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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矩

袁炳发

旧时的哈尔滨染坊胡同，是道外区最长的胡同。胡同内除有染印厂十多家之外，还有豆芽坊、油坊、豆腐坊等作坊。

喜贵的老爹在染坊胡同做了一辈子豆腐，临死时给喜贵留下五十块大洋的债务。

爹告诉喜贵，这钱是给他娘治病时欠下的一定让他还给汤爷。其实不用爹嘱咐，喜贵知道事情的来龙去脉。当年要不是汤爷，他娘也不会又多活好几年。

爹下葬入土为安后，喜贵赶紧去找汤爷。

汤爷住在道外的尚朴街。

汤爷站在家门口好像是在等喜贵，他把喜贵让到屋里。

喜贵说，汤爷，听我爹说当年跟你借钱没有凭证，今儿我来是想给汤爷立个字据。

汤爷一笑说，我跟你爹认识三十年了，每天都吃他做的豆腐，你爹就是凭证。

喜贵说，现在我爹不在了，我是怕你……

汤爷眉头一皱说，你是怕我担心你赖账？你看轻汤爷了！

喜贵用手挠着脑袋，有些不好意思。

汤爷说，反正我一时半会儿死不了，你也不用急着还钱。

喜贵从汤爷家里出来，想着汤爷说的话，心里十分感动。第二天，天还没亮，他的豆腐车就停在汤爷家门前了。

汤爷说，你不用来这么早，别耽误你做生意。

喜贵说，不耽误，是顺路。汤爷给豆腐钱喜贵不要。

汤爷说，我借你爹钱那是情分，你给我送豆腐也是情分，收钱是规矩，咱一码是一码，千万不能坏了这规矩。

汤爷每天只留一块豆腐，多了他吃不了。从染坊胡同到尚朴街要经过好几条街，喜贵爹活着时每天只做一盘豆腐，轮到喜贵他要做两盘，他想早些把钱还给汤爷。

其实，喜贵家的豆腐无论是炖还是凉拌都好吃，不用走这么远就能卖掉。汤爷明白喜贵跟他爹一样，是特意给他上门送豆腐的。

汤爷是尚朴街出名的酿酒师，年轻时跟一个唱戏的好过，也没结婚。不要说在尚朴街，就是全哈尔滨的人如果遇到难处，他也一定会出手相助。现在老了不能赚钱了，可他也从没把钱当回事儿。

通过一段时间的接触，喜贵发现汤爷人缘儿极好，那些过去在一起喝酒吹牛的老哥儿们不算，尚朴街的人几乎都喜欢去汤爷家，陪他聊天，有时还要给汤爷带点儿应季的青菜或水果。

喜贵曾经问过汤爷他为啥这么招人。

汤爷看着喜贵笑了，然后说，你喜贵的豆腐难道不招人吗？

汤爷说得不错，喜贵只要一进尚朴街，不喊豆腐而是直接喊汤爷 ， 人们听到他的叫声就都出来了，不一会儿，他的豆腐便被一抢而空。

两年了，喜贵陆续给汤爷还上了四十二块大洋，他记得很清楚，每次还钱的时候汤爷都说不急，甚至在接钱的时候还有些不好意思。

汤爷年岁大了，他必须抓紧清账，否则一旦汤爷走了，钱没还清，他没法跟爹交代。喜贵把自己的意思跟媳妇说了，让她在家看着豆腐坊，自己凑了一笔钱，跟几个贩卖皮货的去了新京。

新京有一个皮货市场很大。喜贵不懂皮货，看人家买啥他买啥，好在同来的几个皮货商懂行，做了几单生意他还真赚着钱了。

走的时候刚入秋，树叶还半绿呢，喜贵回到哈尔滨时已是遍地积雪了。当媳妇把汤爷已经去世的消息告诉喜贵时，他呆呆地看着媳妇，半天没回过神儿来。

媳妇问，汤爷走了，钱没还清怎么办？

喜贵点了一根烟，没说话。

屋里的气氛很紧张，媳妇也不敢问。喜贵抽过烟后，开始泡豆子，兑卤水，把长长的木板放在外面屋顶准备冻豆腐。他一天也没歇着，八块大洋都让他买了豆子做成豆腐。进入腊月的时候，他的仓房里已经装满一板一板的冻豆腐了。

天刚放亮，喜贵和媳妇简单地吃口饭，便拉着三轮车离开了染坊胡同。

尚朴街又听见喜贵喊汤爷的声音 ， 正是早晨，炊烟袅袅，天空飘着雪花，人们都出来扫雪。

喜贵每到一户人家门前，就卸下一板豆腐然后说这是汤爷的意思，不收钱。

雪花纷纷扬扬地飘着，尚朴街像披上了一层银装。

材料一

现代生活的特征之一就是“加速”。当“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时，留给我们的时代和生活的最大特征就是不断加快的社会变迁速度、信息传播速度以及越来越紧张的生活节奏。那么，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怎样实现“说理”？

在古希腊雅典，政治活动就是一个说理的过程，雅典人聚集在公共区域展开讨论，由此把差异化的意见统一成大家共同认可的真理。这种为了凝聚行动共同体而进行的指向共识的交流活动，是人类特有的。因此，亚里士多德说“人是政治的动物”，我们也可以模仿造句：人是说理的动物。原初意义上的政治活动就是这样一个说理及至说服他者的过程。这样一种说理过程有其特定的情境性，它一定发生在可以相互共情和理解的主体之间，并且一定发生在公共空间内。与之相比，现代民主制度只是有限的说理，为了效率，往往会限定说理的时间和过程，用票数来决定说理的结果。如今，加速时代通过技术媒介极大压缩了说理的过程，面对屏幕的参与者不再有面对面的情境，每一个参与者既是信息的发送者，同时也是接收者，即时反应和情绪更多地加入其中，这样的交流很大程度上容易被情绪的冲动影响。所以加速时代的说理往往难以形成共同认可的真理。

