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高考语文新高考Ⅱ卷真题变式·分层精准练：第1题

材料一：

搞好调查研究，一定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广泛听取群众意见。人民群众的社 会实践，是获得正确认识的源泉，也是检验和深化我们认识的根本所在。调查研究成果的 质量如何，形成的意见正确与否，最终都要由人民群众的实践来检验。毛泽东同志 1930 年 在寻乌县调查时，直接与各界群众开调查会，掌握了大量第一手材料，诸如该县各类物产 的产量、价格，县城各业人员数量、比例，各商铺经营品种、收入，各地农民分了多少土 地、收入怎样，各类人群的政治态度，等等，都弄得一清二楚。这种深入、唯实的作风值 得我们学习。领导干部进行调查研究，要放下架子、扑下身子，深入田间地头和厂矿车间， 同群众一起讨论问题，倾听他们的呼声，体察他们的情绪，感受他们的疾苦，总结他们的 经验，吸取他们的智慧。既要听群众的顺耳话，也要听群众的逆耳言；既要让群众反映情 况，也要请群众提出意见。尤其对群众最盼、最急、最忧、最怨的问题更要主动调研，抓 住不放。这样才能真正听到实话、察到实情、获得真知、收到实效。

调查研究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树立求真务实的作风，具有追求真理、修正错误 的勇气。现在有的干部善于察言观色，准备了几个口袋，揣摩上面或领导的意图来提供材 料。很显然，这样的调查是看不到实情、得不到真知、做不出正确结论的。调查研究一定 要从客观实际出发，不能带着事先定的调子下去，而要坚持结论产生在调查研究之后，建 立在科学论证的基础上。对调查了解到的真实情况和各种问题，要坚持有一是一、有二是 二，既报喜又报忧，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

(摘自习近平《谈谈调查研究》)

材料二：

社会科学并不拥有像自然科学一模一样的实验室，那是没有人能否认的。但是，如果 说社会科学研究者并不能控制他所要观察的现象，那也并不完全正确。其实不过是控制的 技术问题，而不是能不能控制的问题。

在物理实验里用斜面滚球来实验引力，斜板这实验因子并不影响所要观察的引力现象， 因为实验者在计算球动的速率中会考虑到这斜板的因子——换一句话，所谓实验并不是孤 立现象，而是把所有发生作用的因子都加以充分考虑的意思。

观察社会现象时，如果我们能确知观察情境各种因子对于被观察现象所起的作用，我 们同样可以达到自然科学的实验中所具备的条件。在技术上，观察社会现象比观察自然现 象更为困难。社会现象并不限于人的动作，而且包括人的动机；动机又受着人所接受的那 一套认为应当如是的规律支配，这套规律是社会所共有的，而且是在时间里累积下来的— —这是人的生活适用于他所处的具体环境的方法，是在人和物的接触中，在动作里，给人的满足与否的结果里，选择和淘汰出来的，而且也永远在变动之中——在这里我们可以见到社会现象有着不能分的两部分：一部分我们可以在体外看得到的，另一部分，在体外是 看不到的。这第二部分必须由经验者本人用语言表达出来，才能使旁观的人明白。观察社会现象的困难常发生在第二部分。

谈到这里，我愿意提出最重要的问题来了。那就是社会现象的研究工作中观察者必须 和被观察者取得充分合作。合作还不够，必须不分观察者和被观察者而大家一同来分析大 家的经验。

我在上边已说到科学的观察必须充分确认现象发生的情境，考虑到一切会影响现象的 因子。这是实验的真正意义。观察社会现象时， 因为语言材料的重要，最容易影响叙述现 象正确性的是调查者和所要观察的现象的人事关系。有些不肯正视这关系的学者，只提出 一个“客观”的空洞概念。但是“客观”是什么意思呢？是指对观察的现象没有兴趣，或 是没有关系么？这是不可能的。

一个人去观察一个现象必然是有兴趣的。你自己可以不问这问题，可是被观察的人是 不会不问这问题的。你不能不和这些人接触，谈话，问问题。这些人必然要问：“这人为什 么要来问我们呢？ ”——这问题问得对的， 因为一切调查的结果必然会影响到被调查者的 生活的，不论是好是坏。你说“客观”，人家不能承认，而且人家是对的，因为实际受到影 响的是他们，他们不能不防。于是调查者逢着“秘密”和“撒谎”了。其实被调查者的“秘 密”和“撒谎”是调查者的“秘密”和“撒谎”的反映。人事很像镜子，你对别人的态度 反射成了别人对你的态度。

