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语文一轮复习●专项对点练：08 信息类文本阅读跨模块融合考查

材料一：

我国幅员辽阔，南北方气候条件悬殊，地方性建造材料各不相同，建筑在空间地理上自然分化为土、木两大体系。穴居，体现了黄河流域的“土”文化特征，是黄土高原的主要民居类型；巢居，体现了长江流域的“水”文化特征，干栏式建筑最早出现于河姆渡遗址，是我国南方群众的主要居住方式。

中华文明初期，穴居在由地下到地上的演进过程中，与长江流域的木构技术产生了双向的文化交流与渗透，形成了土木共济的建造体系。夯土、木构相结合的“茅茨土阶”构筑方式，既用于百姓的居所，也见于考古所发现的夏都二里头宫殿等重大建筑。春秋至秦汉，不仅秦咸阳宫、汉未央宫形制恢宏，楼阁台榭夯土高筑，见于后世的木构体系特征也已成型，包括抬梁、穿斗、井干三种木构形式，庑殿、歇山、悬山等屋顶样式。

魏晋南北朝至隋唐，建筑文化在民族大融合中交流汇集并得以显现。比如，佛教建筑中的寺院融入祠庙和宅邸，佛塔融入楼阁，经幢融入阙、表；汉族席地跪坐的起居方式逐渐改为垂足而坐，建筑内部的高度随之升高；观念上不再“度堂以筵，度室以几”，而是改用“间”作为室内空间的度量单位。自明代起，夏鲁寺、大昭寺等汉藏合璧建筑风格，在中原地区传播。在宋代制度化、典章化的基础上，清代的木构体系呈现更多的工巧意味。

“因天材，就地利”，中华大地盛产土、木、石、竹等多种建筑材料，就地取材无疑是最合理的建造方式，形成根植于地域风土的建筑风貌，实现建筑与自然的有机统一。黄河中游一带在历史上气候暖湿，森林茂密，地面又覆有厚重的黄土。如此自然和地质条件，孕育了地穴、半地穴、地上木构的建筑形式，木材也成为中国自古以来的主流建造材料。各地在沿用木结构建筑支撑体系的同时，围护墙体就地取材、不拘一格。西南地区常用竹编夹泥墙，东北地区习用谷草拉哈墙，西北地区取生土砌筑土坯墙，中原地区以粘土烧制青砖墙。

同时，中华大地上还有各地域、各民族的多元建筑风貌作为补充。就地取材，构成了中华建筑文化的诸多分支，形成了中华大地以木结构建筑为主体、多种地方形态并存的建造文化体系。

“廊腰缦回，檐牙高啄；各抱地势，钩心斗角”，是杜牧笔下美轮美奂的阿房宫。中华建筑体系之所以独立于世界之林，正是因其技、艺合蕴一身的建筑形象。《周易·系辞》提出“以制器者尚其象”这一中国传统设计思想，“见物而起意象，触类而长之”则揭示了传统营造技艺中一个至关重要的观念：“先有象而后制器”。中华建筑之华章璀璨，正得益于掌握此理。“象”，统指天地间万物之形象及其物性，譬如上古有巢氏观鸟巢之象，因而教民巢居。《周易·系辞》列举了许多由象及物建造宫室的例子。周公作明堂，上圆以象天、下方以法地，体现了天圆地方的观念意识；中国古典建筑中屋顶、梁柱、台基三部分，对应了天、人、地的自然之象；建筑开间数量和尺寸多为奇数，隐喻了以奇数代表天之阳性；宫室建筑形象“如跂斯翼，如矢斯棘，如鸟斯革，如翚斯飞”，描摹了中国建筑的翼角如飞鸟展翅之势等。“制器尚象”，指引了中华传统建筑数千年的设计思想与美学意向。

(摘编自张彤、闵天怡《华章璀璨

多元一体的中华建筑文化》)