数字化时代的交流大多数时候并非要相互说服，而只是单向度的说理，自恋式的自我表达。个体在网络平台上公开自己的意见，但对倾听他人意见并不感兴趣。原本说理是一种自我与他者的对抗关系，但是加速的技术使得每个参与者都丧失了倾听能力，这意味着“他者”被取消，对抗消失了。尽管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在说理，陈述真理，但实际上每个人都只是在表达意见，这种单向度的表达本身无比脆弱和空洞，以至于话语可以被压缩为点赞。因此，今天我们随处可见的情形是，加速时代的有限交流被压缩为可以量化的点赞数，原先基于话语叙述和倾听理解的说理过程简化成了一个简单的点击动作，同意（点赞数）、友谊（好友数）和钦佩（粉丝数）都可以用数字来精确表达。在精确的数字面前，话语变得冗长和苍白无力，倾听他者成为难以容忍的多余环节。

与此同时，在加速的数字化时代，随着交流情境被压缩，原本构成交流障碍的空间距离也被彻底克服和消解，个体在网络世界直接迎面冲撞。这种毫无界限的交流过程导致了公共性的说理和私人表达混为一谈。因此人与人之间相互尊重的关系被消解了，代之以情绪化的直面关系，于是传统意义上的公共性也不复存在。那些独自面对着电子屏幕的众多个体，他们各自分散，彼此隔绝，相互表达，却没有相互理解。

“理”一旦被说出来，就一定有特定的人用特定的语言说给特定的人听，因此在现代性语境中，我们也已广泛认同，不存在恒久普遍之理。但在现代社会中，尤其是数字化时代，我们又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需要那种具有内聚能力的公共性，可以将数字个体团结为共同体，因此我们需要“说”出这样一个能够包容多元意见并对之做出规范的“理”。

（摘编自王俊《加速时代如何“说理”》）

材料二

讲理这个词是极复杂的，它既可能指一个日常生活中的行动（我们来讲理），也可能在说明一种基本的共识、社会行为规则、价值判断（人都会讲理、应该讲理，做一个讲理的人），还可能是对某种现实状态的描述（他们在讲理）。当我们说，“这是一个讲理的人”，就是在对某人进行价值判断，或者对于他的行为方式进行某种断言。任何人直接以不讲理或者不愿讲理的方式展开行动，一定被认为是不合理，或者不合适的。由此，讲理就成为日常生活中每一个人都需要承担的一种规则性责任，讲理就变成了“要讲理”。有了这样的保障，讲理才成为可能，并且成为参与这一行动的所有人的自我认识。讲理就是从“理”的信念出发建立共识，并且在持续的行动中将共识转变为“成见”，这些“成见”又可以丰富日常生活中共识的内涵。讲理在这个意义上就是“生产并保卫成见”的持续经验和行动，以此维护日常生活的秩序并提升协商和行动的效率。

讲理的过程是基于参与者态度与认识表达的，展开不同参与者之间存在的认知差异或价值冲突，并且以批评和协商的方式展开有限度的试探。这里的限度也是高度情境化的，讲理的过程往往十分脆弱且具有高度弹性，任何情境性因素的加入或缺失都可能导致这一过程的巨大改变。从这个角度看，讲理的过程始终是开放和动态的，它的展开来自对达成共识的基本信念。17世纪英国诗人弥尔顿在《论出版自由》中说：“如果没有自由而公开的论辩，又哪里会有真实呢？”

讲理是一种开放的可能，不能指向某种具体的结果，也不能形成一套抽象且稳定的规则。讲理不负责维持或保卫秩序，而是在捍卫“秩序感”的信念；同时，讲理不保证共识的稳定，而是确立关于共识必要性的“共识”。

（摘编自程乐松《边界与可能：讲理的“道与理”》）

在校园里，有些学生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形成一个个小圈子，这种现象引发热议：有人觉得这些小圈子会发展成排斥他人的小团体；也有人认为小圈子不可或缺，志同道合者方能携手共进……

作为当代青年的你，对此有何感悟和思考？请写一篇文章。

要求：选准角度，确定立意，明确文体，自拟标题；不要套作，不得抄袭；不得泄露个人信息；不少于800字。

2024年9月19日9时14分，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三号乙运载火箭与远征一号上面级，成功发射第五十九颗、六十颗北斗导航卫星，这是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的最后两颗卫星。     甲      ， 标志着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工程正式完成，意味着中国人独立自主建设的北斗系统进入发展新征程。

“调动了千军万马，经历了千难万险，付出了千辛万苦，要走进千家万户，将造福（    A    ）。”从1994年北斗一号工程立项开始，几代北斗人坚持自主创新，实现了北斗系统从无到有、从有到优、从区域到全球的历史性跨越。没有先例可以参考，就创造先例；     乙      ， 就大胆探索。北斗系统的发展历程，彰显了中国人民矢志创新的（     B     ），映照着广大科技工作者敢于突破自我、勇闯科技创新“无人区”的那股子闯劲和韧劲。

重大自主创新成果的取得绝非（     C     ）之功，需要咬定目标不放松，以钉钉子精神一个创新接一个创新去实现突破。比如，嫦娥六号顺利“回家”，要经历“太空打水漂”的过程，既要让返回器减速适中，还要在固定的位置穿出大气层。为实现这一目标，科研人员模拟了上千万条飞行路线，确保过程的顺利和返回的高精度。又如，基于几代科研人员接力攻关、攻克“稀土钢”的基础上，历时多年，成功研制出超大型盾构机用直径8米主轴承，破解了盾构机主轴承国产化。自主创新之路，从无坦途。不舍微末、不弃寸功，一步一个脚印，     丙     。

（1）语文课上，陈老师引用《〈论语〉十二章》中的“ ， ”两句话，激励学生要有远大的理想和目标，要承担起实现中国梦的重大责任。

（2）李明漫步海滨，海天相接处有一轮明月升起，这让他不禁想起张九龄的诗句“海上生明月”；此外，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中也有两句诗可以描绘这个画面，它们是： ， 。

