备考2018年高考语文二轮专题训练：专题4 文学类文本阅读小说之主题环境

如芽

游睿

    接连几天，都有人来买树。无一例外，都是冲着那一棵金桂来的。经过他这些年的精心培育，眼前这棵金桂早已郁郁葱葱，每到八月，花香四溢，十分醒目。

    他很纳闷。树已经栽了多年，之前从无人问津，为何这段时间频频有人来买。他思考再三，想起了给儿子通个电话。树由儿子当年所栽，卖与不卖，还是应该征求儿子的意见。

    电话接通，瞬间被挂掉。他习以为常，儿子身居要职，经常开会、接待，接不了电话，正常。半小时后，儿子回了电话，说刚才正在大会上讲话。他便说起有人买树的事情，儿子在电话里哈哈一笑，说有人愿意买你就卖吧，只要价格合适，一棵树也卖不了几个钱。说完，儿子又要去开会，就挂了。

    他回到自己的院子，再次打量那棵树。那是儿子在林场上班的时候栽的，那年儿子刚参加工作。有天儿子匆匆忙忙拿回了这棵树，当时这棵树还算不上树，连苗都不算，只能算芽，仅有两片嫩嫩的叶子，趴在一个塑料花钵里，并看不出品种来。儿子说是林场落下不要的，扔了觉得可惜就拿了回来。然后儿子就和他一道将那株芽小心移出，栽在了院子里。不想十多年过去了，当初弱不禁风的嫩芽已经长成今天枝繁叶茂的大树。儿子也和这棵树一样，不断变换岗位，一直走到今天。很多时候，他甚至觉得这棵树是和儿子的命运紧紧捆在一起的。

    尽管买树的人不断前来，但他都一一拒绝。眼下，他并不需要卖这棵树，这些年，儿子对他孝顺有加，物质生活早已经超过村里人许多倍，所以他根本就不想卖树。偏偏来买树的人就是穷追不舍，价格也越发诱人，从最初的5万，现在有人竟然出到了15万，如果再这样一路高上去，他难免会心动。

    这天，又有一个人来找他。来人40多岁，短寸头，戴眼镜，自我介绍说姓方，是专程来拜访他的。他想，可能又是来买树的。

    果然，方先生开门见山，问起了这株金桂的具体种植时间。他也没避讳，就把当年种植的时间说了，然后问，你打算出多少钱？

    方先生淡淡一笑说，别急于说价格，你不想知道我为什么会来这里吗？

    他说正想问这个问题，这些天为什么老是有人来买这棵金桂树，而自己并没有对人说要卖。

    我知道这棵树是你儿子种的。方先生说。

    你怎么知道？

    你儿子在一次会上谈到了这棵树，虽然是个小型的座谈会，还是有很多人知道了。你想想，在他的岗位上，谁不想离他近点儿，所以来买这棵树的人自然多。方先生说。

    他沉吟片刻，看了看方先生说，这么说来，你不是来买树的？

    我是你儿子以前在林场工作时的同事。我只是想来看看。方先生用手摸了摸树干，感叹道，当初那么小，长得真快！

    当年他告诉过你栽这棵树的事情？他问。

    没有。方先生说，我是最近才知道他栽了这棵树。不过，方先生说到这里看了他一眼。

    你请讲。他感觉到方先生还有话。

    好吧。方先生说，当年我是林场苗圃的保管员，那年我们培植了100株金桂，可是后来发芽之后，却只剩了99株。这事儿领导们都没有发现，只有我知道，但当时我也不知道这一株金桂去了哪里。

    他顿时觉得额头冒汗。板下脸说，你的意思是我儿子偷回来的？可他告诉我说是林场不要的。

    林场怎么会不要，你不知道当时培养一株金桂是多么不容易，跟宝贝似的，哪里舍得丢？方先生叹了口气说，如果不是最近听到有人到你们家来买金桂的事情，我怎么也不会联想到是你儿子拿了一株回来。而这棵树 栽种的时间，正好吻合。

    他顿时脸色惨白。他中年得子，尽管家境贫困，但他拼尽全力把儿子供到大学毕业。儿子工作后，一直是家庭的顶梁柱，更是他无时不有的骄傲。却不想，儿子的背后却有如此不为人知的故事。他狠狠跺了跺脚说，早知道是这样，当年我肯定不会让他栽！

