐释。据此，结合所学世界古代史、世界近代史知识，选取某一重大历史事件并将其置于特定空间框架下指出其时间意义，并予以阐释。（要求：明确写出选取的重大历史事件名称及其时间意义；史论结合，逻辑严谨，表述清晰。）

材料一：清代，士人广泛开展“敬宗收族”的实践，设族田以供养塾馆，资助贫寒子弟读书考试。塾馆只需几部儒经便可办学，成本极低，“以至少之数而挟至奢之望，故读书者多也”，乡民的识字率由此得到一定提升。即使大部分人无缘科举及第，但他们“借此以养生尽年，而得以悠游卒岁矣”。中第者注重“衣锦还乡”“落叶归根”，多会出资扩充塾馆、置办族田。

——摘编自罗志田《科举制废除在乡村中的社会后果》

材料二：废科举给乡村造成了深远的影响。以科学教育为主的新学花费高昂，乡村仅靠士人捐纳和公田收入难以负担。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国家体制中，教育并非需要太多投入的领域，加之连年赔款，清政府无多经费用于兴办公学，因此，公立新式学堂学额少、学费贵，只有富室子弟才有机会入读。新教育反对命运、风水等思想，都为农民所讨厌。农民多认为新学学生“无用”，“以前的书老不换，人家还中进士、举人，现在只是表面好看，也不见念成一个”。

——摘编自关晓红《科举停废与近代乡村士子》

材料三：学堂学生在乡间既无用武之地，城市又有更好的教育资源和职业机会，于是当时形成了“离村”潮流。失去了科举晋升机会后，乡村的塾馆也逐渐没落，彭湃在1926年说：“廿年前，乡中有许多贡爷、秀才、读书六寸鞋斯文的人。现在不但没有人读书，连穿鞋的人都绝迹了。”学习传统知识的士绅日渐减少，而新学生又往往离村，则所谓“乡绅”的成分便可能出现变化，乡村中的权势也可能出现转移。

——摘编自桑兵《清末兴学热潮与社会变迁》

材料一：对“正统”的讨论在中国由来已久。商朝统治者多将其统治的合法性归于“有命在天”，其正统性是必然的而非历史的。周代统治者则认为，虽然天子权力得自天命，但天命以民心向背的形式表现出来，因此要“敬德保民”才能守得住天命。周朝统治者尤其注重通过历史书写强调政权的正统性，因此商汤灭桀、武王克殷等故事广为流传。

——摘编自董恩林《试论历史正统观的起源与内涵》

材料二：战国时期，阴阳五行家邹衍的思想为“正统”注入了新的内涵。他首次提出“五德终始说”，他认为黄帝属土，之后的朝代按照木、金、火、水的顺序更替，正统转移有如五行相生相克，是“天地剖判以来”的常态。邹衍还提出“大九州”说，即中土所属的“赤县神州”与其他数十州共同构成合一的“大九州”。当时，邹衍受齐、魏等国君主的礼遇。五德终始论在秦汉以后大行其道，历代政权“或以前代之血胤为正，或以前代之旧都所在为正，或以后代之所承者、所自出者为正”。

——摘编自蒋重跃《五德终始说与历史正统观》

材料三：宋代学者认为五行运转一刻不停，但人事却是“无常治”的，不应以“天事断人事”，而应该以人伦物理判决正统与否。欧阳修在《正统论》中提出，“居天下之正，合天下于一，斯正统矣”。明清时代的统治者吸纳宋人理论，强调的是得天下以道，如乾隆声称：“我朝为明复仇讨贼，定鼎中原，合一海宇，为自古得天下最正。”

——摘编自刘浦江《“五德终始”说之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