（3）“长安”是中国古代诗词文赋中最常见的意象之一，既可实指长安，也可虚指都城， 往往是作者情感的寄托，如“ ， ”。

上元前大雪即晴

杨万里

腊前三白已奇绝，年后六花仍作团。

才定忽斜偏有思，欲消还冻不胜寒。

且留大地万银屋，要伴青天孤玉盘。

今岁上元君记取，红灯白月雪中看。

材料一：

夫德不优者不能怀远，才不大者不能博见。故多闻博识，无顽鄙之訾；深知道术，无浅暗之毁也。人好观图画者，图上所画，古之列入也。见列入之面，孰与观其言行？置之空壁，形容具存，人不激劝者，不见言行也。古贤之遗文，竹帛之所载粲然，岂徒墙壁之画哉？空器在厨，金银涂饰，其中无物益于饥，人不顾也。肴膳甘醢，土釜之盛，入者乡之。古贤文之美善可甘非徒器中之物也读观有益非徒膳食有补也。故器空无实，饥者不顾；胸虚无怀朝廷不御也。

（节选自王充《论衡·别通》）

材料二：

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云梦之竹，天下之劲也；然而不矫揉，不羽括，则不能以入坚。棠溪之金，天下之利也；然而不熔范，不砥砺，则不能以击强。是故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凡取人之术，苟不得圣人、君子而与之，与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何则？君子挟才以为善，小人挟才以为恶。挟才以为善者，善无不至矣；挟才以为恶者，恶亦无不至矣。愚者虽欲为不善，智不能周，力不能胜，譬如乳狗搏人，人得而制之。小人智足以遂其奸，勇足以决其暴，是虎而翼者也，其为害岂不多哉！自古昔以来，国之乱臣，家之败子；才有余而德不足，以至于颠覆者多矣。

（节选自司马光《资治通鉴·周纪一》）

材料三：

司马温公曰：“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余谓德与才不可偏重。譬之于水，德在润下，才即其载物溉田之用；譬之于木，德在曲直，才即其舟楫栋梁之用。德若水之源，才即其波澜；德若木之根，才即其枝叶。德而无才以辅之则近于愚人；才而无德以主之则近于小人。世人多不甘以愚人自居，故自命每愿为有才者；世人多不欲与小人为缘，故观人每好取有德者，大较然也。二者既不可兼，与其无德而近于小人，毋宁无才而近于愚人。自修之方，观人之术，皆以此为衡可矣。吾生平短于才，爱我者或谬以德器相许，实则虽曾任艰巨，自问仅一愚人，幸不以私智诡谲凿其愚，尚可告后昆耳。

（节选自曾国藩《曾文正公杂著》）

石峁^①：最近中国的城

朱鸿^②

仲夏之季，下午三点，榆林的天空无限开阔，黄土高原的天空和毛乌素沙漠的天空完全一样，都是白云。一旦有白云断裂，宇宙之蓝便倾泻而出。阳光强烈，田野的朽木、枯藤和沙砾，乃至整个大地，无不烤得像炉火边的旧草帽或旧簸箕似的滋滋作响。

我走过石峁的外城，又缓缓地走过石峁的内城，一步一步地登上皇城台，在骤然而起的旋风中，举趾南夹道的石雕之间，倏然一个转弯，穿西夹道，便到了考古工地。

石峁隆起于大地，呈浑圆之状。先民于兹生活了大约五个世纪，石峁是这一切的见证。

石峁的中心在皇城台，巍峨且壮丽，峻迈且威严。这一带有广场，出土有石雕的神面、人面和兽面，凡此，透露了祭祀的信息。站在皇城台，天空很近。环视大地，山川宁静，仿佛有神的眷顾。

石峁造城，是一个浩大的工程，更具复杂性和连续性。总体构想，包括门在哪里、道在哪里，事神在哪里，茔地在哪里，先砌高处还是先砌低处，以及石头的供给、运输和打磨，都需要系统思维。点的施工与面的施工，如何指挥、如何协调，也需要通盘考虑。劳力的征召、分配，他们在工地怎么吃饭、怎么寝息，都不是简单的问题。凡此，我以为石峁先民的社会已经有了国家的性质，因为一个普通的聚落显然不能完成这样浩大的工程。

实际上皇城台不仅是石峁的中心，也是祭祀的中心。因为正是祭祀的中心，才成为这座城的中心吧。

望着皇城台，定睛叠加的石头，我向前去，轻抚了一下安放玉钺的墙壁、墙缝和墙灰。夕晖所在，一片金黄，我的手也是一片金黄。不过旧物色黯，仿佛一切都在时间里融解和消化，皇城台遂到处弥漫起了凄怆。先民的苦心孤诣，我也实实在在地体验到了。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

此乃春秋之季刘康公的观点，然而这并非他的发明。新石器时代以来，冗天型聚落、具国家元素的聚落和国家，皆重视祀和戎。石峁先民正是这样，夏商周也是这样。刘康公总结了历史，才指出了祀和戎的重要。

我隐隐看到一个王，虽然他是主持祭祀的人，不过他也负责这座城的安全与治理。仰观其天文，俯察其地理，选择在石峁造城，王便行使权力了。主的权力，不仅在信仰，也在武装和行政。权力机构只能是塔形，王在塔尖。

在王的领导下，这座城渐渐产生了分工。石坊、玉坊、陶坊和骨坊被设置，以满足衣食住行及生老病死之所需，这些算是先民的物质生活。物质生活离不开技术创新，遂又出现了铜器。设有钢坊，才能冶炼铜镞、铜刀和锏环，并以石范铸之。审美也是一种需要，它甚至是人类进化的永恒动力。这座城出土的漆皮、壁画和佩饰，都能见证先民对美的渴望。还有祭祀及各时各处的事神活动，更是人类发展要走的必由之路。文化的输出和输入，也在进行。凡此，算是先民的精神生活。

这样六个社会，其组织、运转、秩序，无不荡漾着一种东方的史前文明，且具国家的品格。那时候，上古时候，东方星辰似的，出现了一批邦国。石峁这座城就是那时候的一个邦国，且是一个成熟完备的邦国。

