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贵阳市2026届高三年级联合考试（三）语文试卷

自然界有两种美：老鹰古松是一种，娇莺嫩柳又是一种。倘若你细心体会，凡是配用“美”字形容的事物，不属于老鹰古松的一类，就属于娇莺嫩柳的一类，否则就是两类的混合。前人有两句六言诗说：“骏马秋风冀北，杏花春雨江南。”这两句诗每句都只提起三个殊相，然而可象征一切美。你遇到任何美的事物，都可以拿它们做标准来分类。比如说峻崖、悬瀑、狂风、暴雨，沉寂的夜或是无垠的沙漠，垓下哀歌的项羽或是床头捉刀的曹操，你可以说这是“骏马秋风冀北”的美；比如说清风、皓月、暗香、疏影，青螺似的山光，媚眼似的湖水，葬花的林黛玉或是“侧帽饮水”的纳兰，你可以说这是“杏花春雨江南”的美。因为这两句诗每句都象征一种美的共相。

这两种美的共相是什么呢？定义正名向来是难事，但是形容词是容易找的。我说“骏马秋风冀北”时，你会想到“雄浑”“劲健”，我说“杏花春雨江南”时，你会想到“秀丽”“纤秾”；前者是“气概”，后者是“神韵”；前者是刚性美，后者是柔性美。

艺术是自然和人生的返照，创作家往往因性格的偏向，作品也因而畸刚或畸柔。米开朗琪罗在性格上和艺术上都是刚性美的极端的代表。你看他的《摩西像》！火焰有比他的目光更烈的吗？钢铁有比他的须髯更硬的吗？你看他的《大卫》！他脑袋里怕是藏着比亚历山大更惊心动魄的雄图吧？他那只庞大的右臂迟一会儿怕是要拔起喜马拉雅山去撞碎哪一个星球吧？

列奥纳多·达·芬奇恰好替米开朗琪罗做一个反衬。《蒙娜丽莎》那庄重中寓着妩媚的眼，那轻盈而神秘的笑，那丰润而灵活的手，艺术家们已摸索了不知几许年代，到达·芬奇才算寻出，这是多么大的一个成功！达·芬奇的天才是多方面的，他的世界中固然也有些魁梧奇伟的男子，可是他的特长确为佩特所说的，全在“能勾魂”，而他所以“能勾魂”，则全在能摄取女性中最令人留恋的特质表现在幕布上。现藏在卢浮宫的那幅《施洗者圣约翰》活像女子化身固不用说，那幅《酒神巴卡斯》也只是一位带醉的《蒙娜丽莎》。再看《最后的晚餐》中的耶稣！他披着发，低着眉，在慈祥的面孔中现出悲哀和恻隐，而同时又毫没有失望的神采，除了抚慰病儿的慈母以外，你在哪里能寻出他的“模特儿”呢？

中国古代哲人观察宇宙似乎都全从美术家的观点出发，所以他们在万殊中所见得的共相为“阴”与“阳”。《易经》和后来纬学家把万事万物都归原到两仪四象，其所用标准，就是我们老鹰配古松、娇莺配嫩柳所用的标准，这种观念在一般人脑袋里印得很深，所以历来艺术家于刚柔两种美分得很严。在诗方面有李、杜与王、韦之别，在词方面有苏、辛与温、李之别，在画方面有石涛、八大与六如、十洲之别，书法方面有颜、柳与褚、赵之别。这种分别常与地域有关系，大约北人偏刚，南人偏柔，所以艺术上的南北派已成为柔性派与刚性派的别名。清朝阳湖派和桐城派对于文章的争执也就在于刚柔嗜好不同。

纵观全局，中国的艺术是偏于柔性美的。中国诗人的理想境界大半是清风皓月疏林幽谷之类。环境越静越好，生活也越闲越好。他们很少肯跳出那“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的宇宙，而凭视八荒，遥听诸星奏乐。他们以“乐天安命”为极大智慧，因此，他们的诗也大半是微风般的荡漾，轻燕般的呢喃。过激烈的颜色，过激烈的声音，和过激烈的情感都是使他们畏避的。他们描写月的时候百倍于描写日。司空图《二十四诗品》中只有“雄浑”“劲健”“豪放”“悲慨”四品算是刚性美，其余二十品都偏于阴柔，我读《旧约·约伯记》、莎士比亚的《哈姆莱特》、弥尔顿的《失乐园》诸作，才懂得西方批评学者所谓“宇宙的情感”。回头在中国文学中寻实例，除了《逍遥游》、《齐物论》、《论语·子在川上》章、《登幽州台歌》（陈子昂）、《日出行》诸作以外，简直想不出其他具有“宇宙的情感”的文字。西方批评学者向以Sublime为最上品的刚性美，而这个词很难用来说中国诗，连一个恰当的译词也不易得。“雄浑”“劲健”“庄严”诸词都只能得其片面的意义。中国艺术缺乏刚性美在音乐方面尤易见出，比如弹七弦琴，尽管你意在高山，意在流水，它都是一样单调。