科学的社会研究第一是要认清自己的立场和目的。如果你是想去“敲诈”被调查的人， 那么你绝不会得到可靠的材料。天下没有不知道自卫的人，社会科学绝不能从“斗智”的 方法上得来。换一句话说，社会研究必须站在被调查者的利益上，你如果要研究乡村，你

必须同情农民，为他们服务，你的研究结果必须是有利于农民的，不但你存心是如此，而 且你要用事实来证明，使农民相信你。正像一个医生对一个病人，病人没有理由去欺骗医 生，正因为欺骗的结果是自己受害。

       一个研究的人是站在“不知”的地位，被问的是站在“已知”的地位。前者对后者是 “学习”而不是“拷问”，态度上应当是“尊重对方”“执疑待决”，这种态度必然会得到对 方的尊重和友谊， 因而乐于帮助你。

(摘编自费孝通《亦谈社会调查》)

材料一：

2020年10月，《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的印发，描绘了未来15年我国学校美育现代化的远景目标和宏伟蓝图。和以往的政策相比较，其站位更高、系统性更强、保障力度更大，充分体现了党和国家推动学校美育升级转型的意志和决心。

进一步深化了对学校美育的认识。《意见》丰富了美育的内涵，深化了对学校美育功能和地位的认识。一是美育不仅仅是艺术审美教育，更不只限于艺术技能教育，还是心灵教育、想象力和创新意识的教育，从而超越了狭隘化的美育观，走向了融合或综合的大美育观。二是对美育功能的认识上有所拓展，在注重个体精神享用和发展功能的同时，关注美育的文化传承和社会发展功能，即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弘扬中华美育精神和增强文化自信。三是进一步提升了美育的地位。改革开放后，有关教育方针的表述中曾一度不提美育，把美育视为德育的组成部分或有效路径，而今学校美育被作为立德树人的重要载体，标志着学校美育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并有了更明确的方向性要求。

构建了更为系统的学校美育体系。《意见》系统构建了适合新时代特征和要求的学校美育体系，提出了学校美育发展史上迄今为止最为清晰详尽的顶层设计和整体架构，明晰了新时代深化美育改革的方向、方案、方式、方法，明确了未来3年和未来15年全面加强和改进学校美育工作的时间表和路线图。

（摘编自2020年12月30日《中国教育新闻网》）

材料二：

美育是审美教育、情操教育、心灵教育的有机统一，对于提升人的审美素养、道德情操、人格修为、精神境界具有重要意义。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强调，要全面加强和改进学校美育，坚持以美育人、以文化人，提高学生审美和人文素养。当前，在“五育融合”的背景下，补齐学校美育“短板”，构建科学系统的学校美育体系，已然成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当务之急。

廓清学校美育的意涵界域和核心特质，是构建新时代学校美育体系的先决条件。何谓“美育”?目前学界有两种认识：一是“狭义论”，认为美育是“艺术教育”；二是“广义论”，认为美育是“素质教育”抑或“情感教育”。马克思主义美学从人类的本质出发，指出“审美活动”是人的劳动实践的特殊方式，“审美需要”是人之为人的内在规定和生命追寻，“审美关系”则是架构起人的“理性王国”和“感性王国”之间的桥梁，人最终要在“真善美”的统一中达至“自由王国”。美育是让教育对象在审美体验中感知并获得“真善美”的深层力量。

美育教师是开展学校美育工作的关键力量，打通美育教师队伍建设的现实梗阻，积极培育能够感染学生心灵、启迪学生思想、丰盈学生精神、触动学生灵魂的“美育之师”具有重要意义。一要优化师资结构，聚力解决“有人教”的问题。二要注重现实保障，聚力解决“愿意教”的问题。三要增强核心素养，聚力解决“能教好”的问题。