然而细推物理，我一再自问：石峁的社会状态不像一个王国吗？

先秦以来，智士以定都天下之中为中国，中国的外围是夷狄。天下之中，指中原和中土   定都于斯，遂为中国。这一带就是黄河中下游，定位准确一点，指今之洛阳盆地。西毫，商城，在今之洛阳。周武王的成周，周平王的洛邑，皆在今之洛阳。何尊上的中国，就在此区域。

皇城台的结构、石雕和五个世纪的祭祀活动使我流连忘返，因为这里的方方面面、角角落落，皆隐有秘密。

落日驱烟，黄昏抵岭。我蓦地想遥望一下石峁的地理大势，遂离开广场，过外瓮城，再过内瓮城，再过一个庄严的门道，登上了皇城台的巅峰。立于天地之间，环顾四野，我顿生渺小和孤独之感。

所有的风都平息了，仿佛长风、疾风和旋风通通回家，闭户，沉睡了。宇宙空明，白云变红，红若火烧。不止于红，稍离太阳，白云便以赤橙黄绿青蓝紫相染。太阳沉降，晚霞欲飞。太阳仿佛使了无穷无尽的力，吸附着无边无际的彩色之云，并令云随它而去。云渲迅速，其自西而东，像一张乱蹦锦鳞的渔网撒满了天空。云游徐缓，其自东而西，像在展览天帝的银器、铜器、金器和玉器。残阳如花，袅袅兮，缤纷兮，迟迟不愿逝去。

这样的气象，石峁先民一定见过，且震撼过他们的心。

石峁在秃尾河与永利河的相激之处，这座城不仅巍峨，并自成一体。虎踞龙盘，不怒而威。黄河绕着它，套着它。四方之地，无不沟壑杂错，丘陵纵横。黄土之外，多是石头。世有八风，北方是广莫风之源，常常会扬起毛乌素沙漠的粉尘，飘过起伏的高原，撒到秦岭之阴。北方的光线总是暗一些，遂为幽州，且有幽都。

尽管如此，石峁周边松在长，柏在长，榆在长，杨树、柳树和枣树都在长，只要有黄土，青蒿、碱蒿、白莲蒿、发发草、狗尾草、马鞭草和蒺藜，都会长。极目大地，郁郁葱葱的，一定是这些草木和庄稼。

屋舍涌出，房顶泛红。山坡上，山谷里，隐约都有零星的屋舍。大雁鸣空，它飞往的地方，屋舍更多。

我对史前文明颇感兴趣，是因为史前文明并未止息、从未消亡，相反，它一直在运动，且作用于现代文明之中。

山川寥廓，黄昏藏起了落日最后的金子，不过大地上仍有一些余晖。秃尾河的流光乍明乍灭，诡谲且绮丽。

（节选自《人民文学》2023年第11期、有删改）

【注】①石峁（mǎo），位于陕西省榆林市神木市高家堡镇石峁村的秃尾河北侧山峁上，地处陕北黄土高原北部边缘，是中国已发现的龙山晚期到夏早期时期规模最大的城址。②朱鸿，陕西长安人，当代作家。③何尊，1963年出土，中国西周时期宗室贵族所作的祭器，内底铸有“宅兹中国”等铭文。

材料一：

全球化浪潮下，世界各国既沐浴在交流互鉴的暖流之中，也共同面临着诸多挑战。经济波动、气候变化令疾病防控、战争阴云、贫富鸿沟扩大、人工智能潜在风险，无一不需要各国携手合作，共同应对。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治理方略，旨在与各国一道，为构建一个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而不懈努力。这一壮阔画卷的实现离不开全球各国的价值共识。在多元互联的世界中，跨文化交流不仅有助于促进全球经济的一体化和文化的多样性，也是凝聚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价值共识的重要路径，为我们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携手创造一个更加和平、繁荣、公正、包容的世界提供了无限可能。

各国人民在跨文化交流中的文化互鉴，形成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心理基础。世界上有200多个国家和地区、2500多个民族。不同历史和国情、不同民族和习俗孕育了不同文化。但在全球化视域下，文化的边界是通透的，不同文化间不是相互对立和隔绝的，而是可以相互交流、借鉴，相互发展的。伴随着跨文化交流互动的深入以及多元文化个体的不断增多，每种文化下的个体都在不断学习和内化多种文化体系，个体的自我构念在跨文化互动中从单一文化向聚合文化方向转变。因此，跨文化交流的互动性可以让文化聚合代替文化冲突，将多元文化共生共荣凝聚成全球各国人民共同的文化价值共识，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打下坚实的社会文化心理基础。

在跨文化交流互动中，各国人民对多元文化的接纳和认同，降低了各个国家或文化群体身份的凸显性，有助于人们对更高一级的人类群体身份的认知。基于共同内群体认同模型理论，创建更高一级的共内群体，可以形成共同命运感。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这样的一个共同上位群体，在这一共同体的语境下，各国人民都是共同群体内的一成员，以自己人身份自居，化解彼此间的冲突。跨文化交流加强了各国民众的共同内群体认同，有助于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落地生根，促进全球和平发展。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宏伟构想正逐步塑造着一种全新的全球意识。跨文化交流通过群际接触在个体层面和群体层面积极推动着这一共同体的构建，共同书写人类和谐共生、共谋发展的崭新篇章。

在个体层面，跨文化交流可以培育个体的多样性信念和多元文化认同，继而增进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认同。在全球化浪潮中，跨文化交流如同一座桥梁，连接着不同肤色、不同语言、不同信仰的人们。从个体层面来看，这种交流不仅是信息的互通有无，更是对多样性信念的培育和对多元文化认同的深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没有多样性，就没有人类文明。”这一论断道出了多样性在人类文明演进中的不可或缺性。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本质上反映了人们对多样性群体差异的接纳与尊重。多样性信念，作为对多样性群体结构差异认知的信念，有助于个体更多地从个体差异而非群体差异角度看待群体的多样性，进而促进个体对多样性群体的认同与接纳。建构主义取向的文化框架转换理论提出，在文化交流的过程中，个体不断吸收和认同其他文化，还可能形成双文化甚至多文化认同，这种认同不仅打破了文化间的隔阂与偏见，更在深层次上认可世界各国在文化地位上的平等性，进而内化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共识。