刚柔虽是两种相反的美，有时也可以混合调和，在实际上，老鹰有栖柳枝的时候，娇莺有栖古松的时候，也犹如男子中有杨六郎，女子中有麦克白夫人，西子湖滨有两高峰，西伯利亚荒原有明媚的贝加尔。说李太白专以雄奇擅长吗？他的《闺情》《长相思》《清平调》诸作之艳丽委婉，亦何减于《金荃》《浣花》？说陶渊明专从朴茂清幽入胜吗?“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又是何等气概?

（选自朱光潜《两种美》，有删改）

文本一：

涟水谣

王真波

十六岁的阿谣正蹲在渡口捶衣裳，青布围裙上绣着楚式卷云纹，繁复的曲线勾连缠绕，像极了涟水蜿蜒的河道。木槌起落间，“砰砰”声撞在河面上，惊起几只白鹭，扑棱棱掠过水面，翅膀扫过的涟漪里，映出远处岳麓山的影子。

“阿谣！这筐草药送到河西医疗队去！”阿爹的声音从码头方向传来，带着水上人特有的沙哑。他肩上扛着支老橹，橹身上刻着“楚水同舟”四个字，是爷爷年轻时在武昌府做木匠时用楚地楠木给阿爹打的。阿谣应了声，手腕一翻，把捣衣杵稳稳插进石臼里。

刚把沉甸甸的草药筐搬上乌篷船，东边突然传来一声闷响，像远处滚过的惊雷，震得枫香树叶簌簌往下掉。阿爹脸色骤变，猛地将橹插进水里。“是日本人的炮弹！快躲进船舱！”他的声音里带着从未有过的急促，手忙脚乱地解缆绳，指节因为用力而泛白。涟水像是被惊醒的巨兽，骤然翻起浑浊的浪涛，远处长沙城的方向，一股浓黑的烟柱正扶摇直上，像条贪婪的黑蛇，顺着风势朝枫香渡游爬过来，渐渐遮蔽了半边天。

河西医疗队的棚子搭在涟水西岸的溶洞里，洞壁悬着盏古旧的铜爵灯。这是医疗队的周先生从长沙城文物局抢出来的，灯盏呈爵形，三足鼎立，流口微微上扬，仿佛还在承接着远古的酒浆，灯身上的饕餮纹线条凌厉，虽被经年的油烟熏得发黑，却依旧透着股震慑人心的威严。洞角堆着些从长沙城抢运出来的文物：半块刻着楚简的竹片、一尊缺了耳的陶俑、几卷泛黄的湘绣——都是周先生和几个学生冒死抢出来的。“这些是楚人的根，不能让日本人毁了。”周先生总在换药的间隙，用干净的布擦拭这些文物，动作轻得像在抚摸婴儿的脸。阿谣记得有次他擦到那半块楚简，突然红了眼，指着上面模糊的字迹说：“这写的是‘家国’，两千多年前，楚国人就懂这个理。”

“阿谣，帮我把这包传单撒到河东去。”周先生递过来一叠用油纸包好的传单，他的手指因连日熬夜写标语而微微发颤，指节上还沾着些未干的墨痕，指甲缝里嵌着草屑——白天他要给伤员换药，夜里就着铜爵灯写传单，常常熬到天快亮。传单上印着“还我河山”四个朱红大字。

长沙会战打响的那天，涟水河像是被打翻了的胭脂盒，水色红得触目惊心。阿爹的乌篷船成了运送伤员的渡船，一趟趟在河面上穿梭，船板上的血迹擦了又染，最终结成了深色的斑块，连橹上的“楚水同舟”都被血浸得发黑。阿谣则在溶洞里帮着包扎伤口，布条用完了，就用撕成条的青布衣裳代替，指尖被药水浸得发皱，却丝毫不敢停歇——她记得周先生说，多包好一个伤口，就多一个能保家卫国的士兵。

洞壁上的铜爵灯被风刮得摇晃不定，光与影在岩壁上跳跃，照在周先生正在写的《涟水谣》歌词上。纸上的字迹龙飞凤舞，混着《楚辞》的句子：“沅有芷兮澧有兰，思公子兮未敢言——如今思的，是家国啊！”他读着读着，声音便哽咽了，手里的笔顿了顿，又在后面添了句“涟水汤汤，卫我家乡”。洞外传来伤员的呻吟声、医生的叮嘱声，还有远处枪炮的轰鸣声，这些声音混在一起，却没盖过周先生写字的“沙沙”声。突然，洞外传来密集的枪声，像爆豆般炸响。周先生反应极快，“噗”的一声吹灭铜爵灯，洞内瞬间陷入黑暗。他一把拉起阿谣，躲到溶洞深处的石缝后，掌心的冷汗浸湿了她的手腕。