    方先生淡淡一笑说，要是你当年阻止了，就好了。有些东西一旦种下了，就会疯狂生长，枝繁叶茂。现在，这棵树已经不是你的了。

    是谁的？他奇怪，还能是谁的？

    有人已经给了30万元将树买下，你儿子已经收了钱。方先生说，现在只不过没来移栽而已。

    他没有告诉我已经卖了，难道你今天就是来移栽的？他问。

    不。方先生说，我是来取证的。方先生亮出了一个工作证说，我现在在检察院里工作。你儿子涉案金额巨大，半小时前已经被我的同事带走。

    他惊恐不已，赶紧拨打儿子的电话，却被告知已关机。再打，依旧是关机。

    这哪里是金桂树，这分明就是他种下的罪孽！他顿时瘫坐在地上。

那是你的故事不是我的

李良旭

    安德鲁大学毕业后，来到巴西西部山区当了一名美术老师。这一当，就是整整20年。他教的那些山区小孩，送走了一批又一批，有的长大后也像他一样成了一名美术老师。

    安德鲁创作的一幅美术作品《山村小学的阳光》，在巴西利亚美术节上参展，得了金奖。

    一天，一辆小车开进了安德鲁的学校，从车上下来几个衣冠楚楚的人。走在中间的那个人看见安德鲁，愣了好一会儿，惊呼道：“老同学，怎么会是你呀？在这里见到你，真让我太惊讶了！”安德鲁这才想起，这是他的大学同学乔治，俩人还是宿舍室友，毕业后，他们就再也没有见过面。

    安德鲁热情地拥抱着乔治，惊讶地问：“你是怎么找到这里来的？”乔治说：“我是在巴西利亚美术馆看到那幅获得金奖的作品《山村小学的阳光》后，专程找到这里来的。”安德鲁问：“有什么事吗？”乔治兴奋地说：“我现在是一名收藏家，看了你那幅《山村小学的阳光》作品后，我准备高价收购，老同学，你开个价吧。”

    安德鲁这才明白，乔治是专程来收购那件美术作品的。安德鲁无奈地耸耸肩，说：“很遗憾，我已将那幅作品送给我们学校小男生卡卡了。这是一个很有绘画天赋的学生，也许有一天，他也会成为一名优秀的画家。”

    “什么？你将那幅画送给你们学校一个小男生了，我的上帝啊，那幅画至少值40万美元啊！”乔治用手捂住胸口，一脸痛苦状。安德鲁看了乔治吃惊的神色，笑道：“噢，能值那么多钱？”乔治一把搂住安德鲁的肩膀，哀求道：“老同学，我给你60万美元，你去把那幅画要回来，怎么样？”安德鲁掰开乔治的手，一口拒绝：“如果那幅画真的值那么多钱，放在卡卡那不正合适吗？也许他将来能创作出更优秀的作品来！”

    乔治望着安德鲁，皱着眉，不解地说道：“老同学，你傻啊？60万美元啊，有了这笔钱，你马上可以改变命运，我帮你联系下，你马上到美术馆里专门从事创作，到时，你可就财源滚滚发大财了！”安德鲁也不解地说道：“我的命运现在不是很好吗？为什么要改变呢？正是我在这小山村里当老师，才创作了那幅《山村小学的阳光》，如果我离开了这里，坐在美术馆里，能创作出那样的作品吗？”乔治有些气恼地埋怨道：“咱们大学那些同学就你混得差，20年啦，你还在小山沟里，如果不是看了那幅画，我在这里意外碰到你，恐怕我这一辈子也不会到这里来。改变命运的机会就在你眼前，你却看不见，这不是傻子是什么？”

    安德鲁眺望着远处，层峦叠嶂，迢迢渺渺。只听见他喃喃地说道：“那是你的故事不是我的。我在这里，享受到人生别样的快乐和幸福，正是在这里，我的绘画，才注满了新鲜的血液和活力。”乔治再也听不下去了，他阴沉着脸，拂袖而去。

    一天，乔治在巴西利亚《巴西利亚邮报》上，看到这样一则报道：20年前，亿万富翁之子安德鲁，谢绝了父亲让他到自己公司任副总裁的邀请，孑然一人来到巴西利亚边远山村当了一名小学美术老师。20年过去了，他依然在那里当美术老师，他创作了一幅幅美术作品送给了那些山区的孩子。他送给孩子们的，不仅仅是普通的一幅画，还是一个个希望的种子。他在那边远的山村里，找到了自己的人生定位和坐标，他活在自己的故事里。

    不知不觉，乔治的眼睛里噙满了泪花，他哽咽道：“我终于懂了安德鲁说过的一句话，‘那是你的故事不是我的’。”

（《演讲与口才》2015年17期）

亮丽家园

【加拿大】爱丽丝·门罗

    花园宫的一切是如此的完美无瑕，每座房子的表情都骄傲地指出了这一点。在新盖的大房子中间，经常还能看见另一种屋子，那就是老城区像富勒顿太太家那样的老房子。这些幸存下来的老房子阴沉沉的，被围困着，显示出岁月长短不同的沉积。它们的无序和突兀、不协调的屋顶角度和斜坡，透露出某种近似原始的气息，与这些街道格格不入。

    一群邻居家的女人坐在起居室里，还有一些男人也在。玛丽知道她们在说富勒顿太太的房子。她绝望地看着窗户外头，或者盯着自己的膝盖，想方设法找出几句漂亮的解释中止这个话题。她没有成功。

