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版高三一轮总复习（语文）专项对点练4　把握文本特征，练透3类论证分析题

材料一：

考古学是一门通过实物遗存研究人类过去的学科，这一性质决定了它的核心任务就是“透物见人”。考古学研究透物见人推理的基本途径分有三条：归纳、演绎与类比。

归纳就是要尽可能获取更多的材料，获取更多角度的信息，从中提炼出认识来。这是中国考古学研究所主要依赖的研究路径，广泛地发掘与占有材料，还有鼓励多学科的合作，都是为了获取尽可能丰富的信息。

所谓演绎，就是从理论出发，从一般到特殊。对考古实践而言，研究者如果没有装备理论，实际是无法认识遗存的。尽管物质遗存一直都存在，但只是有了考古学之后，它才成为研究材料。研究并不仅仅是从材料出发的，理论是研究的一个出发点。以中华文明探源研究为例，研究文明起源的理论众多，有水利说、阶级斗争说、战争说、人口说，如此等等，究竟哪一种理论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呢？从这些理论出发，可以进行推导，帮助我们关注考古遗存中的相关现象。但是，如果没有充分的理论研究，那么研究者就不知道应该重点关注哪些现象。忽视理论研究，不理解理论研究，理论来源不足，是中国考古学研究存在的主要问题之一。

考古学研究的困难之处在于从古代物质遗存到古人的行为之间存在巨大的距离，这不是我们从今天的经验可以简单推导的，因为古今并不一定一致。尽管存在着这样的问题，但是今天的观察仍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这就是类比，它是考古学“中程理论”建设的核心。中程理论是跨越物与人之间鸿沟的桥梁，是透物见人考古推理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不论是从物到人，还是从人到物，都有一定的模式可以探索，否则考古学就是不能成立的。在既往中国考古学研究中，还没有充分意识到中程理论的重要性，这导致我们的考古推理存在不少想当然的现象。中国缺少民族志与民族考古资源，不过，这部分资源可以通过借鉴西方考古学获取。

完善考古推理，需要宏观与微观上的努力。宏观上需要尊重科学精神，科学对于考古学来说，不仅仅指科技考古的方法，还指科学的一般原则：尊重真理、立足理性、合乎逻辑。尽管考古学研究有关古人的推理不可能回到过去进行检验，但是可以间接地通过实物材料进行验证。微观上是指考古推理需要综合运用三条路径的推理。考古学从物来研究人，它本质上还是研究人的。不理解一般意义上的人，是不可能理解特殊意义上的人的，古人就是特殊意义上的人。因此，考古学研究仅仅从考古材料出发是不够的，还需要从人的一般研究出发，这里包括所有与人相关的研究，尤其是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艺术等学科。理解人的状况需要在关联的网络中加以理解，这也就决定考古学不可能是孤军奋战的。要完善考古推理，需要把考古学放在有关人的研究的关联中来考虑。

(摘编自陈胜前《理论视角下百年中国考古学的回顾与展望》，有删改)

材料二：

考古地层学和考古类型学的科学化和本土化，标志着中国考古学在方法论的建设上取得了重大进步。考古地层学和考古类型学之所以能成为中国考古学的两个基本方法，从根本上讲是由考古材料的埋藏性和有形性决定的。除此之外，100年来还有很多其他学科的方法和技术加入了考古学，其来源主要是两大类，一类来自自然科学，一类来自人文社会科学。两相比较，自然科学的方法和技术更多一些。“科技考古”的出现，不仅改变了考古学的面貌，也标志着考古学的进步和水平。人文社会科学参与考古学的广度和深度虽远不如科技在考古学中的应用，但从长远看它们终究会成为考古学合作的主力军，因为离开了与人文社会科学的合作与交叉，考古学自身无法全面释读和复原古代遗存所蕴含的全方位信息和复杂多样的社会面貌。

在中国考古学理论的问题上，以往有少数学者只强调西方的理论模式，而不认为中国考古学有自己的理论。这显然是不切合实际的，因为中国考古学的百年探索和学科建设，无论如何不能说是没有理论指导的盲目实践。以夏鼐“考古学文化定名说”和苏秉琦“文化谱系论”“文明道路论”为代表的“一说两论”，构成了中国特色考古学理论体系。用中国特色的考古学理论指导中国特色的考古学实践，自然就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了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考古学派，而这个学派的特点正是一切从考古材料出发，一切从中国的史情、地情、民情、国情出发，以物论史，透物见人，把回答中华文化、中华民族、中华国家从哪里走来、怎样走来的问题作为学科目标和任务，并以此为特色屹立于世界考古之林。

(摘编自赵宾福《从东北出发：百年中国考古学的起步与进步》)

材料一：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每一种文明都在传承、演变、竞争与融合中形成关于自身文明和不同文明之间相互关系的文明观。不同的文明观不仅造就了不同的国家制度，而且影响着世界秩序的重塑。解决人类共同面临的各种挑战，需要从不同文明中寻求智慧、汲取营养，需要有宽阔的胸怀和传承文明的气度，更需要有适应时代发展的“新文明观”。这一“新文明观”就是“和”“美”“与”“共”的文明观。

