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关试卷

材料一   礼起源于中国古代社会的宗教仪式，进入阶级社会后改造成体现等级秩序的行为规范。西周初，实行礼制，礼成为国家运转的大法。按照儒家思想，刑事法律规范的规定必须以道德规范为基础，并按照伦理道德原则来评价立法、司法和执法的优劣。自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儒家学者以经义注释和施用法律之后，儒法会通合流加速，礼与法的关系形成“本”与“用”的关系。所谓“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犹昏晓阳秋相须而成者也”。礼有治国、理家、律己的功能，礼刑结合、儒法会通，成为中国古代社会长治久安、国家治理的关键。

——摘编自冯玉军《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形成与特点》

材料二   近代以来，西方各国在继承传统法律思想的基础上，融合了启蒙思想家们提出的资产阶级思想，制定了各自的法律制度。国家权力分为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法律由代表人民行使权力的议会规定，行政机构在法律规定的框架内行使行政权，法院根据法律独立掌握司法权。法律中都不同程度地体现了“天赋人权”和人人平等的思想，注意保护个人的各种权利，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财产权等。为了保证从立案到审理再到判决的每个程序的公正公开，建立了律师制度和陪审团制度。从普通民众中产生陪审团，参与案件审理和判决，使民众能够直接参与法律事务。

——摘编自《国家制度与社会治理》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先秦至汉代“礼”的功能的变化，并简析汉代礼法关系变化的时代背景。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近代西方法治建设的主要内容，并指出其积极意义。

（3）综合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你对法律和教化关系的认识。

材料   中华民族共同体在中华民族绵延数千年的文化历史积淀作用下逐渐生成与发展。中国古代各民族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都作出了重要贡献，而作为主体民族的汉族一直起着主导的作用。在强大的中央政权管理下，各民族交流交往交融的渠道更加通畅，对民族分裂势力及外来侵略的抵御和抗击更加有力。中国历代统治者都奉行“天下一统”的思想，各民族特别是建立过局部政权和全国政权的民族在文化认同方面具有高度一致的价值观。大一统时期，统治阶级实行的民族政策包容性比较突出，尊重少数民族的传统习俗和宗教信仰，积极采取措施促进各民族间的交流交融。……历史发展的经验充分说明，没有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没有中华民族的团结进步和繁荣发展。

——摘编自王欢等《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发展的历史因素》

根据材料，围绕“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自拟一个论题，并结合所学知识予以阐述。（要求：论题明确，史论结合，逻辑严密，表述成文。）

材料   宋神宗时期，乡间礼仪教化便已初见端倪。熙宁七年(1074年)至熙宁九年(1076年)，陕西蓝田著名士大夫家族吕大忠、吕大防、吕大钧、吕大临兄弟在家为父丁忧，开创并推广《吕氏乡约》，是礼仪下乡运动的肇始。《宋史》评价：“关中言礼学者推吕氏。”考虑到乡间实际情况，《吕氏乡约》制定了四个方面的行为规范：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倡导乡民互帮互助，自愿入约，并选出约正监管值守。至明代，明太祖非常重视乡村社会教化，令行乡约，还有所谓“洪武六谕”的行世，即“孝顺父母，恭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无(毋)作非为”，这也成了明代教化的主要内容。明代的地方官也竭力提倡乡约，乡约与保甲、社学、社仓等形式结合，逐步发展为一套较为完善的管理体系。嘉靖八年(1529年)开始，明朝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大力推行乡约，乡约这种基层治理模式的发展进入了一个高潮时期。根据史料记载，明代大儒王阳明、聂豹、罗钦顺、吕坤、刘宗周、陆世仪等都曾于各自任内推广乡约。各地纷纷以《吕氏乡约》为蓝本，进行宣讲活动。