（摘编自2021年10月22日《中国社会科学网》）

材料三：

材料四：

近年来，美育受到各界广泛关注。针对区域发展不平衡，各地美育实践存在的差距等问题，中国美术家协会名誉主席冯远建议，助力人人养成与美相关的文化兴趣和爱好。冯远提出，首先将学校作为主阵地，牢牢把握美育的方向，发挥其核心引领、辐射的作用，继续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教学、教材建设；完善测评考核机制、创新美育形式，用好多媒体和传播科技是主要任务；同时，高校应做好美育专题理论研究，形成系统的基础理论，以利指导实践。其次，创造条件积极倡导、推进社会美育工作，进一步营造全社会重视文化环境的氛围建设，发挥公共文化服务的重要作用；让不同年龄、身份、职业的（包括离退休老人）群体，人人都有接受有关审美教育、文化活动的机会，通过各种阅读、观摩、欣赏和学习相关知识技能，达到入眼入耳入心；参与各式实践活动，鼓励动手动脑、会心会意，真正达成以美养德、以德铸魂、化育人心的效用。

（摘编自2022年3月7日《人民网》）

材料一：

2021年3月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了加快数字化发展：“迎接数字时代，激活数据要素潜能，推进网络强国建设，加快建设数字经济、数字社会、数字政府，以数字化转型整体驱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治理方式变革。”技术在改变生产、服务模式的同时也将被应用到监管科技领域，提升监管部门的科技能力和行业自监管水平。

数字监管正在成为我国数字政府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成为数字经济、数字社会、数字文化等各方面健康发展的必要基础设施，成为我国政府监管数字化的主要技术手段。数字监管是治理方式的重要变革，政府监管数字化是大数据驱动与政府治理能力提升的必然结果；是平台驱动的数字政府的能力现代化的标志，也是数字化转型的必然选择；是治理环境作用下政府数字化转型与地方治理绩效的现代管理工具选择。

数字监管是现代政府监管的基本特征。现代政府监管是指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具有政府监管职能的政府行政机构基于公共利益目标，依据法律制度并运用多种监管方式，对微观市场主体所采取的各种制约与激励行为。面向治理现代化的发展目标，它既是一套政府监管的法律制度，更是一系列包含监管机构、监管方式、监管对象、监管绩效评价以及各自之间相互关系的整体。面向政府治理现代化的进程，需要建立一个以监管有据、运行高效、精准有效、公开透明、激励约束为特征的政府监管体系。在这样一套现代政府监管框架中，现代技术对于政府监管的影响和应用渗透到管理的方方面面，数字化监管也成为现代监管的必然特征。数字化监管是指在监管活动中利用计算机、通信、网络、人工智能等技术来进行政府监管活动，有效履行监管职能。为此，政府监管的数字化改革，实际上就是通过政府监管的信息化、网络化和智能化等数字化改革方式，实现政府监管数字化的过程，也是从传统监管模式逐步向数字化监管模式的变革过程。

随着信息时代和互联网时代的到来，社会阶层和等级不断被打破，信息和权力也不再完全垄断在政府手中，信息社会监管与被监管对象的界限逐渐模糊，传统的监管模式不再适应数字时代的经济、社会和政治需要，在时间、空间以及对风险的防范等各方面都不能履行政府应有的职能，也不利于营商环境的优化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时代需要。引入数字化的政府监管，实际上就是监管主体、监管客体、监管方式都借助数字化，共同在数字平台上实现信息表达、信息归集、信息比对以及信息互动，通过信息化、大数据方式实时、动态地掌握和监控，最大限度实现全方位、全流程、全角度、多向度的监管。这一监管过程也提供了线上政府进行智慧决策的监管信息基础，以线上监管的实时性、线上服务的公平性、线上行政的协调性，带来无缝隙的整体性政府高效能。

（摘编自胡仙芝、李婷《现代政府监管的模式变迁与数字化改革路径》，有删改）

材料二：

数字监管离不开算法，算法权力一旦出现功能性失衡，我们将不得不面对一系列的算法伦理困境。

技术的应用始终离不开技术伦理的约束。作为技术的算法，当其权力被当作实现利润或达成特定目的的手段的时候，其迭代更新将面临“逃离”技术逻辑而失控的风险——当算法权力在资本的催化下，被扭曲成为企业不正当竞争的工具，这种行为就放大了算法本身蕴含的安全风险。