在群体层面，跨文化交流如同无形的纽带，通过增进群际间的接触，有效地削弱了偏见与歧视的壁垒，深化了对人类命运共同体价值共识的认同。根据社会认同理论的观点，人类固有的类属性思维倾向使我们不自觉地按照一定分类标准将人群划分为国家、民族、种族等群体，这种划分往往伴随着内外群体之间的偏见与歧视，造成一定的心理隔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类命运共同体，顾名思义，就是每个民族、每个国家的前途命运都紧紧联系在一起。”高水平的对外开放与多渠道的跨文化交流，正是破冰前行的关键，它们如同催化剂，促进了不同文化背景的民众间的深度接触与交流。科学研究表明，群际接触是消解偏见与歧视的利器。在跨文化交流中，人们相互学习、相互借鉴，不仅在心灵的交融中增进信任、消除隔阂，消解“中国威胁论”的误解与偏见，更能让全人类交织在一起成为高实体性的共同体，从全人类福祉最大化的角度进行全球合作，深化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认同。因此，跨文化交流凝聚了全人类的共同价值共识，搭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社会文化心理机制。

（摘编自任德云《以跨文化交流凝聚人类命运共同体价值共识》）

材料二：

英国哲学家罗素曾说：“中国至高无上的伦理品质中的一些东西，现代世界极为需要。”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国际社会期待中国文化为人类社会发展进步发挥更大作用，为国际社会破解人类发展难题、完善全球治理提供文化启示。这提醒我们，要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正义、和合、大同等精神标识提炼好、传播好，让中国理念说得出、传得开、唱得响，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持久深厚的文化力量。

中华文明自古就以开放包容闻名于世，在同其他文明的交流互鉴中不断焕发新的生命力。

广泛开展形式多样的国际人文交流合作，积极主动学习借鉴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在新时代有着深远的意义。中国传统戏剧、工艺品、美食等走出国门，形成“文化出海”的强大动能；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引领下，共建国家合作开展艺术节、电影节、文物展、联合考古行动等特色文化活动，搭建起相知、相通、相惜的友谊桥梁。厚植文化软实力，提升中国文化国际影响力，有利于深化文明交流互鉴，同时进一步擦亮中国“文化名片”，让更多具有中国特色、体现中国精神、蕴藏中国智慧的优秀传统文化被看见和认同。

（摘编自郑元凯《让中华文化在世界舞台绽放更璀璨光芒》）

本试卷语言文字运用部分的文字材料中提到，智能时代，信息过载、时间失控成为一种常态。面对这样的“常态”，我们如何才能把生活的主动权把握在自己手上？

对于这个问题，你有怎样的联想和思考？请写一篇文章。

要求：选准角度，确定立意，明确文体，自拟标题；不要套作，不得抄袭；不得泄露个人信息；不少于800字。

①修辞上所讨论的有两方面，一是怎样使文章不坏，二是怎样使文章更加好。前者叫做消极的修辞，后者叫做积极的修辞。

②积极修辞的方式很多，归纳起来，有几个原则。

③一是调和。这是说要整齐、相应、谐和、自然。就句子讲，要上句与下句接合得毫不勉强。就全篇讲，要全体能统一，书信像个书信，论说文像个论说文。就用语讲，要与思想内容相应，如果是引用成语的，那成语须不晦僻，而且要摆在适当的位置。

④二是具体。这是说要把空漠难解的无形的事情用具体的办法来表达。我们应付事物有两种机关，一是五官，一是心意。五官的对象是事物的具体的部分，心意的对象是事物的抽象的部分。抽象的话也许使对手难解或不感趣味，所以常常要把它改成具体的话来表达，“生活困难”有时改说“没有饭吃”，这就是把抽象的话改成具体的话来表达的例子。

⑤三是增义。这是说要用有关系的材料附加在所说的话里面，使所说的话意义更丰富。例如把“形势危急”说做“形势危急如累卵”，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累卵”“风烛”都是附加上去的材料。因了“累卵”“风烛”，使对手想象到一种光景，可以增加许多本来没有的意义。

《红楼梦》中诗词数量大，样式多，内容丰富，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曹雪芹不仅让诗词的作用发挥到最大，而且让大观园中的群芳成立诗社，将写诗填词由个人抒情上升到群体咏叹。诗社将《红楼梦》的诗意雅趣推向了高峰，也将其悲剧性演绎到了极致。白海棠纯洁娇艳，却挡不住秋风肆虐，“芳心一点娇无力，倩影三更月有痕”；桃花娇柔鲜妍，却经不起春雨摧残，“泪眼观花泪易干，泪干春尽花憔悴”；柳絮洁白轻盈，却禁不住命运戕害，“空挂纤纤缕，徒垂络络丝，一任东西南北各分离”。

难以想象，《红楼梦》如果没有了这些诗词，会是怎样一副苍白面孔！林妹妹不会是那个才思敏捷的林妹妹，湘云不会是那个出口成章的贵族少女，宝玉只会成为一个彻头彻尾不学无术的纨绔子弟。

红楼诗社的六次活动，经历了成立、兴盛、衰亡的过程。不仅诗社的兴亡是大观园兴亡的缩影，还是整个贾府兴亡的缩影，更寓意着曹雪芹寻求出路希望的破灭 ， 从而寄托了他物我合一、物极必反、人生如梦的哲学思想。

（1）王安石《桂枝香·金陵怀古》中“ ， ”两句，层次分明地描绘出金陵城山水相依的开阔画面。

（2）归有光《项脊轩志》中用“ ， ”两句写自己在轩中读书，时而吟唱，时而静坐的情景。

（3）“中原”，一般指中华文明的发祥地黄河流域，在古代被视为天下的中心。“中原”一词也常被写进古诗文中，如“ ， ”。

再游鹤林寺^①

道潜^②

招隐山南寺，重来岁已寒。

风林惊坠雪，雨涧咽飞湍。

壁暗诗千首，霜清竹万竿。

东轩谪仙^③句，洗眼共君^④看。

【注】①鹤林寺：佛寺，在润州（今江苏镇江）。②道潜：释道潜（1044-1106），本名昙潜，俗姓王，自幼出家受戒，北宋诗僧，于经藏。文史无所不读，能文工诗。③谪仙；古人用以称誉才学优异的人。后专指李白。④君：指苏轼。道潜曾与苏轼交游，其诗颇受苏轼赞许。