    “要是我住她隔壁，”史蒂夫表情愉快而温和，显然在期待随后的笑声，“我把孩子带过去，让他们带上火柴。”

    伊迪斯道，“亲爱的，你在开玩笑，我却努力做了点什么，我给市政厅打过电话了。我说，他们至少可以让她刷刷墙，或者把那些棚屋推掉一些。”

    “还有那些鸡。”贾妮·英奇说，“我的天哪，那个味道。我知道我们住在边远地区，但怎么也没想到，我们隔壁就是家畜棚。”

    “住街对面可比住隔壁更糟糕。我都纳闷，我们干吗费半天劲要景观窗。”另一个女人说。

    史蒂夫竟然说，“按规定市政厅得给我们修条路，她的房子正好挡在我们的必经之路上。只要我们现在让市政厅通路，这样，她就得走。这是法律。”愉快的笑声响起来。

    玛丽开口之前，希望自己的声音听起来正常，既不要感情用事，也不要哆哆嗦嗦。“不过，你们想没想过，她在这里住了很久了。我们大部分人还没生出来的时候，她就已经住在这里了。”

    她拼命地想找一些别的话，比现在这些话更有力、更理智的话，但她就是找不到一句。他们的话从四面八方向她侵袭。棚屋。扎眼。肮脏。私有产权。价格。

    “她的时代已经走了。”卡尔说，“不管你明白不明白，这栋房子压低了这条街每一座房子的价格。我做这行，我知道。”

    另外一些声音也参与进来。愤怒的情绪在他们之间蔓延，在他们的声音中散发，如同一股狂热的洪流席卷了他们。

    “我们现在已经争取到每一个人了。”史蒂夫说，“用不着一家一家跑了。”道路申请书开始在他们手中传来传去。

    玛丽跪在地板上，和丹尼的拉链斗争了半天，然后站了起来，穿上外套，理了理头发，戴上手套，随即又摘了下来；她再也想不到什么能做的了，于是走向餐厅的桌子，那是通往大门的必经之路。卡尔把笔递给了她。

    “我不能签字。”她回答。她的脸刷地红了，声音战栗。“我不觉得我们有这个权利。我们没有权利。”

    “玛丽，你不在乎这里的环境吗？你也住在这里呀。”

    “哦，我，我不在乎。”想象之中，每当你支持什么的时候，总是会声音洪亮，而周围的人被你惊醒，感到羞愧不安。但，在真实生活里却不是这样。你所做的一切，不过是让自己变成大家下次一起喝咖啡时的笑料。

    “大家不是为了好玩才想赶她走。”卡尔说，“这很不幸，我们都知道。但我们得为社区着想。”

    “没错。”玛丽回答道。但是，她把双手塞进了外衣口袋，她突然想到了，他们是对的，为了他们自己，这都是他们必须做的。玛丽带上丹尼，走出了门。

    现在，你什么也做不了，除了把手插进口袋里，保留一颗不打算服从的心以外。

二十年后

【美】欧·亨利

    瑟瑟的寒风夹杂着雨意，一位巡警在马路上威风凛凛地走着。他边走边一家家打量，还不时转过头，用警惕的目光向平静的通衢大道两头远望，那甩警棍的动作多姿多彩，再加上体格魁梧，却不带傲气，俨然一个太平天下的卫士形象。

    走过一个路段的正中时，警察突然放慢了脚步。一家幽暗的五金店的门口，有个男子斜靠门站着，嘴里叼了根烟，并没点着。看到警察走过来，他抢先说话了。

    “没事，警官，我在等一个朋友，”他镇定自若地说， “二十年前约好现在相见。你听了觉得奇怪，是吗？你要是不放心呢，我可以把事情说给你听听。二十年前，这家店是一家餐馆，叫大乔·布雷迪餐馆。”

    “餐馆早五年就没有了。”警察说。

    站在门道里的那个人划着一根火柴点燃雪茄。火柴光一亮。只见这人长着个方下巴，脸色发白，目光倒炯炯有神，右边眉毛附近留着个小白伤疤。领带扣针歪别着，上面镶着颗大钻石。

    那人说：“二十年前的今晚，我跟吉米·韦尔斯在这儿的餐厅吃饭。我们俩都是在纽约长大的，多年来亲如兄弟。那时我十八，吉米二十。第二天我要去西部闯荡。在吉米看来天下似乎只有一个纽约。那天晚上我们约定，二十年后，都将在此地、此日、此时再次会面。”

    “这事倒挺新鲜。时隔二十年才又见上一面，未免太久了点。分手以后你知道你朋友的消息？”警察问。

    那人答道：“说起来我们也有过一段书信往来，但过了一两年便断了联系。但我相信，只要吉米还活着，他肯定会来赴约的。”等朋友的人掏出一块漂亮的表，表盖上镶着小宝石。

    “十点还差三分钟，”他说，“我们在这餐馆分手的时间是十点整。”