从算法的设计来看，若某算法被选为最佳或最有效，其设计和功能就反映设计者的价值偏好，算法设计者所持价值观不经意地凝结于代码中，并被算法权力拥有者有效制度化。那些由商业公司编写的算法，其背后也符合公司追逐私利、创造商业利润的逻辑和要求，在这种追逐利益的逻辑之下，大数据杀熟、个人隐私泄露等现象频出，大型科技公司的社会责任会因算法权力功能性的失衡而处于相对真空状态。

政府对算法权力的依赖有可能导致公共责任主体的模糊化。在数字社会，行政人员对算法权力的依赖日益加深，但算法只能按照指令代码行事，一旦出现破坏性后果，算法自主决策易导致行政人员摆脱责任追究，同时又无法追究相关责任主体的责任，因为算法只是代码，此时责任主体变得模糊不清，追究相关责任以维护公共利益面临困境。如英国女性乳腺癌筛查漏检丑闻，由于名为“公共卫生英格兰”的医疗机构的计算机算法出现故障，导致从2009年至2018年，大约45万名英格兰女性未能受邀接受乳腺癌筛查。受这一故障影响，估计有135名至270名女性因未能及早发现乳腺癌而死于该种疾病。关于此次“算法错误”究竟是怎么产生的，国家卫生医疗系统、公共卫生局以及负责维护软件的日立咨询公司三方互相“踢皮球”，造成问责困境。

（摘编自杨华锋《赋能与均衡：算法权力秩序的合法性风险及其治理》，有删改）

材料一：

如果问这段时间什么最火？一定非东数西算莫属。当很多人还没有搞明白东数西算是什么的时候，资本市场上已开始纷纷布局东数西算工程。那么，东数西算到底是什么？

“东数西算”中的“数”，指的是数据，“算”指的是算力，即对数据的处理能力。东数西算其实就是把东部的数据“输送”到西部进行储存和计算，算完之后把结果再传回东部。这也是“东数西算”和此前的西气东输、南水北调等工程不同的地方。

据《2021年中国数据中心市场报告》，当年区域性投资额中，华北华东华南的投资额分别为534亿元、474亿元、399亿元，中西部地区存量、新增数据中心规模依旧偏小。而从数据中心上架率来看，西南、西北地区，明显偏低。东部地区虽然对数据应用需求量大，但能耗指标紧张，整体产业耗电量较大。很多地区普遍面临着水资源、电力资源短缺的问题。显然，东部地区并不具备大力发展数据中心的优势。而我国西部地区却具有发展数字经济的良好条件。以贵州省为例，贵州省目前的水电资源非常丰富，全年气温适应，空气质量优良，可以降低大数据产业的生产成本。此外，贵州省地质结构相对稳定，能够保障数据的正常稳定运行。

（摘编自《东数西算：市场还需冷静》，《财经早餐》2022年3月18日）

材料二：

在数字经济时代，算力如同农业时代的水利、工业时代的电力，既是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也已成为全球竞争的新焦点。近年来，随着各行业数字化转型升级进度加快，全社会数据总量爆发式增长，数据存储、计算、传输、应用的需求大幅提升。加快推动算力建设，将有效激发数据要素创新活力，加快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进程，催生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支撑经济高质量发展。

当前，数据中心已成为支撑各行业“上云用数赋智”的重要新型基础设施。通过全国一体化的数据中心布局建设，扩大算力设施规模，促进由东向西梯次布局、统筹发展，将提高算力使用效率，实现全国算力规模化集约化发展；推动“东数西算”循序渐进、快速迭代，将优化资源配置，更好赋能数字化发展。

我国数据中心年用电量已占全社会用电的2%左右，且数据量仍在快速增长。我国西部地区资源充裕，特别是可再生能源丰富，具备发展数据中心、承接东部算力需求的潜力。加大数据中心在西部布局，将大幅提升绿色能源使用比例，就近消纳西部绿色能源，同时通过技术创新、以大换小、低碳发展等措施，也将持续优化数据中心能源使用效率。

数字中国春潮涌动，推进“东数西算”正当其时。面向未来，充分发挥我国体制机制优势，下好全国一盘棋，确保“东数西算”这一重大工程目标任务落到实处，必将为构建数字中国提供有力支撑，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摘编自《数字中国春湖涌动，推进“东数西算”正当其时》，《人民日报》2022年3月1日）

