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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农”问题一直是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的一条重要线索，中共重视解决“三农”问题走过的辉煌历程、取得的伟大成就、积累的宝贵经验，是中共的百年奋斗史诗的重要组成，是中共的初心使命生动的诠释。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

——摘编自唐仁健《百年伟业“三农”华章——中国共产党在“三农”领域的百年成就及其历史经验》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任选一个角度，自拟论题，并就所拟论题进行简要阐述。（要求：论题明确，史论结合，表述清晰）

材料 
       从国家法层面，《宋刑统》之民商事立法，沿袭唐律，但《宋刑统·户婚律》还创设了“户绝资产”门和“死商钱物”门。“户绝资产”门规定了一般民户的财产继承法，“死商钱物”门规定了商人和外国商人的财产继承法，二者均明确了财产继承人的范围和遗产的分配、处理原则。……敕是宋代重要的法律形式，以灵活的形式突破了律典正文的规定，较唐代是历史的一大进步。

在长期的司法实践中，宋代司法官员形成一套处理民事诉讼的规则和方法。“切惟官司理断典卖田地之诉，法当以契书为主，而所执契书则又当明辨其真伪，则无遁情”。在审理婚姻、田宅诉讼时，“若其两辞纷挚，郡呼之使至案前，及复论辨，未尝敢临之鞭朴，亦未尝取拘之囹圄。因是以理断曲直，庶几可以无失。”

在民间法层面，宋代士大夫努力重建基层社会秩序，真德秀《教子斋规》说：“凡为人要识道理，识礼数。在家庭事父母，入书院事先生。并要恭敬顺从，遵依教诲。”宋代家训还多存在禁止性和惩罚性规定，作为日常行为规范，直接约束家庭成员的行为。……士绅通过修家训、族谱明收祖敬宗之效，以乡约维护乡里秩序。

——陈景良《法律史视野下的唐宋社会变革》

依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对宋代法律发展的特点进行解读。（要求：史论结合，逻辑严密，表述成文）

材料一

1927年八七会议后，中共发动黄安（今红安）、麻城起义，逐渐建立起以大别山为中心的第二大革命根据地——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见下图），该根据地自成立伊始，就深受粮食匮乏之困扰。1930年1月，中共鄂豫边特委报告说：“赤区粮食先被军队烧了大半”，该报告还提到，土豪劣绅带领土匪军队、清乡团压迫民众，“在光、麻、安三县被反动威挟不能归家的在三千人以上，跑在苏维埃区域不能归家的统计在三万人以上”。

——摘编自黄志高《地缘·粮食·革命：鄂豫皖苏区的际遇与困境》

材料二

鄂豫皖苏区高度重视粮食危机，1931年6月，皖西北特委第十四次常委扩大会通过的政治决议案指出。“党和苏维埃必须领导苏区群众参加生产。使群众认识到劳动才有饭吃，使苏区粮食能自己求其解决，才是巩固苏区最好的办法"。与此同时，苏区设立粮食管理机构，加强粮食运输，开展粮食救济，管控粮会流通，保障伤病兵的粮食供给以及提供金融支持来改进粮食管理。此外，苏区积极动员农民进行斗争，如潜山县的农会与当地地主豪绅也就稻价议定展开了斗争。

——摘编自张雷《鄂豫皖苏区粮食危机问题研究（1927—1934）》

材料
       按《汉官典职仪》：“一条，强宗豪右田宅逾制，以强陵弱，以众暴寡；二条，二千石不奉诏书，遵承典制，倍公向私，旁诏守利，侵渔百姓，聚敛为奸；三条，二千石不恤疑狱，风厉杀人，怒则任刑，喜则淫赏，烦扰苛暴，剥戮黎元，为百姓所疾，山崩石裂，妖祥讹言；四条，二千石选署不平，苟阿所爱，蔽贤宠顽；五条，二千石子弟恃怙荣势，请托所监；六条，二千石违公下比，阿附豪强，通行货赂，割损政令也。”显然，第一条是直接针对地方豪强的，第六条也与豪强有关。当然，这两条各有侧重：第一条乃是直接以削夺、限制豪强的地方强权为目标，打击豪强以强凌弱，为害地方。第六条，则是针对豪强势力与地方政权相结合，主要是防范地方豪强势力向地方政权系统的渗透，侵扰地方行政（割损政令），实际上就是为避免豪强，通行贿赂，控制地方。不难看出，通过刺史制度，一来打击豪强在地方社会之势力，二来限制豪强向地方政权的渗透。尤其是后一项，更体现了在武帝时期国家政治权力与地方社会秩序之间强烈的对抗色彩。

——摘编自赵沛《汉武帝的豪强政策与地方豪族的士族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