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树德名校2023-2024学年高三上学期语文开学检测试卷

材料一：

拉美魔幻现实主义上世纪八十年代在中国的登陆，除了作家们以开放的胸襟和创新的热望去自觉汲取外，他们知识结构和文化素养中的传统文学因子的迎合也是不可忽视的。中国传统文学本身就具有对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认同空间。中国本来就有着极悠久的魔幻文学传统，中国文学中的志怪一脉源远流长。拉美魔幻现实主义译介进来以后，骤然契合并接通了中国已有的魔幻文学的审美旨趣。使中国作家很容易从心理上认同与接纳它。

作家汪曾祺曾说“中国是一个魔幻小说大国，从六朝志怪到《聊斋》，乃至《夜雨秋灯录》，真是浩如烟海。”中国确实有自己的魔幻文学传统。中国古代的魔幻文学主要由志怪小说和神魔小说组成。追溯起来，中国的志怪小说和神魔小说的始祖应该是神话《山海经》。《山海经》是中国第一部集中记录神话片段和原始思维的奇书，书中历述怪兽异人的地域分布和由此产生的神话和巫术幻想，其中有不少人神禽兽虫鱼异类合体的神奇想象，如人面鸟身，人面鱼身等。

西汉末年，因刘歆校定《山海经》，激起一股志怪小说的写作热潮，出现了托名东方朔的《神异经》《十洲记》等。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志怪小说越发盛行。主要有干宝的《搜神记》等。在这些志怪小说中，写到了人鬼之间、人神之间、人与异物之间的种种变化互生，充满了神秘色彩，如《搜神记》“韩凭夫妇”写韩凭夫妇的精魂化为相思树和鸳鸯鸟的故事。在唐代主要是中、晚唐，以志怪述异为特色的作品有《玄怪录》《续玄怪录》，在宋代则有洪迈的《夷坚志》等。《夷坚志》记录了两宋之际政局变乱的怪异征兆，以及人们神神鬼鬼的生活，它把历史和虚幻、人事和怪异相交织，语多怪力乱神。

明代吴承恩的《西游记》是我国最伟大的神魔小说，它将玄奘取经的真实事件杂以神奇传说和佛教故事，描绘了一个光怪陆离的神话世界。明代的神魔小说还有许仲琳的《封神演义》。《封神演义》主要叙写殷商与周的争斗，即武王伐封的一段史实。小说中，同属道教的阐教和截教却分为有善恶正邪之分的神魔两方，他们出于各自的目的或辅助武王，或助封为虐。作品写了许多奇形怪貌的人物及其奇能怪技，如雷震子肋下生有可飞翔的肉翅，双手能发雷刮风；哪吒系莲花化体，生有三头六臂。

清代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也是一部带有极浓志怪色彩的作品，它将狐鬼世界和现实人间相互错综，显得亦真亦幻，扑朔迷离。

可见，鬼魅玄怪的叙述在中国古典时期的小说中是较为常见的。这些小说尤其容易让人联想到拉美的魔幻现实主义。从上述方面可以看出，拉美的魔幻现实主义契合了我国魔幻文学传统，所以能受到中国作家的青睐。也正因如此，中国作家在对其进行借鉴时，比借鉴其他外国文学似乎来得更自然、更亲切和更成功。

（摘编自曾利君《魔幻现实主义与中国当代文学》）

材料二：

现在我们再看六朝时的小说怎样？中国本来信鬼神的，而鬼神与人乃是隔离的，因欲人与鬼神交通，于是乎就有巫出来。巫到后来分为两派：一为方士；一仍为巫。巫多说鬼，方士多谈炼金及求仙，秦汉以来，其风日盛，到六朝并没有息，所以志怪之书特多。像《博物志》全是怪诞之说，是受了方士思想的影响。

