备考2024年中考语文一轮复习：名著导读之《经典常谈》

“四书”按照普通的顺序是《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前二者又简称《学》《庸》，后二者又简称《论》《孟》……这四种书原来并不在一起，《学》《庸》都在《礼记》里，《论》《孟》是单行的。

最初用力提倡这几种书的是程颢、程颐兄弟。他们说：“《大学》是孔门的遗书，是初学者入德的门径。 只有从这部书里，还可以知道古人做学问的程序。从《论》《孟》里虽也可看出一些，但不如这部书的分明易晓。 学者必须从这部书入手，才不会走错了路。”这里没提到《中庸》。 可是他们是很推尊《中庸》的。他们在另一处说：“《中庸》是孔门传授心法的书，是子思记下来传给孟子的。 书中所述的人生哲理，意味深长；会读书的细加玩赏，自然能心领神悟终身受用不尽。”这四种书到了朱子手里才打成一片。 他接受二程的见解，加以系统的说明，四种书便贯串起来了。

朱子的意思，有了《大学》的提纲挈领，便能领会《论》《孟》里精微的分别去处；融贯了《论》《孟》的旨趣，也便能领会《中庸》里的心法⋯⋯不领会《中庸》里的心法，是不能从大处着眼，读天下的书，论天下的事的。他所以将《中庸》放在第三步，和《大学》《论》《孟》合为“四书”，作为初学者的基础教本⋯⋯不过朱子教人读“四书”，为的成人，后来人读“四书”，却重在猎取功名；这是不合于他提倡的本心的。至于顺序变为《学》《庸》《论》《孟》，那是书贾因为《学》《庸》篇页不多，合为一本的缘故；通行既久，居然约定俗成了。

最初用力提倡“四书”的是程颢、程颐兄弟。 他们说：“《大学》是孔门的遗书，只有从这部书里，还可以知道古人做学问的程序。从《论语》《孟子》里虽也可看出一些，但不如这部书的分明易晓。 学者必须从这部书入手，才不会走错了路。”这里没提到《中庸》。 可是他们是很推尊《中庸》的。他们在另一处说：“《中庸》是孔门传授心法的书，是子思记下来传给孟子的。 书中所述的人生哲理，意味深长：会读书的细加玩赏，自然能心领神悟终身受用不尽。”朱子接受二程的见解，加以系统的说明，四种书便贯串起来了。

朱子说，有了《大学》的提纲挈领，便能领会《论语》《孟子》里精微的分别；融贯了《论语》《孟子》的旨趣，也便能领会《中庸》里的心法。不领会《中庸》里的心法，是不能从大处着眼，读天下的书，论天下的事的。他所以将《中庸》放在第三步，和《大学》《论语》《孟子》合为“四书”，作为初学者的基础教本。不过朱子教人读“四书”，为的成人，后来人却重在猎取功名；这是不合于他提倡的本心的。                        

(选自《经典常谈·四书第七》，有删改)

他们凭他们的智谋和辩才，给人家画策，办外交，谁用他们就帮谁。他们是职业的，所图的是自己的功名富贵；帮你的时候帮你，不帮的时候也许害你。翻覆，在他们看来是没有什么的。本来呢，当时七雄分立，没有共主，没有盟主，各干各的，谁胜谁得势。 国际间没有是非，爱帮谁就帮谁，反正都一样。 苏秦说连横不成，就改说合纵，在策士看来，这正是当然。 张仪说舌头在就行，说是说非，只要会说，这也正是职业的态度。他们自己没有理想，没有主张，只求揣摩主上的心理，拐弯儿抹角投其所好。                  

(选自《经典常谈·〈战国策〉第八》)