文明之“和”在于平等。世界上的每一种文明都有自己生存的土壤，源于特定的经济、政治和社会条件，凝聚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智慧与精神追求，包含着特有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人类文明百花园中的每一枝“花朵”，都有其独特的魅力，对人类的文明发展作出过贡献。文明没有高低优劣之分，只有姹紫嫣红之别。人为地贬损、拒绝和排斥不属于自身母体文明的另一种文明，执意改造甚至取代其他文明，只会导致灾难性后果。

文明之“美”在于多样。世界上没有完全相同的文明，每一种文明都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集体记忆。在人类文明百花园里，既有一种文明内部表现着不同时代的生产生活方式和民族传统的文明形式，也有不同文明体之间体现着人类共同价值观念和智慧的文明形式。理性处理本国文明与其他文明的差异，维护各国各民族文明多样性，文明之树将根深叶茂。

文明之“与”在于创造。文明是一个民族的精神标识，是一个民族贡献给人类的精神瑰宝。无论是东方文明还是西方文明，无论是器物工具还是人文精神，无论是思想观念还是制度规章，不同文明体创造的精神财富，为世界发展和人类进步提供了丰富的文明选择。只有通过创新，才能为人类文明发展增添动力，激活文明进步的源头活水，创造出跨越时空、富有永恒魅力的文明成果。

文明之“共”在于包容。大海之所以“大”，因为有“海纳百川”的容量；文明之所以延绵亘古、历久弥新，因为有包容的智慧和精神。历史上，中华文明既向西方传播中国的哲学、文学、医药、丝绸、瓷器、茶叶等，也从西方吸纳音乐、绘画、文学等文明精华。在中西文明的交流中，既有中国的“四大发明”带动世界变革、推动欧洲文艺复兴的佳话，也有“西学东渐”、近代欧洲先进的天文学、医学、数学、几何学、地理学等科学知识传入中国，开阔中国人视野的神奇。平等而多元多向的交流，超越时空跨越国界的文化交融，使文明保持旺盛的生命活力，使人类的精神生活精彩纷呈。文明交流互鉴有冲突、矛盾、疑惑、拒绝，但更多是学习、消化、融合、创新。不同文明在取长补短中共同进步，在包容交流互鉴中维护世界和平。

“和”“美”“与”“共”的文明观是多元平等、美美与共、包容互鉴、创新发展的整体文明观，是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的进步文明观。

(摘编自张乾元《以“新文明观”引领人类发展进步》，有删改)

材料二：

文明的通畅交流，依赖于一定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中华文明与亚洲其他文明的丰富交流，就中华文明方面来说，是依据于中华文明的价值观和世界观，尤其是“和而不同”的观念。

《国语·郑语》记载：“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同是单一性的重复，和是多样性的协和。不同事物的调和配合是事物得以产生的根本，相同事物的单纯重复却不能生成。这种推崇“和”而反对“同”的主张，后来被孔子概括为“和而不同”的原理。这是一种真正的中国智慧，也是一种价值理想和态度，为中华文明对于文明交流和文明多样性的态度提供了世界观的基础。

“和”是多样性的协和，它所具有的一般和谐或普遍和谐的意义，更在中国文明早期便开始发展。《尚书·舜典》记载，帝舜命其乐官通过诗歌音乐，达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这说明古人非常重视音乐的和谐作用，并期望歌乐的和谐能使人与神达到一种和谐的关系。中国古人将音乐的和谐作为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族群与族群、人与天地等关系的模型，对“和”的追求成为中国文化思想的普遍理想，塑造了中华文明的思维方式、价值取向、审美追求。

把追求永久和谐作为对待外部族群的态度，在中国文明中也是源远流长。《尚书·尧典》提出：“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以后“协和万邦”便成为中国文明世界观的典范。一个和平共处的世界，是中国文明几千年来持久不断的理想。

汉魏以后，佛教从印度东传进入中国，使得中国文化不仅吸收了佛教文化，而且在意识中明确了解到在中华文明之外存在着其他的高级文明。这使得中国人开辟了多元的文明视野，而且中国文明与印度文明的交流始终是和平的。这样一个不同文明、多元宗教融合的传统，是古代中国“和而不同”观念的文化实践，中华文明所追求的和谐是以多样性共存互补为前提的和谐观。

中华文明对其他文明的包容态度，得到孔子的仁学的支持。表现在两个方面：“和而不同”与“与人为善”。“和而不同”，指包容差异，尊重差异，注重多元。而“与人为善”，包含着跟与自己不同的他者和善相处、友好对待。这两点也是处理文明关系的善好原则。遗憾的是，当今世界上还是有一些人抱持一种“异者为敌”的狭隘观念，坚持单一性的自我中心，把与自己不同的他者都看成是敌人，力图用一切手段甚至是利用武力来改变甚至消灭对方。他们所说的“异者”不仅是指民族、国家，甚至是文明。这既不符合文明发展的世界潮流，也有悖于文明交流的普遍价值。

我们相信，仅仅依靠西方现代性价值和西方文明的文明观去解决，是不可能的。我们必须开放各种探求，包括重新发掘亚洲文明的价值观和世界观，发挥“和而不同”的文明观与“与人为善”的文明态度，使当今这个令人不满意的世界得以改善。

(摘编自陈来《中华文明的文明观和文明态度》，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