材料一：

事有必至，理有固然。惟天下之静者，乃能见微而知著。月晕而风，础润而雨，人人知之。人事之推移，理势之相因，其疏阔而难知，变化而不可测者，孰与天地阴阳之事？而贤者有不知，其故何也？好恶乱其中，而利害夺其外也！

昔者，山巨源见王衍曰：“误天下苍生者，必此人也！”郭汾阳见卢杞曰：“此人得志。吾子孙无遗类矣！”自今而言之，其理固有可见者。以吾观之王衍之为人容貌言语固有以欺世而盗名者。然不忮不求，与物浮沉。使晋无惠帝，仅得中主，虽衍百千，何从而乱天下乎？卢杞之奸，固足以败国。然而不学无文，容貌不足以动人，言语不足以眩世，非德宗之鄙暗，亦何从而用之？由是言之，二公之料二子，亦容有未必然也！

今有人，口诵孔、老之言，身履夷、齐之行，收召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相与造作言语，私立名字，以为颜渊、孟轲复出，而阴贼险狠，与人异趣。是王衍、卢杞合而为一人也。其祸岂可胜言哉？夫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浣。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臣虏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丧面，而谈诗书，此岂其情也哉？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大奸慝，竖刁、易牙、开方是也。以盖世之名，而济其未形之患。虽有愿治之主，好贤之相，犹将举而用之。则其为天下患，必然而无疑者，非特二子之比也。

孙子曰：“善用兵者，无赫赫之功。”使斯人而不用也，则吾言为过，而斯人有不遇之叹。孰知祸之至于此哉？不然。天下将被其祸，而吾获知言之名，悲夫！

（节选自苏洵《辨奸论》）

材料二：

伏见眉州布衣苏洵，履行淳固，性识明达，亦尝一举有司，不中，遂退而力学。其论议精于物理而善识变权，文章不为空言而期于有用。其所撰《权书》《衡论》《机策》二十篇，辞辩闳伟，博于古而宜于今，实有用之言，非特能文之士也。其人文行久为乡闾所称，而守道安贫，不营仕进。苟无荐引，则遂弃于圣时。其所撰书二十篇，臣谨随状上进。伏望圣慈下两制看详，如有可采，乞赐甄录。

（节选自欧阳修《荐布衣苏洵状》）

在旷野里（节选）   

柳青

人们自豪地叫作“八百里秦川”的渭河平原，是我们这个伟大民族的摇篮。但是在整个悠久的历史上，这里是不光有过升平盛世和文物创造，而且到两年以前的解放为止，简直是充满了征战、掠夺、压迫、剥削、痛苦和饥饿……各种矛盾的现象好像是跟随着空气普遍到每一个村庄，以至于在老革命根据地生活过十几年的干部初来的时候，不禁为这个全国著名的小麦和棉花的出产地那么富足又那么贫困、那么凶狠又那么可怜而大吃一惊。

新上任的县委书记朱明山在他房里砖铺的潮湿的脚地上踱来踱去，考虑着吃饭时大家谈论的一个严重问题——渭河两岸的产棉区普遍发现了棉蚜虫。对于农业科学还远没有摸到边的朱明山，光听说在棉花生长的一个季节里，单性生殖的棉蚜虫每一个就可以繁殖到六万万亿，他就敏感地意识到这种害虫向刚刚翻身的棉农生活和新生国家的工业生产侵犯的危险性，好像他过去在营里听到敌人运动的侦察报告一样。一清早，县委秘书就跑来向他报告，深夜有两个区打电话来要求暂停征粮工作，集中力量治虫。早饭时，青年团县工委副书记李瑛又说，昨天晚上从渭北回来的农业工作站的一个人正在连夜给县政府赶写报告，说那里的四个区情况已经严重到不是少数喷雾器可以解决问题的了。当地干部反馈：“连个群众会都召集不起来，群众都说‘咳！人还能把那虫给治了？’”

“昨天又有两个村抬万人伞祭虫王爷……”

“翻了棉花地种晚包谷的人一天比一天多了……”

“群众老远看到工作队的同志，就把香纸往袖筒或襟子底下藏着，像小偷儿一样鬼鬼溜溜地躲走了。”

“群众对干部们最好的态度就是灰心丧气地应付一两句‘日头爷高了，盯一盯回去吧。你们能有啥办法哩嘛’……”

“写什么报告？”朱明山不满地想着，“要是在军队里发生了紧急情况就这么搞，报告转来转去转到指挥员手里，也许早给包围了。我自己到农业工作站去。”

吃过早饭，朱明山就和区委书记骑车子到渭阳区三乡蔡家庄去了，那里是区的重点，有一个植棉能手蔡治良。蔡治良发现肥皂和蒸馍用的石碱都可以杀虫。人的智慧的确是经过劳动逐渐提高的：他们居然根据工业产品“硫磺石灰合剂”这个概念，创造了许多新的“合剂”——烟叶半斤、辣子半斤，加水四十斤熬好滤过；煤油六两、肥皂六两，加水八十斤溶化调匀；煤油四两、石碱四两，加水八十斤溶化调匀……这些“合剂”比单独一样东西杀虫的威力大得多。大家商讨后得出的结论是：科学最有力量的宣传是实验。

“所有这些新办法，都要在这几天里试验。”朱明山向其他干部嘱咐，“以后再提出来的法，也要试验。试验成功就请大家参观。”

李瑛报告：“药械已经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就出动。”