此外还有一种助六朝人志怪思想发达的，便是印度思想之输入。因为晋、宋、齐、梁四朝，佛教大行，当时所译的佛经很多，而同时鬼神奇异之谈也杂出，所以当时合中、印两国的鬼怪到小说里，使它更加发达起来。

明代的神魔小说也受了当时宗教、方士之影响。其时有方士李孜，释家继晓，都以方技杂流拜官，因之妖妄之说日盛，而影响及于文章。况且历来三教之争，都无解决，大抵是互相调和，互相容受，终于名为“同源”而后已。《封神传》的思想，也就是受了三教同源的模糊的影响。助周者为阐教，助殷者为截教。我以为这“阐”是明的意思，“阐教”就是正教；“截”是断的意思，“截教”或者就是佛教中所谓断见外道。总之是受了三教同源的影响，以三教为神，以别教为魔罢了。

（摘编自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

材料三：

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寻根文学”较多地受到了以马尔克斯为代表的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的影响。他们以“魔幻现实主义”的表现和写作手法来表达对中国神秘而古老的民族传统的寻根。

“寻根文学”是一次中国作家在文学艺术中寻找民族文化、民族文学和民族意识的一种自我觉醒。寻根作家在文学和美学上对民族文化进行重新认识和挖掘，寻找其积极向上的一面，体现了中国文化的思想内核。它以弘扬中国的优秀民族文化为己任，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进行肯定和发扬。

总之，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魔幻现实主义在中国走出了一条创新和独特的路。中国魔幻现实主义，在意义上、表现方式上，都变成一种独立的体裁，在世界文学上也得到应有的位置。通过对魔幻现实主义的文学创作实验，中国作家发现，不用把现代与传统对立起来，从现代角度来看，传统文化中也有深刻思想。李杭育的说法，会代表许多作家的共识，“东方人有自己特有的思维方式和他的精神上的某些长处”。

（综合摘编自高岩《“魔幻现实主义”对中国“寻根文学”的影响研究》和伍来智《中国新时期文学接受魔幻现实主义的文学语境》）

吴召儿

孙犁

我们机关搬到三将台，是个秋天，枣儿正红，芦苇正吐花。我们来了一群人，不管牛棚马圈全住上，当天就劈柴做饭，上山唱歌，一下就和老乡生活在一块儿了。

我组织民校妇女识字班，课程第一是唱歌，歌唱会了，剩下的时间就碰球。山沟的青年妇女们，碰起球来，真是热烈，整个村子被欢笑声浮了起来。

一天，我翻着点名册，随便叫了个名字：“吴召儿！”

我听见嗤的一声笑了。抬头一看，在人群末尾，靠着一根白杨木柱子，站起一个女孩。她正在背后掩藏一件什么东西，好像是个假手榴弹，坐在一处的女孩子们望着她笑。她红着脸转过身来，笑着问我：“念书吗？”

“对！你念念头一段，声音大点儿。大家注意！”

她端正地立起来，两手捧着书，低下头去，就念开了，书念得非常熟快动听。就是她这认真的念书态度和声音，不知怎的一下就印进了我的记忆。下课回来，走过那条小河，我听到了只有在阜平才能听见的那激动的水流的声响，听到在这山草衰白柿叶霜红的山地，还没有飞走的一只黄鹂的叫唤。

十一月“反扫荡”。我当了一个小组长，我们的向导老不来。我跑到村长家里去找，村长散披着黑羊皮袄，见我就笑着说：“男的分配完了，给你找了一个女的！”

“女的就女的吧，在哪里呀？”我说。

一个女孩子跑出来，穿着一件红棉袄，一个新鲜的白色挂包，斜在她的腰里，装着三颗手榴弹。

“真是，”村长也在抱怨，“这是‘反扫荡’呀，又不是到区里验操，也要换换衣裳！红的目标大呀！”

“尽是夜间活动，红不红怕什么呀，我没有别的衣服，就这一件。”女孩子笑着，“走吧，同志！”说着就跑下坡去。

在路上，她走得很快，我跑上前去问她：“我们先到哪里？”