    “你在西部混得不错吧？”警察问。

    “你猜对了！吉米要是比得上我一半就好了。他是个大好人，只是有点死板。我发财可也不容易，非多长几个心眼不可。在纽约，人总是墨守成规，人要开窍得到西部去。”

    警察甩着警棍，又开步了。

    “我得走了！希望你的朋友真能来。到时候没来你就走吗？”

    “不会。”那人说，“我至少多等他半个小时。只要他还活着， 他肯定会来。再见， 警官。”

    “再见，先生。”警察说完，又继续巡逻，边走边一家家打量。

    这时，天下起了濛濛细雨，风也越刮越紧。五金店门口的那个人抽着烟还在等。

    他等了约莫二十分钟后，一位高个子大步流星穿过马路径直朝他走来。这人穿着长外套，衣领翻上来盖住了耳朵。

    “鲍勃，真是你吗？”来者不敢相信地问道。

    “吉米·韦尔斯，你来了呀！”站在门边的人高声叫了起来。

    “哎呀呀！”刚来的人也高声叫，一把抓起对方的两只手，“果然是鲍勃。我只知道只要你还活着，一定会上这儿来。唉，二十年，可真不算短呀！鲍勃，老饭馆拆了，要是如今还在，我们可以到里面再吃上一顿。在西部混得怎么样，老弟？”

    “好极了！一切如愿以偿。你变多了，吉米。奇怪，你怎么又高了两三寸呢？”

    “是呀，二十岁以后我又长个儿了。”

    “在纽约过得不错吧，吉米？”

    “还过得去。我在市里的一个部门谋了个位置。走，鲍勃，我领你到一个熟悉的地方，咱们叙叙旧。”

    两个人手挽手沿马路走着。从西部归来的那个志得意满，讲起这些年的作为。另一个把头缩在大衣领里，津津有味地听。

    十字路口有家药房，仍灯火辉煌。到了灯光下，两人同时转身瞪大眼看着对方的脸。

    从西部来的那个突然站住了，松开手臂。

    “你不是吉米·韦尔斯，”他惊叫起来，“二十年的时间的确长，但再长的时间也不会把鹰钩鼻变成个扁鼻。”

    “二十年足可以把一个好人变成坏人，”高个子说，“鲍勃，你已被捕十分钟了。芝加哥警方猜到你会到这个城市来，打了电报说想与你谈谈。放老实点，知道吗？老实才聪明。有人叫我带张条子给你，看完了我们再去局里。你到那儿窗户下看，是巡警韦尔斯写的。”

    从西部来的人打开交给他的小纸条。刚看的时候他的手还正常，但到看完时却抖得厉害。条子上只写了几句话：

    鲍勃：我准时到了约定地点。你划着火柴点烟时我发现你原来是芝加哥通缉的罪犯。我不便自己动手，便找了位便衣代劳。

吉米

（节选自《欧·亨利短篇小说选》，有删改）

风云散

    “风云散”是个小吃店，真是小，只能摆三张桌子，还不是圆桌不是方桌，是“火车座”，坐满了也就六个客人。店主在门前撑了一把太阳伞，伞下一小方桌。

    太阳伞下往往只坐着一个人：店主骆依然。一手夹烟，一手翻着晚报。不看报的时候，就看对面的棕榈和芒果树。车来车往，全不在眼里，眼里只有树的影子。

    店里忙碌的人，只一个，老公常子林，又做厨师又当服务员又当收银员，又招呼又赔笑又当采购员。忙的间隙，还会跑出来，对骆依然说，你呀，烟少抽些。骆依然把烟头朝着烟灰缸就要按下去，笑笑，你去忙你的。老公一转身，骆依然又轻吸一口，牙齿白的像水做的。附近闲逛的人，都爱看这少妇几眼：那神态安然，那举止脱俗，眼角细微的鱼尾纹也像轻烟过林梢，越过故事又藏着故事；双腮圆润，丹唇蓄艳，又是极性感的。这样的女子这样的生活，这样的夫妻这样的店，旁人难免多了许多好奇许多猜测。

    红鼻子老卢，青眼圈刘雨桦，蚊子腿梁一伟，三个男人，盯上了黄昏后太阳伞下的这位少妇。不坐里头，要坐骆依然的小方桌边。骆依然说你们自己拿凳子去。男人们也不觉服务不周，自己拿了凳子。叫了几个菜，红鼻子老卢叫骆依然撬开啤酒，骆依然叫老公开。刘雨桦说：“男人开酒，我们不喝。”骆依然说：“不喝就吃菜，我家什么都是老公做，我什么都不会做。”这当儿常子林已开了啤酒，进屋了。三个男人才注意了常子林：不足三十岁，头发茂密，眉眼里还有小年青的火花，比女主人至少要小三四岁；笑得时候，也是店小二一样谦和，不笑时，那眼神就像沉默的子弹。三个男人用眼神传递了一下紧张，赶忙又笑了，很有风度地叫骆依然也来一杯。骆依然笑笑，摇头。