始皇用小篆统一了文字，不久便又有了“隶书”。 当时公事忙，文书多，书记虽遵用小篆，有些下行文书，却不免写得草率些。 日子长了，这样写的人多了，便自然而然成了一体，称为“隶书”……到了汉末，才渐渐变了，椭圆的变为扁方的，“敛笔”变为“挑笔”。这是所谓汉隶……汉初还有草书，从隶书变化，更为简便……这种草书，各字分开，还带着挑笔，称为“章草”。 魏晋之际，又嫌挑笔费事，改为敛笔，字字连书，以一行或一节为单位。 这称为“今草”。 隶书方整，去了挑笔，又变为“正书”。 这起于魏代……正书本也是扁方的，到陈隋的时候，渐渐变方了。 到了唐代，又渐渐变长了。 这是为了好看。 正书简化，便成“行书”，起于晋代。 大概正书不免于拘，草书不免于放，行书介乎两者之间，最为适用。但现在还通用着正书，而辅以行草。一方面却提倡民间的“简笔字”，将正书行书再行简化；这也还是求应用便利的缘故。

我们先人从虞夏以来，世代做史官；周末弃职他去，从此我家便衰微了。我虽然恢复了世传的职务，可是不成；你看这回封禅大典，我竟不能从行，真是命该如此！再说孔子因为眼见王道缺、礼乐衰，才整理文献，论《诗》《书》，作《春秋》，他的功绩是不朽的。孔子到现在又四百多年了，各国只管争战，史籍都散失了，这得搜求整理；汉朝一统天下，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也得记载表彰。我做了太史令，却没能尽职，无所论著，真是惶恐万分。你若能继承先业，再做太史令，成就我的未竟之志，扬名于后世，那就是大孝了。你想着我的话罢。

但是真正继往开来的诗人是杜甫。他是河南巩县人。 安禄山陷长安，肃宗在灵武即位，他从 长安逃到灵武，作了“左拾遗”的官，因为谏救房琯，被放了出去。那时很乱，又是荒年，他辗转流 落到成都，依靠故人严武，作到“检校工部员外郎”，所以后来称为杜工部。他在蜀中住了很久。 严武死后，他避难到湖南，就死在那里。他是儒家的信徒；“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是他的素志 [8] 。又身经乱离，亲见了民间疾苦。他的诗努力描写当时的情形，发抒自己的感想。唐代以诗 取士，诗原是应试的玩意儿；诗又是供给乐工歌妓唱了去伺候宫庭及贵人的玩意儿。李白用来抒 写自己的生活，杜甫用来抒写那个大时代，诗的领域扩大了，价值也增高了。而杜甫写“民间的实 在痛苦，社会的实在问题，国家的实在状况，人生的实在希望与恐惧”[9]，更给诗开辟了新世界。

他不大仿作乐府，可是他描写社会生活正是乐府的精神；他的写实的态度也是从乐府来的。 他常在诗里发议论，并且引证经史百家；但这些议论和典故都是通过了他的满腔热情奔迸出来

的，所以还是诗。他这样将诗历史化和散文化；他这样给诗创造了新语言。古体的七言诗到他手里正式成立；古体的五言诗到他手里变了格调。从此“温柔敦厚”之外，又开了“沉着痛快”一派 [ 10] 。五言律诗，王维、孟浩然已经不用来写艳情而用来写山水；杜甫却更用来表现广大的实在 的人生。 他的七言律诗，也是如此。他作律诗很用心在组织上。 他的五言律诗最多，差不多穷尽 了这体制的变化。他的绝句直述胸怀，嫌没有余味；但那些描写片段生活印象的，却也不缺少暗 示的力量。他也能欣赏自然，晚年所作，颇有清新的刻划的句子。他又是个有谐趣的人，他的诗 往往透着滑稽的风味。但这种滑稽的风味和他的严肃的态度调和得那样恰到好处，一点也不至于减损他和他的诗的身分。
注释：[8]杜甫《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9]胡适《白话文学史》[10]《沧浪诗话》说诗“大概有二： 曰优游不迫，曰沉着痛快”。“优游不迫”就是“温柔敦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