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编版（部编版）2023-2024学年历史选择性必修一 第三单元 法律与教化 质量检测

材料一：当法律和道德发生冲突时，先秦时期不同派别的主张不同。《论语》记载孔子“子为父隐、父为子隐，直在其中”。《商君传》记载商鞅“至治，夫妻交友不能相为弃恶盖非(盖非：相互掩盖)，而不害于亲，民人不能相为隐”。

——摘编自许世英等《中国古代法制中的法律与道德》

材料二：

材料：同治年间，浙江余姚举人杨乃武与葛毕氏(小白菜)被怀疑通奸杀夫。在审理时，知县刘锡彤受道听途说影响，认定二人有奸情，因而刑讯逼供迫使二人认罪。此案惊动朝廷，在数度更审后终获清白。该案由于其强烈的现实感，成为后世研究中最为吸引人眼球的作品。关于冤案的成因，可以排除因官员受贿制造冤狱的可能，造成冤案的真正原因是浙江各审案有关人员的渎职所致。无独立人格身份的小白菜在本案的司法过程中根本没有话语权，无法申冤，也是导致该案成冤案的关键因素之一。究其根本，与当时清代法律制度乃至整个社会状况都有着紧密的关系，刑讯逼供和秘密审判为冤案的形成提供了制度基础。关于冤案平反的原因，首要原因是朝廷通过复查该案，敲打地方督抚，重振自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始逐渐衰落的皇权，进而改变内轻外重的权力格局。另外，该案还引起外国人重视，有某外使在总署中宣言：“贵国刑狱，不过如杨乃武案含糊了结耳。”反映出该案的昭雪也受到外国舆论的压力，有改善中国形象的考虑。此外，《申报》的跟踪报道和大肆宣传起了很大作用。正如一名外国学者说的，杨乃武案得以广泛传播并被证实为冤案，在很大程度上要感谢《申报》充满活力的记者们。

——改编自韩剑尘、林晓凤《晚清杨乃武与小白菜案的学术史考察与反思》

解读材料中的信息，提炼观点，并结合所学知识加以论述。(要求：观点明确，史论结合，论述充分)

材料一：中国古代法制在法的规范中也体现礼教价值观，“依法断案”也是“合礼裁判”，在司法实践中往往会遇到违法而合礼教或不违法而违背礼教的行为，即“法外之情”和“法外之非”。“八议”制度是中国古代法制中的一项重要制度。所谓“八议”，是指亲(皇亲国戚)、故(皇帝的故旧)、功(功劳卓著的人)等八种人的犯罪，司法机关不自行处理，要先交大臣“议罪”，再奏请皇帝最终裁决，古代的诉讼虽然也收集使用物证人证，但更重视口供，以口供作为定案的主要根据。在通常情况下，没有认罪的口供是不能定案的，这就导致刑讯逼供。在中央，秦汉的廷尉、唐宋明清的刑部，一般都要受制于丞相、内阁等中央行政中枢；在地方，秦以后由郡守、县令等各级地方行政机关掌握司法审判。

——摘编自王继尧《论中国古代司法制度的演变及特点》

材料二：1649年1月，英国有史以来最重大的审判即将举行。克伦威尔等下议院议员之所以选择公开审判国王查理一世，不仅仅是为了遵守普通法律传统、防止未来的暴政，更是为了让全世界见证他们进行的是正义的事业。律师约翰·库克在公诉书中开门见山地宣告查理·斯图亚特“受托行使的有限统治权是国家法律所赋予的，此外并无其他来源。从他接受托付时起，他就应实践为人民谋利益的誓言、履行维护人民权利和自由的职责”。随后，公诉书列举了国王的暴政，指出被告“是导致这个国家的无数自由人民被杀的罪魁祸首”。在公诉词的最后一段，检察官宣告：“本人约翰·库克代表英国人民控告查理·斯图亚特的叛国阴谋和其他罪行构成暴君、叛国贼、杀人犯和英国人民公敌，并且请求法庭责令英国国王查理·斯图亚特对上述各点一一进行回答。由此所引发的一切程序、检验、审讯、刑罚以及判决都应当是符合正义的。”1月27日，特别法庭做出判决：本法庭宣判查理·斯图亚特，作为暴君、叛国者、杀人犯和本国善良人民之公敌，应被处以身首异处的死刑。

——摘编自【英】杰弗里·罗伯逊《弑君者：把查理一世送上断头台的人》

材料：

——摘编自《唐律疏议》《罗马民法大全》

阅读表格中《唐律疏议》和《罗马民法大全》的内容，提取至少两项互相关联的信息，并结合所学知识予以说明。(要求：提取信息准确，相互关联，言之成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