材料三：

日前，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央网信办等4部门联合印发通知，同意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内蒙古、贵州、甘肃、宁夏等8地启动建设国家算力枢纽节点，并规划了10个国家数据中心集群。至此，全国一体化大数据中心体系完成总体布局设计，“东数西算”工程正式全面启动。

目前，我国东部算力需求高涨但电力资源有限、电价高，而西部电力资源丰富价格低但算力需求不足。为了解决这个矛盾，我们借鉴西气东输、南水北调等世纪工程的经验，把东部的数据处理和计算需求搬到西部去，在西部算完之后把结果再传回东部。

西部地区过剩的新能源可以为东部的计算需求提供算力服务，价格便宜、绿色环保，可以很好地满足国家对于碳中和与碳达峰的要求。当然，这些进入算力枢纽的西部城市，也能够通过该工程搭上新基建的发展快车，加入数字经济的发展大湖，从而拉动西部地区GDP快速增长。对于东部地区的城市来说，利用西部的新能源进行计算服务，可以降低其碳排放压力。

“东数西算”工程的挑战首先是如何合理调配和组织东部计算需求，调度西部的最优算力资源为东部计算需求服务，既高效满足东部计算需求，又降低功耗和计算成本，并拉动西部经济发展。同时，还要防止各地不顾实际需求，借“东数西算”的热度谋取利益。在工程的实施过程中，还要解决好圆产化自主可控和采用国外先进技术的平衡问题。

（摘编自《东数西算：开启算力经济时代的世纪工程》，《中国科学报》2022年3月17日）

材料一：

城市是文化的容器。在城市发展史上，不同时代累积下来的牌坊、院落、街道、老民居等文化遗产构成了城市文明的基本形态。这些宝贵的文化遗产，不仅是活着的传统，更是代表城市独特性的历史文脉。保护、传承、利用好文化遗产，有利于激活城市活力、塑造城市品牌、增加城市魅力。城市是一个活态的生命体，需要不断更新。可城市更新又面临着诸多悖论，比如大拆大建和不当的整治更新会导致老城风貌消失；若将文化遗产和历史文化街区封存固化，又会使其失去活力和使用价值。保护文化遗产既不能进行大规模改造，也不能将文化遗产封存固化，而应采取一种渐进的、由点及面的城市更新方式。具体而言，应遵循最小干预原则和最大隐蔽原则，在保护城市整体历史风貌的前提下，对老城进行必要的小尺度提升性改造，针对基础设施进行活态化改造，按照“点（文化遗产建筑）、线（历史文化街区）、面（活态城市空间）”的顺序进行老城更新。

文化是文化遗产及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与利用中尤其要注意的因素。城市更新改造时，“被保留”的文化不应仅仅作为一种静态化修辞的“建筑”而存在。要想让文化遗产成为活的文化，不能对文化遗产进行博物馆式的保护，而必须依托人进行活态传承，即在百姓日常生活中进行自然传承，以“政府引导、企业运营”的方式，激发社区居民的文化自觉，对特定的文化空间进行微改造，如增设社区美术馆、创意书店、生态绿地等，以实现文化遗产、历史文化街区与百姓生活的活态融合。

作家冯骥才在描述对历史名城巴黎的观感时曾说，巴黎的卢浮宫、凯旋门和圣母院等，只是“历史的几个耀眼的顶级的象征”，而巴黎真正的历史感则表现在城中一片片的老街和老屋中，因为这些昔习的空间中有活生生的历史，有血有肉，生动而真实。

因此，在探索文化遗产和历史文化街区保护的过程中，不仅要从保护文物的角度、追寻历史的角度、艺术审美的角度去操作，还要从关爱人、体谅人的角度出发，关心当下居住在历史街区中的普通百姓的生存状态，尽可能地延续历史街区原有的社会结构和文化生态，建立诸如“老北京文化活态博物馆”等以居住为主要形态的社区，使文化遗产和历史文化街区不再是死气沉沉的硬件展示。