    时间一长，三个男人更放肆了。红鼻子老卢伸手去桌底下，搭上了骆依然的腿。骆依然说：“老卢，是不是想吃红烧猪蹄——把你的手剁下！”声音不大，落地有声。红鼻子老卢瞧瞧屋里说：“开个玩笑开个玩笑！”惊动男主人，可能就不是玩笑了。

    三个男人还是来，但是动口不动手——不敢动。青眼圈刘雨桦问：“骆老板，你们晚上住哪儿？”骆依然指指屋里：“住上头。”原来就住隔板上，难怪店门口竖着一梯子，红鼻子老卢叹口气：“做小生意不容易的。”蚊子腿梁一伟说：“夫妻创业，共建家园哪。做小生意不容易的。”骆依然笑笑：“睡哪儿不是睡觉。”

    这天，三男人又带来了一个男人，奔驰黄有贵。黄有贵是某公司高层干部，是他们的朋友。奔驰黄有贵是开着奔驰轿车来的，给了骆依然一张名片，话没多说，只问她要了手机号码，说改日请赏光喝咖啡。骆依然说万分荣幸。另三个人面面相觑，那意思是别装正经了，我们拿不下，不信别人拿不下你。

    没几天，奔驰黄有贵真的叫骆依然去喝咖啡了。骆依然真的去了。黄有贵说，他们说你有资色，我不信，真是养在深闺人未识。你应该过有品位的生活。骆依然说，你打算给我品位？黄有贵说，直说吧，我喜欢你，要什么条件？骆依然说，你有什么条件？黄有贵说：三室一厅，一部好车，一年再给你十万，行吗？骆依然笑笑：黄总，谢谢你高看我。我要告诉你，这一切我都有过，而且比你说得要有品位得多，而且是在10年前……

    黄有贵“啊”了一声，听他们三个人说，你那个老公很……一般，怎么回事？

    骆依然说：“他也是住过监狱的，当过黑社会头头。我比他大几岁，他说我们还要论年龄吗？有些人一辈子就是一辈子，有些人一辈子过了别人几辈子的生活。我们什么都有过，也什么都会有。什么话也没有这几句话打动我，又轻又重，又远又近，不和他在一起好像没地方去了。”

    黄有贵笑起来，空洞洞的笑声：“对不起，骆依然，这实在是一个恶作剧。是他们叫我来试探你的。”

    骆依然也笑，笑得纯净：“黄总，我也是来试探你的。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你也曾进过监狱。犯事前，你是公司老总，我是另一个公司的业务员，因为业务上的事我找过你，你帮了我大忙，我一直记着你……可惜，后来，我走上了岐路。黄总，你出狱后又混出来了，我佩服你。可是，一个人什么都想有就会什么都没有，你说是不是？”

    骆依然说话时，黄有贵不断地说“是吗是吗”，像在梦里。

    后来，黄有贵、红鼻子老卢、青眼圈刘雨桦和蚊子腿梁一伟他们四人在风云散聚了一次，桌子还是拼起来的。等菜全做好了，才开席，因为常子林也加入了。常子林喝多了，大着舌头说：“各位兄弟，你们不知道，别看依然什么都不会做，没有她，风云散早就散了。”

母亲

张翎

    母亲要来多伦多探亲，苏伟请了半天假，在家收拾房间。关于母亲的住处，苏伟两口子有过一些激烈的讨论。

    苏伟觉得母亲的眼睛不好，怕上下楼梯摔跤，应该住在楼下进门的那间房。晓烨说楼下这间房是她的办公室，先不提办公桌搬起来极是笨重，电话传真电脑打印机重新布线，也要费老事。两人争执了半天，结果是苏伟的意见胜出。苏伟的意见胜出，是因为苏伟的一句话。苏伟说母亲来探亲，没有医疗保险，若真摔了，医疗费用将是一笔硕大的开销。这句话一下子把晓烨镇住了。晓烨沉吟了半天，才说：“要搬你搬，我不管。”

    机场里接了母亲，母亲的模样倒没什么大变，只是身架更是矮小了一些。母亲把鼻子凑得近近地打量儿子，不像是看人，倒像是猫在闻食。“头发哪儿去了？瘦成这个样子。”母亲摸着儿子的手，啧啧地叹气。“还是你媳妇比你强，腰圆肚圆的，一看就是身体好。”苏伟捅了母亲一下，让母亲住嘴。晓烨这些年一直在尝试各种各样的减肥秘方，最听不得人说她胖。