——摘编自吴倩《宋明基层乡约治理的特点与启示》等

材料一   近代西方国家参考和借鉴中国科举制度，制定了近代文官考试选拔制度。西方文官制度的一条基本原则是文官政治中立，不参与党派活动，文官自身更不能组织党派或政治组织，使政府工作在政党轮流执政时可以稳定运行。文官考试重视公平公正、人人平等原则，重视考生业务素质与能力，还制定不同职务的具体选拔标准。晚清选官制度，虽模仿西方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但这一切本质上都是为了满足皇权统治需要，而不是整个社会需要。在官员选拔中，满族贵族始终保持特权地位。中国自古就是儒家思想与教育体系和选官制度合而为一，晚清时期儒家经典依然是选官考试的主要内容。

——摘编自张靖《晚清选官制度变革研究》

材料二   中国公务员必须始终与党中央保持一致，坚决捍卫和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中国共产党是领导各项事业的核心力量，公务员制度是党的干部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公务员的管理上，强调要坚持党的组织领导，保持党对政府重要领导人选的推荐权。我国公务员制度没有“政务官”与“事务官”的划分，这是由于我国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国家，不搞多党轮流执政，所以不存在政务官与事务官的截然分野，而西方文官制度则实行“两官分途”。做人民公仆，为人民办事，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这是中国公务员最根本的行为准则。

——摘编自俞悦《从英美文官制度看中国“公务员”热》

材料   “全球南方”通常指的是亚非拉地区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全球南方”崛起是当代国际政治的一个重要事实，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全球南方”崛起先后经历三个时期，自身也相继经历了不同的身份变化（见表）。在不同时期，“全球南方”崛起引起的国际秩序变革，在不同层次、地区和领域有不同表现。梳理这一历程，有助于把握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世界政治的大变革和大方向。

——摘编自周桂银《全球南方崛起与当代国际秩序变革》

围绕“‘全球南方’崛起”这一主题，就材料整体或局部信息自拟论题，并结合所学知识进行阐述。（要求：论题明确，观点正确，史论结合，论述充分，逻辑清晰）

材料一   克里斯提尼的方案造就了唯一的公民大会，所有年满30岁的男性公民都能参与重大决策。在雅典，符合要求的公民人数太多——大约有2.5万人，导致方案的实施存在困难。于是，人们又选举产生了一个由500人组成的议事会，负责管理日常事务。公民大会还会召开。在每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大约会有6000名雅典人涌入城市听政、投票。这就是实际运行中的“民主”制度。那些对政治制度构成威胁的人不会被处决，而会被“放逐”——公民大会的成员会用碎陶片投票，决定一个人的去留。

——摘编自[英]安德鲁·玛尔《BBC世界史》

材料二   无论古希腊城邦宪政还是古罗马共和宪政，都是仅占人口少数的奴隶主阶级和自由民的宪政，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奴隶完全被排除在宪政之外。而且，在古希腊罗马人的心目中，这种不平等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一如恩格斯所言：“在希腊人和罗马人那里，人们的不平等比任何平等受重视得多。如果认为希腊人和野蛮人、自由民和奴隶、公民和被保护民、罗马的公民和罗马的臣民（指广义而言），都可以要求平等的政治地位，那么这在古代人看来必定是发了疯。”与此不同，现代宪政因为是在推翻封建等级制度的斗争和胜利中诞生的，所以，创建伊始它就公然宣布：所有人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这至少在形式上承认了所有社会成员都有参与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平等权利。

——整理自程汉大《西方宪政史论》

材料一   这种家族本位的法律伦理并非完全是穷途末路的罗网与糟粕。“礼法合一”的律法结构形式，以“礼”与“法”的相互勾连，将“人”“家”“国”三者天衣无缝地统合起来。显然，家族本位伦理如果能够剔除专制主义与身份等级的控制色彩，不过分扬尊抑卑，不颂扬等级差序，不轻视个体人格价值，那么，其内在所蕴含的仁爱孝悌的亲情法则、谦和好礼的交往法则、诚实信用的经济法则、克己奉公的社会法则，都不失合理性及有效性。