“先到神仙山！”她回过头来一笑，这时我才认出她就是那个吴召儿。

“到了神仙山，我有亲戚。”她说，“我姑住在山上，她家的倭瓜又大又甜。今天晚上，我们到了，我叫她给你们熬着吃个饱吧！”

天黑的时候，我们才到了神仙山的脚下。她爬得很快，走一截就坐在石头上望着我们笑，像是在这乱石山中，突然开出一朵红花，浮起一片彩云来。

北斗星转下山去，我们才到了她姑的家。

“这都是我们的同志。”吴召儿大声对她姑说，“快给他们点火做饭吧！”老婆子拿了一根麻秸，在灯上取着火，就往锅里添水。吴召儿和她姑有说不完的话。

“你爹给你买的新袄？”姑问。

“他哪里有钱？是我给军队上纳鞋底换的。”

第二天，我们在这高山顶上休息了一天。

以后每天黎明，吴召儿就把我唤醒，一同到那大黑山的顶上去放哨。山顶不好爬，又危险，她先爬到上面，再把我拉上去。山顶上有一丈见方的一块平石，长年承受雨水，被冲洗得光亮又滑润。我们坐在那平石上，月亮和星星都落到下面去，我们觉得飘忽不定，像活在天空里。

这一夜下起大雨来，雨下得那样暴。在这样高的山上，我们觉得不是在下雨，倒像是沉落在波浪滔天的海洋里。风狂吹着，那块大平石也像要被风吹走。

吴召儿紧拉着我爬到大石的下面，不知道是人还是野兽在那里铺好了一层软软的白草。听到四下里山洪暴发的声音，雨水像瀑布一样，从平石上流下，我们像钻进了水帘洞。

一清早放晴，我们就看见从邓家店起，一路的村庄，都在着火冒烟。我们看见敌人像一条虫，在山脊梁上往这里爬行。一路不断响枪，那是各村伏在山沟里的游击组。吴召儿说：“今年，敌人不敢走山沟了，怕游击队。可是走山梁，你就算保险了？兔崽子们！”

敌人的目标，显然是在这个山上。吴召儿把身上的手榴弹全拉开弦，跳起来说：“你去集合人，我去截兔崽子们。”她在那乱石堆中，跳上跳下奔着敌人的进路跑去。

我喊：“红棉袄不行啊！”

“我要伪装起来！”吴召儿笑着，一转眼的工夫，她已经把棉袄翻过来。棉袄是白里子，这样一来，她就活像一只逃散的黑头的小白山羊了。一只聪明的、热情的、勇敢的小白山羊啊！

她登在乱石尖上跳跃着前进。那翻在里面的红棉袄，还不断被风吹卷，像从她的身上撒出的一朵朵的火花，落在她的身后。

当我们集合起来，从后山上跑下，来不及脱鞋袜，就跳入山下那条激荡的大河的时候，听到了吴召儿在山前连续投击的手榴弹爆炸的声音。不知她现在怎样了。我能断定，她的生活和历史会在我们这一代生活里放光的。

1949年11月

（有删改）

贞观元年，太宗谓黄门侍郎王珪曰：“中书所出诏教，颇有意见不同，或兼错失而相正以否。元置中书、门下，本拟相防过误。人之意见，每或不同，有所是非，本为公事。或有护己之短，忌闻其失，有是有非，衔以为怨。或有苟避私隙，相惜颜面，知非政事，遂即施行，难违一官之小情，顿为万人之大弊，此实亡国之政，卿辈特须在意防也。隋日内外庶官，政以依违，而致祸乱，人多不能深思此理。当时皆谓祸不及身，面从背言，不以为患，后至大乱一起，家国俱丧，虽有脱身之人，纵不遭刑戮，皆辛苦仅免，甚为时论所贬黜。卿等特须灭私徇公，坚守直道，庶事相启沃，勿上下雷同也。”因令诸司，若诏教颁下有未稳便者，必须执奏，不得顺旨便即施行，务尽臣下之意。

