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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   民国学者对中国近代史起点的认识，有两种代表性的观点：“明清之际”开端与“鸦片战争”开端。

其一，“近代”始子明清之际。郑鹤声认为：“新航路发现以来，世界交通，为之大变，人类生活与国际关系，较之中古时代，显有不同之处，是即中古史与近世史之所由分界也。近世史之演变，有"继往开来'之趋势，其一切表现，皆在根据往古事迹而发扬光大之。且推陈出新，由此而孕有未来之局势。故近世史之范畴，尖包括三四百年之历史，无论中西，大都皆然。"其二，“近代”始于1840年鸦片战争。对鸦片战争为近代开端做出系统理论阐释的是李鼎声。李氏在《中国近代史》中表示："我们之所以不以明末清初为近代史的开头而是近代发端于鸦片战争，理由是很简单的，明末清初不过是两个朝代的交替期，不能代表一个历史的大转变期。从鸦片战争后，中国才日益走上殖民地道路，在革命经济上，在阶级阵营上，以及文化思想上都表现了巨大的转变。”

20世纪30年代出版的20余种中国近代史著作大多以鸦片战争为开端。至1940年国民政府教育部将"中国近世史"列为历史系必修科目。鸦片战争开端说逐渐成为学界主流观点。

——摘编自赵庆云《何为"近代"——中国近代史时限问题讨论述评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对民国时期"中国近代史开端的争论"进行评述。（要求：表述成文、持论有据、论证充分、逻辑清昕）

注：古典文明指古希腊、古罗马文明

材料一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相继援助越南抗击法国、援助朝鲜抗击美国，向周边社会主义国家提供各种援助共计约49亿元人民币。60年代，支持亚非拉第三世界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援助力度不断加大，在这一过程中，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统一战线的思想成为推动中国进行对外援助的内在动力。70年代始，为配合中国外交的“以苏划线”，对外援助逐渐扩展到拉丁美洲及大洋洲，援助国家不断增长，重点援助那些受到苏联侵略、扩张威胁的国家，增强国际反苏力量。总体来看新中国成立到1978年，对外援助金额累计超450亿元人民币，且多是无偿援助。

——摘编自邵艳平《新中国对外援助研究（1949—1978）》

材料二     进入新时期，中国一方面继续对友好国家的援助，另一方面增加了对拉美、中东以及部分非洲国家的援助。在经济援助管理体制方面进行调整，引进市场机制，企业逐渐成为对外援助的主体之一，开始要求受援国支付“当地费用”，加强与援助国家的互利合作。对外援助的投资方向上，减少生产性项目的援建，更多援建一些标志性建筑和贴近人民生活的中小型项目，对外人道主义援助的力度也逐渐加大。此外，中国还派遣专家向受援国提供技术援助，并接受受援国人员来华参加学习、培训等。

——摘编自韩秀申《新时期我国对外援助发展战略》

材料一     19世纪末，清朝为了谋求封建统治的安全，采用了铁路这个近代交通运输工具。它建筑铁路，没有外国资金、技术的支持，便寸步难行。帝国主义列强激烈争夺建筑中国铁路的权益。英国早在开平矿局修建唐胥铁路时，就通过矿局聘用英人金达当工程师，实现了把势力“楔形打入”的计划。英国利用金达在铁路上的职位推销英国材料，规定投标者所提供的钢轨等主要材料，必须有“伦敦验钢工师”的“验单”，才属有效。

——摘编自宓汝成《帝国主义与中国铁路1847—1949》

材料二      高铁作为中国名片，国之重器，国家大力实施高铁“走出去”战略，中国高铁在国际上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果。伴随着我国动车组自主制造能力趋向成熟，国产化水平不断提高，动车组产品的国际竞争力随之提升。在“一带一路”建设中，中国参与了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阿塞拜疆、阿富汗、格鲁吉亚等国的铁路建设。

——摘编自林晓言《中国交通运输发展（1978—2018）》

材料一     五代承唐，仍有书院的创设，但和唐一样，数量少、规模小，仅仅是书院发展的最早期形态。宋元时期是我国古代书院教育的发展和成熟期。承前启后，上承唐代，下启明清，书院在这一时期成为一个普遍性的教育组织。书院的培养目标、课程设置、教育理念和教育风格等都日益完善和规范。宋元书院教育注重明辨义利的价值观，强调以义为本，义以导利，要求见利思义。同时书院在教育思想中是以社会群众为价值主体，即要求个人始终把整体利益放在第一位，并以社会整体利益制约个人利益。课程设置上大都把以“四书五经”的经学作为德育课程的主体，同时重视学术争辩和学术交流，允许不同学派进行讲学，体现学术自由……宋元之际，虽然朝代变更，宋元分属不同政权，但对书院在教化民众，从而稳定家族，并最终稳定社会的积极作用，都有着相同的认识。因此，宋元统治者都极为重视通过书院对民众进行制度性和非制度性的教化，并尽量把两者结合起来，把统治者的统治意愿转化为被统治者的自觉要求。

——摘编自李强《简论宋元时期的书院教育及启示》

材料二      1904年1月13日，清政府公布了由张之洞、荣庆、张百熙主持重新拟定的一系列学制系统文件，这些文件统称《奏订学堂章程》。颁布后，在朝野的合力推动下，新式学堂高速发展，规模急剧扩大。新式学堂取代学校、书院、学塾，最终成为定局。传统风俗教化也转变为社会教育，普及识字，推广新知。而全盘接受西式教育体制及其知识系统，导致中国的知识体系前后两分。因操之过急，以及官绅趁机渔利，期间也出现名实不符等诸多弊端，加重了民众负担，激化了社会矛盾，导致各地毁学风潮此起彼伏。

——摘编自王建朗、黄克武《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晚清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