——摘编自吴留戈《清末民初律法中的新旧伦理冲突》

材料二   在清末民初律法的演进中，中国传统伦理坚守着“经世之学”的信念，西方近代伦理也同步进行着大举侵入。律法的方向从“变法不变道”转换为“变法也变道”，律法的主体从“臣民”转化为“国民”，律法的主旨从“家族本位”转化为“个人本位”更进一步发展为“国家本位”，律法的标尺从完全的“重义轻利”转化为部分条款的“重利轻义”。清末民初的律法不停更改着自己的伦理内涵及具体条款，然而，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传统伦理的现实价值并没有被定格在历史的尘烟中，而是再度如浪潮般回卷、复归。

——摘编自吴留戈《清末民初律法中的新旧伦理冲突》

材料三   在近代社会转型和法制转型的过程中，中国法制确实在向西方标准转型，表现为西方形态化移植、引进、吸收西方的制度文明。这就是中国的外倾运动方向，这是一个从被迫到主动、从不自觉到自觉的过程。除此之外，中国法律的近代化转型还有一个内倾的运动方向，或者说是“中国化”的运动要求。这与法律西方形态化结合在一起共同构成了完整意义上的法律近代化转型。

——摘编自张晋藩《“变”与“不变”：20世纪上半期中国法律近代化转型的趋向》

材料一   下图为1963年出土于陕西宝鸡的青铜器何尊与其上的铭文，铭文记有“唯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国，自兹乂民”，此处是“中国”一词首见于文字记载。当代学者释“中国”出自“中”“国”两字组成，“中”在甲骨文中形状如有旌旗，“国”字的含义则与“邑”相同。进入西周后，“中国”所指地理内涵发生变化；春秋时期“中国”再次回到殷商时期的位置，如《左传》中“德以柔中国，刑以威四夷”中的“中国”则基本明确为以今河南为中心的腹地。

——摘编自韩茂莉《中国历史地理十五讲》

材料二   有学者称战国时期的民众是“没有‘中国’的‘中国人’”，在诸子百家典籍中形成了三种鲜明的“中国”意涵。

——摘编自武沐、冉诗泽《从周人到“中国人”：论先秦时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演进》

材料一   西汉、唐、北宋南北方人口分布表

——摘编自杨远《西汉至北宋中国经济文化向南发展》

材料二   两宋三百年在经济、文化、制度建设等方面取得了辉煌的成就，特别是宋代的经济。国内外学者认为宋代发生了所谓的“绿色革命”、“商业革命”、“货币革命”、“城市革命”、“科技革命”等。

——摘编自邓小南《宋朝的再认识》

材料三   明朝前期实行海禁政策，不许百姓私自下海，只允许官方控制的朝贡贸易。从国外看，海外各国普遍希望获得更多的中国丝绸、瓷器和其他商品。沿海闽粤地区，人多地少，百姓以海为生，为了生计和谋求财富，便走上了下海走私的道路。同时，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减少。隆庆元年（1567年），“福建巡抚都御史请开海禁，准贩东、西二洋”。在此之前，明朝政府已允许外国商人以私人身份到广东贸易。但明朝的开海贸易仅限于漳州月港，真正适于开展对外贸易的地区并未开放。

——摘编自孙玉琴《中国对外贸易通史》

材料一   秦兼天下，建皇帝之号，立百官之职。汉因循而不革，明简易，随时宜也。其后颇有所改。自丞相而下，皆秦官也。张苍为计相时，绪正律历。以高祖十月始至霸上，故因秦以十月为岁首。其后，御史大夫晁错请建削诸侯之策，天子从其计。及主父偃言受诸侯子弟推恩分邑，上从其计，令诸侯以私恩裂地，分其子弟，而汉为定制封号，辙别属汉郡。汉有厚恩，而诸侯地稍自分析弱小云。

——摘编自（东汉）班固《汉书·百官公卿表》

材料二   隋代和初唐不是制度剧变或创新的时期，其真正的成就是修改现行的行政方法，以适应大大扩大的帝国的需要以及变化和变化中的社会秩序。这是一个使行政程序合理化、简化和效益化的时期；它又是行政活动进行法典化和正规化的时期。

——摘编自（英）崔瑞德《剑桥中国隋唐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