母亲的眼病，已经有很多年的历史了。至今回想起来，苏伟总觉得是自己偷了母亲的眼睛，自己的那份光亮，原是踩在母亲的肩膀上得来的。苏伟的父亲去世很早，他和两个哥哥都是靠着母亲在皮鞋厂工作的微薄工资养大的。母亲常年营养不良，又劳累过度，有一天突然眼睛就坏了。三个孩子就是在那个时候才真正懂事起来的。每天做完作业，就开始糊火柴盒。糊两个火柴盒能得一分钱，每天糊满一百个才睡觉。糊火柴盒的收入孩子们只上交一部分，另一部分自作主张拿去给母亲买了鱼肝油。

    母亲的眼睛时好时坏 -——却终究没有全瞎。

    后来三个孩子都成了家，大哥二哥搬出去住，苏伟也大学毕业去了省城。母亲这些年始终自己一个人过，却不愿和任何一个儿子住在一起。苏伟是母亲最疼的一个老儿子，所以当苏伟提出要母亲来多伦多探亲的时候，母亲虽有几分犹豫，最后还是来了。

    母亲是个节省的人，到了哪里都一样。在苏伟家，母亲舍不得用洗衣机和烘干机。母亲自己的衣服，总是手洗了挂在卫生间里晾干。走进卫生间，一天到晚都能看到万国旗帜飘扬，听见滴滴哒哒的水声。晓烨说地砖浸水要起泡的，卫生间总晾着衣服，来客人也不好看。晓烨说了多次，母亲就等到早上他们都上了班才开始洗衣服，等下午他们快下班了就赶紧收拾起来。地上的水迹，母亲是看不清的。母亲自己看不清，就以为别人也看不清，晓烨的脸色就渐渐难看了起来。

    母亲操劳惯了，到了儿子家里，也是积习难改，每天的头等大事，就是做上一桌的饭菜，等着儿子儿媳下班。母亲做饭，还是国内的那种做法，姜葱蒜八角大料红绿辣子，旺火猛炒，一屋的油烟弥漫开来，惹得火警器呜呜地叫。做一顿饭，气味一个晚上也消散不了。家具墙壁上，很快就有了一层黏手的油。

    后来，晓烨就带着月亮在外头吃饭，吃完了带些外卖回来，给苏伟母子吃。母亲无饭可做了，就闲得慌。母亲不仅不懂英文，母亲连普通话也说得艰难。所以母亲不爱看书看电视，更不爱出门，每天只在家里巴巴地坐着，等着儿子回来。苏伟下班，看见母亲一动不动地坐在黑洞洞的客厅里，两眼如狸猫荧荧闪光，就叹气，说妈这里电费便宜，开一盏灯也花不了几个钱。

    母亲近年学会了抽烟。母亲很是稀罕月亮，见了月亮就爱搂一搂，亲一亲。月亮说不要碰我。月亮说的是英文，母亲听不懂，却看出月亮是一味地躲。晓烨便对母亲说：月亮不习惯烟味，从小到大，身边没有一个抽烟的。母亲听了，从此再也不敢碰月亮。

    母亲的签证是六个月的，可是母亲只呆了一个半月，就提出要走。其实母亲是希望儿子挽留的。可是晓烨没说话，苏伟就不能说话。母亲虽然眼力价不好，母亲却看出了在儿子家里，儿子得看儿媳妇的眼色行事。

    航班是大清早的，天还是冷，晓烨和月亮都睡着，苏伟一个人开车送母亲去机场。一路上，苏伟只觉得心里有一样东西硬硬地堵着，气喘得不顺，每一次呼吸听起来都像是叹气。泊了车，时间还早，苏伟就领着母亲去机场的餐馆吃早饭。机场的早饭极贵，又都是洋餐洋味。苏伟一样一样地点了一桌子。母亲吃不惯，挑了几挑就吩咐苏伟打了包。母亲连茶也舍不得留，一口不剩地喝光了。母亲的手颤颤地伸过饭桌，抓住了苏伟的手。母亲的手很是干瘪，青筋如蚯蚓爬满了手背，指甲缝里带着没有洗净的泥土——那是母亲昨天在后院收拾隔年落叶留下的痕迹。

    “娃呀，你听她的，都听。妈年轻的时候，你爸也是顺着我的。”母亲说。

    母亲在将近四十的时候才怀了他，小时候母亲从不叫他的名字，只叫他娃。母亲的这个娃字在他堵得严严实实的心里砸开了一个小洞，眼泪无声地涌了出来。他跑去了厕所，坐在马桶上，扯了一把纸巾堵在嘴里，哑哑地哭了一场。走出来，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信封，塞在母亲兜里。

    “两千美金。大哥二哥各五百，您留一千。”

    苏伟陪着母亲排在长长的安检队伍里，母子不再有话。临进门的时候，他迟疑了一下，才说：“哥写信打电话，别提，那个，钱，的事。”

    送走母亲，走出机场，外边是个春寒料峭的天，早晨的太阳毫无生气冰冷如水，风刮得满树的新枝乱颤。苏伟想找一张手纸擤鼻涕，却摸着了口袋里那个原封不动的信封 ——母亲不知什么时候又把钱还给了他。苏伟坐进车里，启动了引擎，却很久没有动身。汽车噗噗地喘着粗气，白色的烟雾在玻璃窗上升腾，聚集，又渐渐消散。