贞观四年，太宗问萧瑀曰：“隋文帝何如主也？”对曰：“克己复礼，勤劳思政，每一坐朝，或至日昃，五品已上，引坐论事，宿卫之士，传飧而食，虽性非仁明，亦是励精之主。”太宗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此人性至察而心不明。夫心暗则照有不通至察则多疑于物又欺孤儿寡妇以得天下恒恐群臣内怀不服，不肯信任百司，每事皆自决断虽则劳神苦形，未能尽合于理。朝臣既知其意，亦不敢直言，宰相以下，惟即承顺而已。朕意则不然，以天下之广，四海之众，千端万绪，须合变通，皆委百司商量，宰相筹画，于事稳便，方可奏行。岂得以一日万机，独断一人之虑也。且日断十事，五条不中，中者信善，其如不中者何？以日继月，乃至累年，乖谬既多，不亡何待？岂如广任贤良，高居深视，法令严肃，谁敢为非？”

（节选自《贞观政要》）

病后登快哉亭^①

贺铸

经雨清蝉得意鸣，征尘断处见归程。

病来把酒不知厌，梦后倚楼无限情。

鸦带斜阳投古刹，草将野色入荒城。

故园又负黄华^②约，但觉秋风发上生。

登快阁

黄庭坚

痴儿了却公家事，快阁东西倚晚晴。

落木千山天远大，澄江一道月分明。

朱弦已为佳人绝，青眼聊因美酒横。

万里归船弄长笛，此心吾与白鸥盟。

【注】①快哉亭：位于彭城（今徐州）东南，本诗是诗人被贬徐州病后所作。②黄华：菊花。

城市垃圾问题古已有之。那么，古人是如何管理的呢？

早在商代，对垃圾管理就已到了残酷的地步。《韩非子·内储说上》写道：“殷之法，弃灰于道者断其手。”“灰”，就是垃圾。这种严酷的刑罚一直被沿用到周朝，在收效甚大的同时，也导致民间（A）。到了秦朝，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汉书·五行志》上写道：“秦连相坐之法，弃灰于道者踪。”这样的处罚和断手相比，表面上变轻了，但脸上的记号就成了耻辱，以此来（B）。

那么古代有没有专门负责管理垃圾的人员？在周朝随着城市日益发展壮大，相关的“环保机构”（C）：如果管理不力，管理人员也将受到处罚。到了盛唐，对城市垃圾的管理同样严格。据《唐律疏议》记载：“其穿垣出秽污者，杖六十；出水者，勿论。主司不禁，与同罪……”

很多关于城市垃圾管理的范例从古至今让人匪夷所思，但是难道我们不能否认这种强制执行的法令的确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吗？

回目，即书的纲目、眉目，是中国章回体小说独有的艺术形式。徐岱先生在《小说叙事学》中论云“叙事之于小说犹如旋律之于音乐、____、____、____，以及意象之于诗歌，是小说之为小说的形态学规定。”而回目其主要功能就是“叙事”，即“用最精练的语言概括某回书的故事梗概”，基本格式是“人名、地名、事件的相加”。而明末清初以来，回目愈来愈追求形式美。《红楼梦》其回目因极富修辞美、词句美而成为“叙事基础上”的“精美”艺术品和章回体小说回目的典范。

吹灭别人的灯，并不会让自己更加光明；阻挡别人的路，也不会让自己行得更远。

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如果世界上只有一种花朵，就算这种花朵再美，那也是单调的。以上两则材料出自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以生动形象的语言说出了普遍的道理。请据此写一篇文章，体现你的认识与思考。

要求：选准角度，确定立意，明确文体，自拟标题；不要套作，不得抄袭；不得泄露个人信息；不少于800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