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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陆九渊（公元1139-1193年）于南宋光宗绍熙元年（公元190年），担任荆门军知军，上任后，正值金兵南侵压境、当时荆门是南宋边地，处江汉之间，为四战之地，有着重大的战略意义。但是，实际上防务极差，连城墙也没有。于是他“乃请于朝而域之”，主持构筑荆门城。并开挖了护城河渠。还大刀阔斧地改革荆门军的税收弊端和不合理体制以及官场的陈规陋习，重视整军习武，废除了荆门境内税卡，减免捐税，一时间荆门商贾云集，税收日增，民讼渐息，盗贼敛迹。经过一年左右的认真治理，“政行令修，民俗为变”。

由于陆九渊对荆门军治理成效突出，被作为地方长官“躬行”的榜样。明代弘治年间（公元1488-1505年）。为纪念陆九渊，在荆门城西象山东麓当年陆九渊受理民事诉讼和讲学的象山书院遗址，兴建了陆夫子祠。

——摘编自《象山年谱》《陆九渊集》等

材料：近代部分历史人物对辛亥革命成败的评述

根据上表中的信息并结合所学知识，提炼一个有关辛亥革命成败的主题并进行说明。（要求：主题明确，论据充分，史论结合，条理清晰。）

材料一：整个中国是一个“天下”，“天下”没有边，也没有边界，只有向远处扩散而逐渐淡化的影响力。而且，这种影响力不一定是统治的权力，而是通过文化交融而构成的一个新文化，其中包含了各种地方文化。将各种地方文化吸纳入中原文化，使“天下”的文化多元而渐变，共存而不排他。这样一个核心，加上其放射的影响力，终于形成了“后世”的中国。

——摘编自许倬云《说中国》

材料二：“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仁义得不到发扬），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自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而人之有私，固情之所不能免矣，故先王弗（不）为之禁。非惟弗禁，且从（顺应）而恤之（体恤百姓的私情）。……合天下之私以成天下之公，此所以为王政也。”

——顾炎武《日知录》

材料  为了弥补兵源地士兵的不足，统治者往往会征用少数民族民众当兵，到了魏晋时期，这种现象更加普遍。另外，匈奴、鲜卑等少数民族的首领随着自身的发展而内迁的事也是常有的，其目的是侵夺牧场和掠夺人口。自然灾害也会造成大规模的人口迁徙。晋武帝时，塞外匈奴居住地发洪水，两万多匈奴人在河西宜阳城一带落户。“关中之人，百余万口，率其少多，戎狄居半。”大量的出土文物也表明各族民众相互尊重、相互学习，亲如一家。这个时期中原的服饰受胡服的影响大，头上戴冠的旧习渐改为使用头巾，文人用以表示风流，军事将领则以为儒雅。周瑜“羽扇纶巾”流传千载，即为当时风习，南京西善桥出土的砖刻《竹林七贤图》就是明证。

——摘编自张德文、陈雪良《碰撞中的民族大融合：魏晋南北朝》

材料一：一战爆发后，由于美国采取了货币战争的策略使得世界各国尤其是欧洲国家拿黄金换取美国的物资，美国的黄金储备量由此急剧增加。而此时由于英国政府希望可以维护英镑的地位强行实施金本位制恢复工作，继续英镑的自由兑换。然而此举在市场的重压下并未取得成功，英镑也自此走向了衰落。1944年，44个国家参与并签署了《国际货币基金协定》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协定》，确立了以美元和黄金为基础的金汇兑本位制，布雷顿森林体系由此得名并正式确立。

——摘编自李佳桐《国际货币体系：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历史背景与演变分析》

材料二：二战之后的国际货币体系历经三次重要转折，已经变得愈发脆弱。当前，无论是美国还是欧元区均受危机的影响，经济疲弱。美国以及部分欧元区国家因去工业化与金融化导致经济虚拟化程度提升，长期贸易逆差难以逆转，入不敷出，经济寄生性增强。美、日、欧先后采取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以转嫁危机为目的降低利率、购买债券，一度造成世界流动性泛滥，而且前美国又开启加息周期，回流美元，发展中国家外资出逃，流动性紧缩，加剧经济波动、金融风险、汇率贬值，致使各国周期性受到世界货币的外部冲击，不利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加剧了世界的不平衡。发达国家的主权世界货币彻底沦为资本主义国家攫取他国剩余价值的工具，缺乏约束的供给机制以及扩张信用的竞争机制，不利于缩小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差距。

——摘编自乔晓楠《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下的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