活化利用文化遗产就要通过文化遗产增加社会互动、突破传播的时空限制、建构新的传播模式。文化遗产的数字化是实现上述目标的有效手段。文化遗产的价值脱离不了其原本的社会体系，在文化遗产的数字化传播中，不仅要关注媒介对文化遗产器物层面的信息呈现与符号表达，更应利用新媒介的化播优势阐释文化遗产的符号所指和意涵。文化遗产传播是文化遗产价值增值的过程。因此，不能将文化遗产作为一个存量看待，例如将文化遗产看成文物、遗物、不动物、过时物等，而应将其看成动态的流量——随着多媒体、互联网、AR（增强现实）、VR（虚拟现实）等技术在文化领域的运川，文化遗产的感染力、传播力、影响力将得到空前增强。

总的来看，利用现代技术手段，活化利用文化遗产，不仅能带来经济效益，也能产生社会效益，还具有凸显城市文化特色的文化效益，更能提升城市的魅力和国际影响力，更能增强文化自信。

（摘编自于小植《在城市更新中让文化遗产“活”起来》）

材料二：

有着2800余年历史的平遥古城，宛若一幅行走的画卷，呈现出“明清时期汉民族文化、社会、经济及宗教发展”的万千气象。古城内，大街小巷纵横，300余处文物、近3800座古民居错落其间，相映生辉。1997年，平遥古城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自此，平遥有了世界坐标，中华血脉绵延未来。

古城南街窑门巷12号，历经300余年岁月，迎来了“逆生长”。政府出资6.7万元，将破损严重的地方修好，把西边倾斜的小二楼扶正。近10年间，平遥古城先后投入1500余万元财政资金修缮了104处院落。这些保存完好的明清民居挂上了“历史建筑”的标牌。

“80后”肖旭是土生土长的平遥人，在外从事文创产业多年，返回故里专事汉服研究与旅拍，复原了双林寺“供养人”服饰，少女们身穿这样的服饰在古城徜徉，“活起来”的文物走进更多年轻人的世界。像这样返乡创业的还有很多，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平遥漆器产业不断发展，“国礼”品牌快速发展……

走过2800余年，古城依然有着蓬勃生命力，至今，在这里还居住着4.2万城市居民。近年来，当地政府在开发旅游的同时，高度重视百姓生活。平遥人也为保护古城做出了巨大的努力和牺牲，平遥古城基本保持了明清时期的历史样貌。

山西省政府下发文件，规划建设平遥非遗数字展示馆，打造中国文化遗产传承弘扬展示示范区，并将之发扬光大、推向世界。平遥古城历久弥新，未来可期。

（摘编自李倩倩、侯琎《山西平遥古城：守护千年今又芳华》)

材料一：

仅仅凭历史学家在研究工作中离不开时间这一事实，还不足以断言历史学就是时间的科 学。只有当我们认识到，不论在历史学者身上，还是在历史研究的对象、方法和手段上，时 间在历史研究过程中无处不在的时候，历史学才真正称得上是时间的科学。

社会中的任何存在都是历史性的存在，这为历史研究规定了时间界限。历史学研究人类文明的演变，文明有起源，仅就此而言，历史必然有一个时间上的开端。同时，自有人类以 来，世界上有无数的文明起起落落，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列举了21个具有文明发展过程的社会，而在他那个时代，已知的原始社会的数量已经超过了650个。因此，凡历史性的存在，都有一个时间的终点。不论是文明，还是更加具体的历史事件和进程，在时间上都有 开端和终结，在这个意义上，历史就意味着时间。所以，历史年代学就成为历史研究中一个很重要的辅助学科，它的作用就是把历史事件根据一定的时间顺序排列起来。目前流行的公元纪年方法，是在中世纪到近代初期逐渐地创立、完善和推广的。有了这样一种方法，历史上所发生的事件都可以井井有条地被安放在这条可以向前和向后无限伸展的时间之线上。而且，世界上不同地方在其曾经使用过的各种纪年法上的历史事件，都可以转换到这一线性的 时序中。

这种以数字标记的线性时间．，看起来客观、中性，其实不然。虽然每个以数字表现出来的年代，原本并没有什么意义，但是，当历史学家在这些年代上开始编排历史事件的时候，这些年代就被赋予一定的意义。例如，476年，是西罗马帝国灭亡之年，这在西方的历史上 具有特殊的意义；1492年，哥伦布到达美洲，这一年被认为对近代历史发展有深远意义。这种被赋予了重要意义的年代，在漫长的人类历史上几乎到处存在。历史学家对历史事件的 选择和倾向性，使一些数字化的时间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历史时间承载着意义这一事实说明，历史学家根据自己的价值观给历史时间确定性质，历史上的年代标记、时代和时期的划 分，是历史学家有意识的活动所引起的结果。