透过石缝的缝隙，阿谣看见日本兵举着明晃晃的刺刀闯进棚子。“阿谣，你带着铜爵灯从后门走，把这个交给指挥部！”周先生的声音压得极低，带着急促的喘息，他把铜爵灯塞进她怀里，又将那半块楚简塞进她的围裙口袋，“这是楚人的根，不能丢！”她刚要转身，就看见周先生猛地举起一个药瓶，朝着最近的日本兵砸过去——那是他用来给伤员消毒的酒精瓶。“砰”的一声闷响后，是更刺耳的枪声。阿谣看见周先生倒在血泊里，他的眼镜片碎在地上，而镜片后的那双眼睛，永远失去了往日的光彩。

阿谣死死咬着嘴唇，强忍着不让眼泪掉下来，抱着铜爵灯往渡口跑。身后传来日本兵叽里呱啦的叫喊声，还有子弹呼啸而过的破空声。岩壁上的碎石飞溅。她一头跳进小划子，刚要划桨，就看见阿爹的船从河对岸过来，船上载满了伤员，挤得密不透风。有人的胳膊断了，有人的腿被缠得粗粗的，却还在低声喊着“杀鬼子”。阿爹的胳膊上缠着布条，渗出血迹，而那支老橹上，竟赫然插着一把日本兵的刺刀，木柄上还沾着暗红的血，橹梢的“楚水同舟”四个字，在火光下透着股悲壮。

“阿谣！快把灯举起来！给指挥部发信号！”阿爹的声音嘶哑得像是被砂纸磨过，却带着涟水浪涛般的力量，穿透了枪炮的轰鸣。阿谣猛地站起身，将铜爵灯高高举过头顶。灯盏里的火苗在风里剧烈摇晃，却始终没有熄灭，像一颗在暗夜中不屈的星子，把她的影子拉得很长，映在红得发黑的涟水上。远处，长沙会战指挥部的方向，突然传来了嘹亮的冲锋号声，激昂顿挫，与涟水的涛声、枪炮的轰鸣声交织在一起，汇成了一曲最壮烈的《涟水谣》。她仿佛看见岸上的士兵们举着枪冲了上去，刺刀在火光下闪着光，像楚地先民们举起的青铜剑。

（有删改）

文本二：

地域文化是现代文学的一重底色，各异的地域文化造就了现代作家独特的文学个性。中国社会多元的地域文化样态使在不同地域成长起来的现代作家，以各自不同的、带有原始色彩的地方经验与现代思维产生一种持续作用的张力，这种张力推动了现代文学的演进，“地域”与“现代”的耦合使得现代文学呈现出多样的面貌。正如鲁迅的书写背后是浙东，老舍的文字关联北京，沈从文以湘西为念，萧红透视的是东北，李劼人展现了巴蜀，莫言讲述高密，贾平凹关心陕北……在他们的作品中，地域不仅是一种历史性、地方性的维度，一种对于时间、空间的确证，而且作为一种文化的根脉存在。在现当代作家的书写中，地域文化是一种“在场”的体认，也是一种精神的寻根，更是一位作家独特性的根本体现。

（摘编自刘勇《大文学观视野下的地域文化意义》）

材料一：

贞观元年，太宗谓侍臣曰：“朕虽不明，幸诸公数相匡救，冀凭直言鲠议，致天下太平。”谏议大夫王珪对曰：“臣闻，木从绳则正，后从谏则圣。是故古者圣主必有争臣七人，言而不用，则相继以死。陛下开圣虑，纳刍荛，愚臣处不讳之朝，实愿罄其狂瞽^①。”太宗称善，诏令自是中书、门下及三品以上入阁议事，皆命谏官随之，有失辄谏。贞观五年，太宗谓房玄龄等曰：“朕今夙夜恒欲公等尽情极谏。公等亦须受人谏语，岂得以人言不同己意，便即护短不纳？若不能受谏，安能谏人？”贞观十六年，太宗谓房玄龄等曰：“自知者明，信为难矣。如属文之士，伎巧之徒，皆自谓己长，他人不及。由是言之，人君须得匡谏之臣，举其愆过。一日万机，一人听断，虽复忧劳，安能尽善？常念魏征随事谏正多中朕失如明镜鉴形美恶必见。”因举觞赐玄龄等数人勖之。