神迷路了

【西班牙】罗赫尔·卡拉维格

    一个一身红衣的女孩正略显匆忙地走着。她一边走一边听音乐，还在想着将要见到的人。她边走边听边想，同时又感到喜悦、害怕和希望纠结在一起。这个红衣女孩是个美女，既有古典美的气韵，又不乏现代感。她没有年轻到天真的程度，也没有成熟到不相信世界。她的未来正在不远处等着她。她一边走一边通过耳机听着手机里的音乐，现在播放的是霹雳弗兰德斯乐队的《神迷路了》。

    正播放着这首歌时，手机地图在她耳边提示：前方50米右转。这个红衣女孩边走路边听歌边想着她的未来，心中还纠结着各种情绪，尽管这样，她还是右转了。因为她是女人，能够同时做这一切。

    在这个女孩向右转的45分钟之前，一个戴着粗框眼镜，穿着磨损的牛仔裤，身材高大有型的男孩通过WhatsApp（社交煤体）发送了一个音乐厅的位置。他是男人，认识路。他选择了最喜欢的那件T恤，一件胸前印着“霹雳弗兰德斯”的黑色T恤。最终，他出发去见那个唯一令他感兴趣的女孩，她是那种能够明白为什么那件黑色的“霹雳弗兰德斯”T恤是他最爱的女孩。虽然他出门有点晚，不过他住得近，确信自己能按时赶到。这个戴着粗框眼镜的高个男孩是个聪明的小伙子，聪明又有创造力，属于那种总得干点什么的人。他一边走路，一边注意着街道的名字，尽管差一点走过了，他还是在刚好的时刻拐了弯。因为他是男人，认识路。

穿红衣的女孩和穿磨损的牛仔裤的男孩迎面碰上了。她曾想象过101次和他的交谈。他也曾想象过101次和她的交谈。但是现在两人并肩走着，对方就在眼前，却都不知道该说点什么。面对屏幕时简单得多，但当彼此非常熟悉却不太认识的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相遇时，却是一片沉默。他们走着，不再听音乐也不再思考，因为彼此就在面前，在身边。现在他们不通过音乐，不必思考，也能强烈地感觉到对方的存在，无论是iPhone还是iPad都不需要了。手机地图已经不再跟她说应该从哪里走，因为没必要了，因为她跟着他。他们走着，两个人都未意识到自己已流露出了微笑，甚至他已经忘了他们要去哪里，因为他和她走在一起，其他的都不需要了。

    从那次见面开始，男孩和女孩的关系亲密起来。他在Twitter（网站）上展露他的才智。她在Instagram（网站）上分享她的见闻。Facebook则记录了他们的生活。白天他们在WhatsApp（网站）上聊天，晚上各自回到家后，他们又通过Skype（网络电话）煲电话粥。他们经常相互取笑。“你闭嘴吧，连上卫生间都要Google（谷歌搜索）告诉你得走几步”“得了吧，你呢？如果让你离开微信，你就连话都不会说了”……

    于是，有一天她想到一个主意。自从三个月前他们第一次见面，就是他们在拐弯时相遇的那一次，她就想给他一个惊喜。到了那一天，她送给他一个用黑纸包着的盒子。盒子里是一台最新款的导航仪。她知道他不会喜欢，她只是想看看他那张脸，对他的气愤取乐一番。这个高大有型的男孩，不但聪明，还很真诚，他成功掩饰位了意外却没能掩饰住气愤。“一个导航仪？你在开玩笑，是吗？”他憎恶GPS，因为他是男人，认识路，因为方向感就是他的地图。但是礼物其实并不是导航仪，而是两张在巴塞罗那举行的“霹雳弗兰德斯”音乐会的入场券，导航仪里保存的是音乐厅的地址。因为她是女人，把一切都想到了。

    他去接她。从马德里到巴塞罗那至少要六个小时。男孩习惯于在“汽车叭叭”软件上面发布自己的出行计划，看看能不能拼车，这样会便宜一点；但这一次是私密旅行，他决定亲自去接她，而她在说定的时间已经准备好了。上路了，他打开那台导航仪。但他是男人，这玩意儿让他头疼；他是为了她才这样做的，她笑了。导航仪开始说：“你要去巴塞罗那奥恩音乐厅，在西尔瓦娜大街13号．你想选择以下哪条路线？最快的？生态环境最好的？最便宜的？”

    两人互相看了看，微笑起来，异口同声地回答道：“最长的。”他把导航仪扔出车窗，因为迷路是最好的爱的方式。就这样，一个漂亮的女孩，像古典美人一样的漂亮女孩，和一个高大有型，聪明而有创造力的男孩，永远地迷路了。（选文略有删改）