（摘自俞金尧《历史学：时间的科学》）

材料二：

在欧洲，有人曾提出这样的问题：中国历史学家的时间是否不是连续时间，而是“分段． 时间．”？

这可能是一种偏见。的确，单纯的纪年法，比如奥林匹克纪年或者公元纪年，都没有在中国自发产生。中国以朝代和统治纪年，自公元前140年左右以来朝代中又有年号。但中国的历史学家又想出了一套关于王朝合法性的融贯的“单轨．”理论．，努力把同时代的小王朝、王国和蛮族的纪年法与所采用的主要时间标度关联起来。年代学领域的天文学家刘義叟在他的《刘氏辑历》中确认了干支周期、闰月、冬至夏至等，体现了其“长术”（调和长期数据 之术）的成果。

此外，中国的历史编纂绝不限于朝代史的框架，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各种形式的“通史”发展起来，以处理包括若干个朝代兴亡在内的长时间历史。司马迁本人为通史的写作树立了典范，因为他的《史记》从远古一直讲到公元前100年左右的西汉时代，但他并没有提出很多理论来讨论历史学家的工作。从唐代刘知几的《史通》开始，历史哲学才得到了精彩 的研究。《史通》是世界上第一部讨论历史编纂方法的著作，很值得与八个半世纪以后的欧洲史学先驱博丹和拉波普利尼埃尔的著作相比较。刘知几的儿子刘秩与另一位唐代学者杜佑 发明了一种全面的新型制度通史，刘秩作了《政典》，杜佑作了著名的《通典》。但直到1322年元代马端临的《文献通考》出版，这种类型的著作才达到高峰。

司马光于1084年主持完成了中国最伟大的通史著作——《资治通鉴》，由此书又产生了另一种体裁，即“纪事本末”。1190年左右，袁枢考虑到《资治通鉴》材料过于庞杂，遂选出239个论题，在其《通鉴纪事本末》中分别论述，这又给接下来几个世纪创造了一整 套历史体裁。这样中国人便克服了时间的“分段化”。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司马光巨著的标题——“资治”。历史服务于一项重要的道德目的，即“资治”，指导行政工作，抑恶扬善。这便是中国历史编纂基本的“褒贬．”理论．，它是人类精神的一种崇高努力，尽管会使一些西方现代历史学家感到不快。由这导致的任何看似悖谬的东西，都可以通过深藏于一代代中国历史作家心中的一种深刻信念将其化解，那便是社会的显露和发展过程的一种内在逻辑，一种内在的道，因此“仁心”（善心、不忍人之心、恻隐之心）终究会得到社会的善果，而不仁之心则会导致无法挽回的罪恶。人们感到这种归 纳有非常充分的经验依据。于是，历史是道的显现。怎么会有人以为中国人的时间意识不如欧洲人呢？我们甚至可以说，是欧洲人的时间意识不如中国人，因为道在历史中的化现是一 个不断更新的连续过程。

（摘自英国李约瑟《时间、年代学和中国的历史编纂》）

材料一：

盲盒，就是在相同的盒子中放置不同的商品，消费者事先不知道盒子里装的是哪一款，但有一定概率能够抽到自己心仪的商品，正是这种类似于抽奖的营销策略，极易刺激消费者购买的欲望。

当抽盲盒成为一种风潮，就有可能打开“潘多拉的魔盒”，一些假冒伪劣､过期库存商品乃至违法违禁物品也随之冒出。“盲”盒不能“瞎”卖，更不能假借一个“盲”字来损害消费者权益。

中消协近日发出消费提示，经营者销售盲盒当规范，消费者购买盲盒勿盲目。当前，商家虚假宣传､过度营销､盲盒商品质量参差不齐等问题不断涌现｡有的盲盒“挂羊头卖狗肉”，里面装的是假名牌､山寨品或二次销售品；有的盲盒卖的是“三无”产品，没有生产日期､质量合格证，存在划痕､掉漆､污渍等各种质量瑕疵；有的盲盒涉嫌诱导消费者，故意制造所谓的“限量”“隐藏”等噱头进行饥饿营销，诱导消费者一直买下去，甚至炒作投机二手交易市场；有的盲盒给销售违法违禁物品提供渠道，如网购宠物活体盲盒，给社会带来健康安全风险。