经过两三天在烈日底下的鏖战，渭北四个区的治虫工作就出现了新气象。

在大批干部下乡的第四天，从渭河北岸来到渭阳镇街上的人就带来了乡村里弥漫起来的新气象，好像土地改革的浪潮一样，变成人们谈论的话题。人们说有许多村子白天已经看不见几个人了，很多大门锁了，大门外面摆着盛药剂的水缸，有的甚至把水缸搬到棉花地边上。遍地都是男人、女人、老汉和小孩，端着盆子、瓢、大碗，用扫帚蘸着各种土制药剂刷着被棉蚜虫爬满的棉苗。人在随便哪条路上走，都看见路两旁一排一排戴草帽和笼头巾的人，青壮年二垄，老年人两垄，娃们一垄，互相帮助着往前刷……

朱明山在街上遛了个弯，带着满意的笑容这里听听，那里听听。回想起头一天到这街上人们一见他就躲避的情景，一种成功的喜悦使他浑身都感到轻快。

他到合作社去。买煤油、石碱和肥皂的人很多，他挤到台阶上去，见柜台上摆了许多竹篮子和瓶子。合作社的工作人员应接不暇，其盘珠子的声音、锤子敲石碱的声音和玻璃瓶子磕碰的声音在柜台后面混杂成一片。

“你们应该一个乡或一个村组织起来买，”朱明山望着柜台外面挤得满头大汗的农民们说，“你们那里的工作组没有帮助你们组织吗？”

“嘿！谁倒给你说没组织？一家一家来买，能把这房子挤塌。”一个眼睛一大一小的中年农民斜斜他的大眼睛，瞟了瞟看来很清闲的朱明山，把他当作一个说漂亮话的人碰了一句，然后把他的竹篮子又往前边推一推。

朱明山并不显得难堪，笑了笑走开了。

有月亮的夏天晚上，在渭河平原上的旷野里是这样令人迷恋，以至于可以使你暂时忘记内心的负担和失掉疲倦的感觉，而像一个娇儿一样接受祖国土地上自然母亲的爱抚。风把炊烟味和牛粪味带到路上来。农村气息时刻跟随着你，使你感觉到处处是在许多村庄的中间。要不然，路两旁的树丛挡住你的视线，笔直的白杨树顶着布满繁星的蓝天，野兔就在你面前从路这边的草丛跑到路那边的草丛里。

朱明山和县委副书记赵振国骑上自行车，在旷野上月牙照耀下的公路上飞奔，他们又要往渭河南岸去了。

（节选自柳青《在旷野里》，1953年，有删改）

材料一

作为当代文学史上的标志性人物，莫言的创作始终有他的独特追求，莫言一直坚持“结构就是政治”的命题，因此他的小说多与政治、历史相关联，尤其是长篇小说多呈现一种庞大厚重的历史感。不同的是，莫言的历史叙事不再关注正统的政治、权力、阶级，更多是从宏大历史潮流中普通人的生活出发，叙事多了一种民间化，莫言一直声称自己的写作是“作为老百姓的写作”，不是“为老百姓的写作”，这也是莫言小说的独特性所在。莫言的历史叙事带有新历史主义特征，长篇小说多以家族为基点展开一段历史叙述，但是历史之下总带有一定的文化意蕴，为文本提供了更多的想象和思考的空间。《丰乳肥臀》和《生死疲劳》就是这样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两部长篇小说，本文就从小说文本中的历史书写为例，探寻莫言历史叙事下的文学寓意。

新历史主义作为一种西方文艺理论在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传入中国，强调的多是文学创作与社会历史之间的关系，任何一种外来理论的传播都会受到本土化的影响，新历史主义传入中国不免会打上中国烙印，带上民族性特征。新时期以来基于思想大解放的文化潮流，开始兴起反思历史、解构历史的创作潮流，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去政治化”，这一时期作家们创作的重点不再是以往那种单一宏大的叙事，开始形成多元化取向。

从《红高粱家族》开始，莫言的小说就开始出现了历史叙事，不过莫言放弃了对正统历史的书写，重点关注的是隐没于历史边缘角落中的那些未被注意、挖掘的历史真实，创作时多借助独特的叙述形式，慢慢地奠基了他小说中历史重构的叙事风格。莫言本人也多次强调，小说家是不同于历史学家的，小说家并不负责再现历史也不可能再现历史。他认为，作家笔下的历史是经过处理的带有主观性色彩的文学活动，历史不是真实的历史，只是一种象征性活动，而莫言这种处理历史的方式也使他被看作是新历史主义小说的代表人物，在莫言那里历史是以个人的、普通人的视角进行再现，颠覆了此前的历史叙述，形成了另一种独特的叙述模式与风格，《丰乳肥臀》和《生死疲劳》就显示了更多的“新历史主义”特征。

莫言将《丰乳肥臀》看作是自己最有分量的一部作品，他自己也在序言中说过：“你可以不看我所有的作品，但如果你要了解我，应该看我的《丰乳肥臀》。在这本书里，我写了历史，写了战争，写了政治，写了饥饿，写了宗教，写了爱情……”。《丰乳肥臀》借助上官鲁氏苦难的一生描写了20世纪中国的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的变化。作者没有从以往政治历史的角度出发进行叙述，而是以一位母亲和她的九个儿女的命运沉浮为主进行历史的建构，上官鲁氏一家人所面临的一系列生存问题也是整个人类都需要面对的基本问题，因此这部小说一定程度上涵盖了整个人类的历史。小说中的母亲上官鲁氏的一生都是充满着痛苦与磨难的，历史的正义与崇高在这里被消解，仅成为了母亲受难与不幸的见证。母亲鲁璇儿因为德国人入侵，双亲惨遭迫害成为孤儿；跟随姑姑姑父长大的她从小被裹脚，目的是嫁个有权有势的丈夫，结果民国时期“放足”运动，小脚不吃香无奈嫁给了打铁的懦弱小男人上官寿喜；为了传宗接代被迫借种直至生下上官金童；日本人入侵时公公丈夫惨遭杀害，一人拉扯自己的九个儿女和婆婆上官吕氏；侵华战争、内战、自然灾害、饥饿使她不仅养活自己的孩子还要养活孩子的孩子。在这里，莫言笔下的历史成了迫害上官鲁氏的因素，历史的正义与崇高自然而然也被消解了，不同于主流化意识形态的历史叙述，莫言运用解构主义的方式展现了历史非正义的一面，消解单一更接近历史的本来状态。

