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阳江市2023-2024学年高一上学期历史月考试卷（10月份）

材料一：历代商人，都明白一个基本的经营之道：要做一名成功的商人，就必须掌控整条产业链，而不仅是制造这一个环节。作为最早经营茶叶外贸生意的常家，直接把眼光投向了中国的产茶之地，他们最早开辟了南起福建武夷山等产茶之地，经江西景德镇、南昌、九江，湖北汉口、襄阳，河南南阳、洛阳，山西平遥、大同至张家口，再运往恰克图的绵延数千千米的“茶叶之路”。他们从南方贩茶叶，把制造、包装、加工、运输、批发、零售这整条产业链完全掌控在自己的手中，正是这条高效整合的产业链，造就了以晋商为代表的一代茶商的辉煌的成就。 

——摘编自《晋商史料全览》等

材料二：世界因15世纪90年代的新发现而发生了变化，欧洲再不是环球事务的边缘地带，而是世界发展的引擎。马德里和里斯本做出的决策能影响到几千英里以外的世界，如同当年从阿拔斯的巴格达、中国唐朝的洛阳、蒙古首都哈拉和林或中亚撒马尔罕发出的号令一样。如今是条条大路通欧洲。 

——摘编自彼得•弗兰科潘《丝绸之路：一部全新的世界史》

材料一：教化一词意指中国传统儒家所提倡的政教风化和教育感化。传统教化不同于当代道德教育，其作为法律中重要的一部分，源生于道德，升华于法律，在通过法律控制社会秩序的古代起到重要的作用。法律产生于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之中，从社会法学派的角度，有什么样的社会就产生什么样的法律，法律的本质代表着所在社会的本质。然而，历史事实告诉我们，孔子关于教化法思想的学说创立于春秋时代，却成就于中国的千秋万代。反观这一现象，可看出孔子的教化法思想不仅代表了春秋时代的社会属性，更反映了人类社会共存的本质规律。 

——摘编自乔冠文《孔子教化的法思想价值探析》

材料二：由于外族的入侵和自身的腐朽堕落，罗马帝国后期国力极其衰落，帝国统治者为了维护其摇摇欲坠的统治，也开始违背其制定的法律。这时，教会经常起到维护法律的作用。 

在教会里，主教和信徒极力提倡法律的权威，主张法律权威高于国王的权威，国王应服从于法律。“权力服从法律”的思想体现了基督教对法律的极度重视。为了保持教会的独立，就必须限制国王的权力，法律顺理成章地成为规约王权最有效且最有力的“杀手锏”。 

随着日耳曼族的大举入侵，当他们用野蛮的手段毁灭古罗马文明的时候，基督教会则以一个捍卫者的身份出现，把残留的古罗马法治思想的火种保留了下来。罗素说：“公元6世纪及以后几世纪连绵不断的战争导致了文明的普遍衰落，在这期间，古罗马所残留的一些文化主要借教会得以保存……教会的诸组织创造了一种稳固的体制，后来，使学术和文化在其中得到复兴。”正是这些罗马法及其法治理念的保留，才有了中世纪罗马法的复兴和人们对法律和正义的不断呼声。 

——摘编自靳浩辉《儒家的礼治传统与基督教的法治传统之比较》

材料一：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央政府初立九品，按人才优劣定品第，这在很大程度上纠正了汉末察举制被名门士族所操纵的弊端。但九品中正制中各地中正的人选皆由在朝为官的世家大族兼任，人才的任用升降。实质上仍然完全掌控于门阀士族的手中。在这种情况下，中央要巩固和加强集权显然是不可能的，与此同时，庶族地主的力量却在门阀士族逐渐衰弱的趋势下不断壮大，他们对于选官制度产生了新的政治诉求，科举制度应运而生。科举制度的推广，使各个阶层的有志之士都有机会通过科举考试来获取官职地位，从而间接地推动了地主阶层的发展，壮大了地主阶级的力量。随着唐代门第制度的废除，大量寒门子弟凭借科举考试踏上仕途，这标志着中国已经开始进入了科举时代。 

——摘编自李烁《浅析唐朝科举制度与朋党政治》

材料二：宋太祖陈桥兵变夺取政权，为了重建国家制度和秩序，针对科举制度之种种弊病，不断予以矫正。建隆三年下诏规定：“及第举人不得辄拜知举官子孙、弟侄”，且“不得呼春官为恩门、师门，亦不得自称门生”，以切断座主、门生的利益纠结，殿试制度确立之后，恩归君主。建隆四年，再次下诏，废除“公荐”制度，权贵豪门借助“公荐”，最容易上下其手，操纵科举。同时创设了全新的“给食”和“特奏名”，所谓“给食”，即为赴京考生提供食宿费用，以收取新归附之地士心；“特奏名”即照顾录取年龄较大且屡次落榜的考生。到太宗时期，取士人数明显增加，改革举措也更为大刀阔斧一些。首先，放松了对门第的限制，工商之子，亦能入仕；其次，加重了科举题目的政治化、道德化倾向；另外，推出“锁院”和“糊名”制度，士人在科举中的黜落与否，一切以程文为去留。 

——摘编自诸葛忆兵《论北宋初期科举制度之变革》

材料   大约从18世纪末叶起，随着西方商人和旅行家对中国的报道日益增加， 以往耶稣会士笔下对中国的理想主义报道被挤到一边。商人们对中国文化或者对“中央王国”的精神生活少有兴趣，只对对华贸易和赢利兴致勃勃。19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工业革命以及自然科学和技术的进步，使西方列强借助优越的技术和军事力量追求殖民扩张，追求强权的获益，并以此代替了对中国的兴趣。当时，不是中国，而是欧洲陷入了一种自大感和“欧洲中心”的精神状态中。以往对中国的和谐之音出现了反转，中国和中国人的图像已变得怪诞不经，滑稽可笑，甚至穷困潦倒，毫无希望。 

——摘编自邵灵侠《文化碰撞： 鸦片战争前后的中德文化交流》 

针对材料所述情况，请你以19世纪中期中国社会真实状况反驳材料中的观点。（要求： 观点明确，史论结合，逻辑严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