【注】本文获得了弗恩特塔哈写作俱乐部于2014年举办的第二届“科技之神”短篇小说竞赛第一名，该竞赛的主题是“科技与日常生活”。

堂号

袁炳发

    听母亲讲，我们家从山东东平闯关东落户黑龙江时，发生过一件事。

    当时父辈兄弟三人投奔同乡至黑龙江苇子沟，立足未稳，即遭遇水灾，全镇子人陷入困顿，几乎家家缺吃少穿。

    一天深夜，我家邻居、造纸厂的会计张爷，突然被鸡叫声惊醒，以为黄鼠狼又来吃鸡，便手拎棍棒冲出门。

    冲出门的张爷，月色之下定睛一看，哪是什么黄鼠狼，是一窃贼在鸡窝行窃。此时窃贼也听见门外的动静，慌乱中丢物而逃。张爷将其所遗之物拿进屋中，亮灯一看，是个布袋子，里面装着张爷家两只芦花母鸡。

    张爷把母鸡放出之后，凑近灯下看布袋子，发现上面印着三个大字“敦本堂”。张爷想起，前些日子我大伯去张爷家借一斗玉米，正是用的这个袋子！

    当时听母亲讲这件事时，我还小，对“敦本堂”三个字不甚明白。上小学一年级后，父亲告诉我，“敦本堂”是我们这一支袁氏的堂号。那时候，家族堂号是一个标识或者说符号，更是一个家族自我建设的动力，也就是家风和对外立身的信誉。

    翌日一早，张爷拿着空袋子来到我们家，也不说话，将空袋子掷于地上，瞥我大伯一眼，鼻子哼了一声，扭头走了。

    我大伯见状，傻眼了，马上让我父亲去看下自家的布袋子在不在。

    当我父亲告诉大伯，我们家的布袋子的确不在了时，我大伯当时就哭了，说，这人丢不起呀！

    我父亲说，丢什么人，又不是我们干的，袋子是让人偷走了。

    我大伯说，谁知道是怎么回事呀？咱们百口难辩！

    我大伯哭得很伤心，感觉对不起老祖宗，没有保护好家族名声。说着，就安排我父亲和叔叔收拾东西，回山东老家东平去，不在此处丢人现眼了。

    我父亲急了：我们是敦厚本分之家，不能就这么不明不白地受冤屈。父亲掉头出去了。

    父亲要把这件事调查明白！

    事件发生时，正是阴历九月初，早晚有霜冻。夜间野兽出洞都会留下足迹，人畜如果晚间出来，踩出的痕迹也会像石膏一样凝住。我父亲在路上仔细查看，循着一趟可疑的足迹追出镇子，一追就是十几里地，追到了另一个屯子。那天半夜时分，我父亲带着两个人回来了，一个中年男人，一个十几岁的半大小子。三人直奔张爷家。

    原来，偷鸡的是那个十几岁的半大小子，中年人是他的父亲，一起过来赔罪来了。

    这件事的结果不说大家也能猜得出来，我们家和张爷家的嫌隙弥合了。这件事的发生，非但没有给我们家族抹黑，反而赢得了许多好名声，苇子沟的人一下子就接受了我们家。

    我们家以敦厚本分立家，赢得了远近邻居的信任。这件事之后，张爷在造纸厂的厂长面前，极力举荐大伯哥仨到纸厂上班。

    哥仨到纸厂上班后，专选苦脏累给钱多的活干，两三年间，就挣得一份不错的家业。而且，当时从山东来时，只有大伯一人娶亲，经过几年打拼，我父亲和叔叔每人都娶了一位好姑娘。就这样，我们家不仅没有退回到老家山东，倒是深深扎根在黑龙江了。

    扎根之后，大伯在正堂的一张桌子上，把祖辈牌位供上，把堂号“敦本堂”三个字的横幅挂于牌位上方的墙上。

    几年后，“文革”开始，“红卫兵”的“破四旧”将我家的牌位、堂号掷于火堆，焚烧一尽。

    当时，大伯为了保护堂号，和“红卫兵”们撕打起来。结果，大伯的一条腿被“红卫兵”们打伤致残。

    从此，大伯每天都郁郁不乐。几个月后，大伯去了趟县城，家里人不知他去干什么，问他也不作答，只是从他舒坦的面容上，猜测他可能是到县城做了一件大事。

    这个谜，直到大伯去世时才解开。

    那天，病中的大伯奄奄一息，我大伯母给大伯换寿衣，当大伯母除去大伯身上的旧衣时，我们袁氏家族的大人小孩，都在我大伯的前胸看到了刺上去的三个字——敦本堂。

    大伯母急忙问大伯：那次你去县城就是刺字去了吗？

    大伯吃力地点点头之后，长嘘一口气，就咽气了。

    ……

    时隔多年，回想自己为官多年，竟一尘不染，这才猛然惊觉——其实，大伯前胸上的那三个字，早已扎在我心里的最深处了。

（选自《安徽文学》2017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