当前盲盒经济火热，而盲盒的市场营销亟待加强规制和监管。无论线上线下，商家和平台都应该承担起主体责任，严把盲盒产品质量关。盲盒主要的消费群体是未成年人和年轻人，容易被诱导非理性消费。在近期曝光的不少案例中，一些未成年人瞒着家长，甚至花费数万元购买盲盒。因此，相关部门更要切实担起监管职能，不能任由盲盒游走在法律法规边缘，滋生出模糊､灰色地带。

(新华社北京2021年1月28日电    《“盲”盒不能“瞎”卖》)

材料二：

规范盲盒市场已成为当务之急。1月26日，中消协针对盲盒市场发布消费提示称，商家过度营销､涉嫌虚假宣传､产品质量难以保障和消费纠纷难以解决等问题越发凸显。盲盒市场近年来热度持续走高，各行各业的商家都发现盲盒市场有利可图，希望来分一杯羹。除最初的玩具外，餐饮､美妆､文具､图书等诸多消费领域也都掀起了“盲盒风”。身处其中的消费者要认清风险理性消费，勿盲目跟风。

(摘自《北京晚报》2021年1月27日)

材料三：

盲盒，指的是在相同包装的盒子中放置不同款式的商品。消费者事先不知道盒子里装的是哪一款，只因为有一定的概率能够“拆”到自己心仪的商品，所以才购买。盲盒的异军突起是当前市场发展的缩影，有时仅仅需要一根创意的火柴，就能点亮整个天空。

现在的盲盒市场就像是一个怪圈，圈里面的人玩得不亦乐乎，圈外的人看不明白。有人认为盲盒是消费者在交“智慧税”。在他们看来，消费者购买盲盒是被商家夸大的商品价值､虚构的中奖概率所误导，商品本身并没有过硬的竞争力。此次中消协发布的消费提醒也恰恰说明，不少打着盲盒旗号销售的商品有的是蹭盲盒的营销热度，有的是经营者“清库存”的工具，有的商品甚至存在严重的隐患……这些现象说明有些经营者已经玩过了。

何止是经营者，就连有些消费者也玩过了｡有一种说法认为，现在的盲盒营销利用了消费者的赌博心理，实质是互联网赌博向商品营销的蔓延｡盲盒市场存在过度消费的现象。2019年8月，天猫国际发布的《95后玩家剁手力榜单》显示，每年有20万消费者全年在盲盒上的花费超过2万元，甚至有消费者一年要耗资百万来购买盲盒。

如果任由这些乱象存在和泛滥下去，那么盲盒市场就很有可能一路走到黑｡对盲盒趋之若鹜的投资者和消费者，仅是劝说他们及时止损，可能收效甚微｡盲盒的背后是不断涌动发展的潮流文化，潮流文化本就“兴也勃焉，亡也忽焉”，只能存在一时，不可能存在一世。但是，如果盲盒市场不能规范发展，将会加剧退潮的到来，最终受损的还是广大消费者。

也正是出于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和规范盲盒市场发展的目的，加强盲盒监管的呼声也在水涨船高。此前，已有一些市场主体表示希望监管部门能够及时介入，肃清行业发展｡现在，中消协发布消费提示，指出了当前盲盒市场存在的一系列问题，既是提醒消费者理性购买，也预示着盲盒市场不是监管死角，种种乱象将会得到逐步遏制。

有调查显示，2019年国内盲盒行业市场规模为74亿元，预计2021年将突破百亿。盲盒行业再热，盲盒营销不能一路走到黑，也不可能一路走到黑。市场发展依旧遵循着一些基本规律和准则，不管盲盒穿上什么外衣，其基本属性依旧是商品。因此，经营者必须承担法定的质量担保责任，确保商品的质量信息真实，不得作出虚假､夸大或者引人误解的宣传，保障消费者在知情的前提下购买。

(摘自《北京青年报》2021年01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