材料二：

窑洞是黄土高原上最主要的民居建筑，在新石器时代，人们就将自然洞穴作为容身之所。最初人们开始在黄土崖上人工挖几孔窑洞，居住的过程中又发现窑洞面容易毁坏、耐久性差，就用石头或砖块等垒砌成窑腔进行保护或加固。当古人掌握了拱券结构的原理后，又利用发券技术和覆土来建造独立于地面的窑洞，称之为锢窑，现在山西、陕北一带还在使用这种建筑形式。中国有六大窑洞区，根据地域分别具有不同的特征。比如河南一带因古代中原战乱频繁，因此靠崖式窑洞较多，“一门一窗一气孔”，内部相对封闭；而陕北地区的窑洞特点则是采光好，内部通风和纳光能力强。再比如夯土技术，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很成熟了。当时已广泛使用版筑技术，把生土夹在两块木板中间，一堵一堵夯实成墙，这种古老的营造技艺现在农村中也还在用。古人在建造建筑时能够就地取材，充分发挥能动性，把当地营造材料的特性和生活需求结合得非常巧妙。古人依靠经验选择类似高岭土等具有黏性的土作为夯土材料，这种土可塑性强，夯实之后强度很高，这些说明古人对材料和结构的掌握是非常精准的。

在农耕文明背景下，以土木为主要结构的中国古代建筑几千年来在历史变迁中缓慢发展，直到今天依然为建筑建设提供着灵感与启示。当代，我国在国际上首创的全预制装配式地铁车站，就充分运用了榫卯结构的营造原理，这种建造方式大大减少了施工人数，提升了建造速度，同时还可减少建造过程中产生的建筑垃圾；在北京冬奥会场馆国家高山滑雪中心的建设过程中，设计人员利用传统吊脚楼的“吊脚”架空建造方式，在不破坏山体地形的基础上还为当地珍稀的动植物保留了活动和生长空间，也大大降低了施工难度。

建筑来源于生活和生产，生活中很多语汇也来源于营造的智慧。例如“瓦解”，就可以从瓦的制作技术上来理解这个词汇的由来。制瓦是在制陶的技术上发展而来的，因此古代的瓦也多为陶瓦。瓦片并不是直接做成半圆形的，制瓦是先将黏土烧制成筒状，再从中间锯开变成两片瓦，故而“瓦解”就代表了分离、分裂的意思。另外还有“规矩”“准绳”“水平”等词汇，都是由建筑的规范标准或营造工具引申得来。

(摘编自沈唯《中国古代建筑：

贯越古今的营造智慧》)

作为唐代最优秀的诗人之一，李白一直受到后代读者的喜爱。对李白诗歌的注释、评点、和韵、拟作等数量很多，形成丰富的接受史。但也有一些读者发现李白诗歌存在不完美的地方，因此对其进行批评，甚至删改。

对李白诗歌的删改有两种方式。第一，改动诗歌的字词。如《静夜思》宋刻本作：“床前看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山月，低头思故乡。”但在明清时期的选本中，文字逐渐发生变动。“看月光”在李攀龙《唐诗选》、王士祯《唐人万首绝句选》、沈德潜《唐诗别裁集》等选本中均为“明月光”，“望山月”在李攀龙《古今诗删》、乾隆《唐宋诗醇》等选本中均为“望明月”。经过众多名家名选的接力，以及《唐诗三百首》等普及性较大的蒙学著作的推动，《静夜思》今天通行的版本变为：“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又如《早发白帝城》：“……两岸猿声啼不尽，轻舟已过万重山。”“啼不尽”，在高棅《唐诗品汇》、王士祯《唐人万首绝句选》、沈德潜《唐诗别裁集》、乾隆《唐宋诗醇》、孙洙《唐诗三百首》等选本中，均改为“啼不住”。这些对诗歌字词的改动，并没有版本依据，是后人从审美角度出发作出的主观判断，却得到诸多选本的赞同。第二，删去部分诗句。这种删改的方式最为常见，有时删去部分诗句，会改变诗歌的体式。如《关山月》：“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戍客望边邑，思归多苦颜。高楼当此夜，叹息未应闲。”是乐府诗，陆深删去此诗后四句，刘大櫆《历朝诗约选》亦然，吴昌祺《删订唐诗解》也认为：“去后四句，竟似五言律矣。”而且，大部分选本在删节诗句时，并未向读者说明删改的情况。读者在没有其他文本参考的情况下，容易受到误导，从而对诗歌的艺术特色、作者的创作风格等产生错误的理解。