（节选自《贞观政要·求谏》）

材料二：

太宗制谏官随宰相入阁议事，故当时言无不尽，而治得其理。然则以是为尽听言行政之理乎？抑有未尽然者？治惟其人，不惟其法。以王珪、魏征为谏议大夫，房玄龄、杜如晦为宰相，而太宗之明，足以折中群论而从违不爽 ， 则可矣。必持此以立为永制，又奚可乎？命官图治之道，莫大乎官各明其守，而政各任于其人。庶务分治于六官，其属详其目，其长持其纲，皆有成宪之可准也。或举，或废，或倚法而挟奸私，或因时而为斟酌，各以其所效之成能为得失；然而有待于天子宰相之裁成者，则太宗之制，令五品以上更宿内省，以待访问，固善术也。下有利病得达于上，而上得诘其勤怠公私以制其败；若夫小有过误，则包含教戒而俟其改。如使谏官毛举细过以相纠，则大体失而争党起于细微，乱世之所以言愈棼^②而事愈圮也。

（节选自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二十）

【注】①狂瞽：愚妄无知，多用为谦辞。②棼：纷乱。

感皇恩^①

陆游

小阁倚秋空，下临江渚。漠漠孤云未成雨。数声新雁，回首杜陵^②何处。壮心空万里，人谁许！

黄阁紫枢^③ ， 筑坛开府^④。莫怕功名欠人做。如今熟计，只有故乡归路。石帆山脚下，菱三亩。

【注】①感皇恩：唐教坊曲名。②杜陵：地名，此处指代长安。③黄阁：本指汉代丞相办公处所，此指中书、门下省。紫枢：指掌兵的中央机关枢密院。④筑坛：汉高祖刘邦在汉中设坛场拜韩信为大将。开府：指做官做到三公的高位。汉制，三公得开府，自置官属。

（1）《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塑造了一个自信的子路形象，他设想一个中等国家夹在大国之间，并且“ ， ”，但他仍可以治理有方，做到国富民强。

（2）张若虚《春江花月夜》中，写出个人的生命是短暂即逝的，而人类的存在则是绵延久长的句子是：“ ， 。”

（3）在《论语·学而》中，孔子对有道德、有修养的君子在饮食和居住方面提出要求的句子是：“ ， 。”

“你是E人还是I人？”这句年轻人的社交暗语，却广泛出现在招聘环节，甚至还有企业公然打出“E人优先，I人勿扰”的旗号，让不少I人群体直呼“有被冒犯到”。总以性格论短长，单凭IE定去留——这种简单粗暴的“一刀切”，究竟算不算就业歧视的“新马甲”？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件事儿。

企业选才、招聘，是评估候选者与岗位适配度的过程。不同岗位有其特定的任职要求与能力门槛，是否提前在招聘公告中明确条件，本是提升招聘效率的合理做法。但现实中，部分企业却剑走偏锋，设置与岗位需求关联甚微的“无理门槛”，动辄给求职者贴上充满刻板印象的标签：能扛住压力的男性、需要被照顾的女性；没有育儿负担的“铁丁”、有生育计划的已婚人士；35周岁以下的壮劳力、35周岁之后的尴尬期。如今，“筛选标尺”中又增添了一道性格审判：能说会道的E人、容易害羞的I人、计划性强的J人、丢三落四的P人……

或许有人会就此辨驳：MBTI性格测试有系统的心理学理论支撑，长期以来广泛应用于职业测评、学习教育与家庭咨询等领域，如何与“就业歧视”扯上关系？诚然，部分岗位需要对求职者性格进行考查，但相关测试只能作为参考；徜若拿性格测试当作硬指标，“E言不合”就淘汰I人，这样的做法与“卡年龄”“卡性别”“卡第一学历”等行径并无二致，都触及了就业歧视的“红线”。

事实上，人的性格从来不是非黑即白的“固定标签”，而是流动多变的“动态存在”。人们常会因为周遭环境的变化而展现出不同的个性和态度。许多表演艺术家在生活中是敏感善思、细心严谨的I人，可一到舞台上，就立马成为张力十足、落落大方的E人；在课堂上，不少学者是E人，口若悬河、诲人不倦，但一到书斋里，便开启I人模式，潜心独处、手不释卷。

语言是社会的镜鉴。近来，一幅关于生活状态的对比描摹在青年群体中广泛流传——“从从容容、游刃有余”与“匆匆忙忙、连滚带爬”。这看似简单的两组四字词，精准勾勒出两种迥异的人生节奏与生命姿态。前者指向一种气定神闲、一切尽在掌握的优雅境界，后者则刻画了一种疲于奔命、被动应对的局促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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