《生死疲劳》同样描绘了中国半个多世纪漫长的历史情境，乡土历史社会中的转折、变革等，以个体生命轮回中的不同动物和人的视角来描述，宏大历史以荒诞、戏谑的叙述形式解构掉了。莫言吸收了新历史主义的叙事方式与策略，借助大头儿蓝千岁、兰解放、莫言三个人的叙述视角形成了三重历史话语，多角度多元化地消解已定历史的政治性，为历史的重构提供了更多广阔的可想象性的空间。莫言在《生死疲劳》中借三个叙述者的讲述涉及了新中国以来的几个重大事件：土地改革、人民公社化、“四清”运动、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等历史大潮，但莫言没有直接叙述这些历史运动，而是将其作为蓝脸、西门闹以及他们的子孙后辈们“生死疲劳”的历史背景。政治运动、阶级斗争那种鲜明的意识形态以个人的叙述视角被解构了，小说提供了一种多元化的历史。西门屯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在兰解放的讲述中仿佛一场荒诞的闹剧表演，批斗大会变成了村民们抢夺大雁的场所甚至引发了动乱，人们大打出手死伤参半；游街批斗则成了一场狂欢化的戏剧表演，村民们兴致勃勃欣赏被批斗游街的县长等人，仿佛参加的是一场全民狂欢的乡村聚会。莫言在这里将文化大革命等历史以一种戏谑的叙述形式进行重构，历史的崇高与宏大不复存在，历史具有了另一层指涉，呈现出丰富多元的历史图景，小说文本也在多元叙述话语中获得了丰富的文学内涵。

古往今来历史与文学的关系一直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文学创作活动带有虚构性的特点，而提及历史总是会囿于正统历史的影响，认为历史是既定的不可随意更改的，这也使作家们的相关创作带有一定的局限性。文学如何想象历史表达历史，作家书写的历史与教科书的历史是有所不同的，作家的创作中带有个人的温度与情怀，表现的是他们个人的价值观取向。

（摘编自王泳平《莫言小说的历史叙事——浅析<丰乳肥臀>和<生死疲劳>中的历史书写）

材料二

新时期文学中也有诸如《地球上的红飘带》《长城万里图》《皖南事变》等以现实主义重写中国现代革命史的创作。然而，新历史小说却对表现轰轰烈烈的政治历史图景不感兴趣，也不再遵循以革命精神为内核的进步历史观，他们把目光转向了民间生活，以个人化的视角展开了对历史的多面向叙述。例如，《白鹿原》《故乡天下黄花》《第二十幕》等作品将亲族的兴衰荣辱与时代的沉浮紧密结合在一起，放大了历史的局部，着力表现历史风云变幻下家族村落的命运遭际；《灵旗》《冷血》等作品淡化了人物之间的阶级界限，减少了战争史中人物形象的脸谱性，显现出了“温馨、实在、动人的民间品格”；《活着》《米舟》等小说，将偶然性作为推动情节的关键，在对生活的柴米油盐和命运的悲欢离合的表现中发出人生无常的慨叹。在新历史小说作家笔下，“正襟危坐”的历史成为可以拆解和操纵的文本，个人命运的兴衰荣辱和生存境遇的起落沉浮是他们更为关心的表现对象。

新历史小说的这些变化，不仅具有打破当代历史小说创作传统的审美价值，更在伦理意义上昭示了一种以作为历史主体的人及其生存为优先的道德原则。米兰昆德拉曾有言：“人类的历史与小说的历史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假如说前者不属于人，假如说它像一般陌生外力那样强加于人的话，那么，小说（绘画、音乐也同样）的历史则诞生于人的自由，诞生于人的彻底个性化的改造，诞生于人的选择。”文学伦理学批评的观点认为，文学产生于人类伦理表达的需要，作家有责任以人道主义的关怀过滤历史的外部表象，深入勘探时代、人性、生活的内部症结，描写自由意志和理性意志如何在个体的人身上交锋与转换，并影响人的行动和选择。将作为主体的价值放在第一位，是文学创作内在的道德要求。新历史小说不再用进步与落后、革命与反动、正义与邪恶等观念对人物进行趋于同质化的道德预设，而是从对个体生命的关怀和对复杂道德经验的尊重出发，描绘着一个个具体的人在命运的转折中所感受到的生动景象，推动了当代文学从呈现革命的历史向呈现个人的生活史的伦理转向。

（摘编自梁靖羚《20世纪90年代中国文学批评的伦理转向》）

语文课上，老师告诫同学们应该热爱读书，多读名著经典，引来学生讨论。

某学生：“高中学习时间紧，任务重，实在没法安排课外时间阅读这些对高考帮助不大的闲书，国家都在提倡‘双减’，还是等高考完再读吧。”

请你针对上述材料中某学生的看法写一篇驳论文，体现你对当代中学生阅读问题的思考，并提出希望与建议，在班会课上与班级同学进行交流。

要求：结合材料，自选角度，确定立意，自拟标题；切合身份，贴合情境；符合文体特征；不得套作，不得抄袭；不得泄露个人信息；不少于800字。

中国印章展现了中国文字的绚丽多彩和中华文化的              ， 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代表符号之一。

中国印章文字首选篆文，故称为篆刻印章，早期多用铜、金、玉等为印材，后以石质为主。石质印材的使用为文人和艺术家用刀刻印开辟了新的天地。刻印的刀法大致可分为两种：冲刀和切刀。冲刀行进较快，很像书法中一拓直下的笔法，能表现出             的气势；切刀则行进较慢，用短程碎刀连续切成，犹如书法中的涩笔，能表现出道劲凝炼、厚实稳健的气象。中国印章运用铁刀精雕细刻时，既创造中国绘画的艺术美感，也直接体现中国书法的运笔特征。

古往今来的中国印章设计者、制作者，常将自己的审美情趣注入创作之中。历代众多文学家、书画家对印章              ， 许多印家也兼工诗书画，他们常常取用一些警世恒言或诗词佳句作为印章内容。欣赏此类印章，人们往往在             中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意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