李白的诗歌并不是唯一被删改的对象。苏轼曾删去柳宗元《渔翁》的结尾两句，将其改为七言绝句，引发争论。明代的陆深受此启发，删去李白《关山月》的最后四句。苏轼也曾删改李白的诗歌。朱熹提到，苏轼在抄写李白《行路难》(其三)时，“中间节去八句”，将“前四句与后四句合焉一首”，重新组成一首诗歌。明代的朱谏认可苏轼的做法，认为“宜节而去之也”。对陆深和朱谏而言，苏轼对前人诗歌的删改行为具有表率作用。

与天才、豪放的性格和“斗酒诗百篇”的创作方式相关，李白的诗歌“飘逸绝尘”，无愧于“诗仙”的称号。但在一些批评家的眼中，李白的诗歌并非完美无瑕。如苏轼认为李诗有不少“临时率然之句”，严羽认为李诗不免“捷笔失捡”，许学夷认为“太白多露语、率语”，存在一些瑕疵。删改者从自己的审美观念出发，对李白诗中瑕疵进行删改。

那么 ， 对李白诗歌的删改 ， 具体针对哪些瑕疵?删改之后 ， 能取得什么样的效果?以题名严羽评点的《李太白诗集》为例，严羽对《白头吟》“覆水再收岂满杯，弃妾已去难重回。古来得意不相负，祇今惟见青陵台”四句不满，认为“此四句为赘，诗人好尽，往往病此”。严羽认为李白的诗歌有“赘”“尽”等缺点，删去这些诗句，不仅不影响内容表达，反而使诗歌更加“清净”、更为凝练。

与严羽相同，朱谏认为《行路难》(其三)“中间八句诚为堆叠，有犯诗家点鬼录之病，宜节而去之也”。可知，删改者认为李白诗歌意思表露太尽，虽与李白性格相符，却导致诗歌缺少韵味。

应该注意的是，诗歌中含蓄蕴藉的风格固然重要，但它并不是唯一的风格，不能涵盖所有的诗歌创作。删改者将自己的审美理念、诗学观念强加于李白诗歌之上，强行改变李白诗歌的风格，有削足适履之弊，不利于诗歌风格的多样化。

删改是读者的一种接受方式。带有负面倾向的删改，表明读者对前人作品阅读、评价的丰富性。面对前代优秀的作家和作品，读者既崇敬、模仿，也不会完全陷入“影响的焦虑”中，对古人亦步亦趋，一味夸赞，而是辩证接受。对不符合诗学思潮和审美观念的作品，读者也会有所批评，甚至进行删改。对诗歌的删改也带有一定的主观性，不同读者对同一首诗歌有不同的删改意见。　　对李白诗歌的删改，并非意味着否定李白。在选本中收录李白的作品、对李诗进行评点、在诗话中讨论李白，都足以说明读者对李白的重视和喜爱。在删改者自己的所有意见中，更多的是对李诗所蕴含精义的阐发，批评、删改意见占据的比例是比较低的。而且，删改只是针对诗歌的一些瑕疵之处进行，最终目的是呈现出更为“完美”的作品。删改的角度，如对李诗表情达意“好尽”的集中关注，也有助于认识李白诗歌的特点。

与批评意见相比，删改更进一步，是一种比较激烈的批评方式。但是，删改资料分布比较零散，对其搜集、利用都有一定的难度。若汇聚起来，形成一个“文献集群”，然后进行集中审视、研究，便能发现其价值所在。对李白诗歌的删改虽然出自不同时代、不同读者之手，涉及不同性质的著作，但相互之间有一定的关联。(　　　)这种关联表明，对李白诗歌的删改并非读者个体的随机行为，这种文学现象内部自有其发展的脉络和传统。因此，充分发掘、利用删改资料，有助于深化对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传统的认识。

(摘编自张知强《后人对李白诗歌的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