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省琼海市2023年高考历史二模试卷

材料一：孔子从道德感情的基础出发，提出“仁者爱人”之说，为儒家慈善观的形成奠定了理论基础。孟子主张先天性善，提出“恻隐之心，仁之端也”，认为“恻隐之心”是人们从事各种社会慈善活动的动机所在，儒家文化中慈善思想的另一源头是《礼记》《周礼》，这两本书中关于古代礼仪的记载成为后世慈善组织及慈善活动的理论源泉。“民为邦本”是儒学的重要思想，反映到社会慈善观方面，就是主张君主要“惠民”，实施仁政。唐宋明清诸朝的一些统治者在很大程度上即受到这种传统民本思想的影响，力行仁政，敬德保民，兴办或扶持慈幼局、养济院、普济堂等各类慈善机构。大同思想是儒家文化中最具理想主义色彩的内容，对后世的社会慈善事业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受儒家义利观的熏陶，古代众多儒者大都重义轻利，孜孜不倦地致力于开展救困扶危的慈善事业。明清时期，商人也自觉地加入社会慈善活动中，大大推动了民间慈善事业的发展。 

——摘编自周秋光、曾桂林《儒家文化中的慈善思想》

材料二：西方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慈善思想资源。基督教倡导“博爱”，讲究“爱上帝”和“爱人如己”，信奉“十诚”，这些观念后来也逐渐融入人们的思想，奠定了早期慈善意识的基础。在阿奎那看来，慈善是超自然的、直接指向神的美德。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家将每一个人的自由、平等和幸福视为最高价值，合理地保护自身利益，同时施爱于他人。这种基于人与人之间平等的互助行为，将慈善意识提高到一个全新的境界。康德认为，慈善是为了实现永久和平，他把建立在公正、公平基础上的政治作为最高的善。国家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必须积极发展慈善事业。他认为，慈善行为的发生与责任紧密相连，尽自己所能为他人做好事，是每个人的责任，同时也需要外在行为规则——立法规范，即需要政府监管。他强调应尊重受助者的人格尊严，不能简单地把慈善看成是一种“施恩”。 

——摘编自王晶《西方文化中的慈善意识探究》

材料  陕甘宁边区政府时期，劳动英雄和先进生产者主要来自农业、机关和军队方面，劳模精神则是“为革命献身、革命加拼命、苦干加巧干、经验加创新”；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劳模主要来自工业战线的基层，一线产业技术工人是主流，评选出来的劳模通常是具有熟练的操作技能，良好的生产能力的“老黄牛式”的技术工人。王进喜、时传祥、张秉贵、倪志福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劳模精神的内涵则演变为“艰苦奋斗、自力更生、无私奉献”；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末，林巧稚、陈景润、邓稼先等科研工作者成为代表人物。这一时期的劳模不仅具有无私奉献、拼命苦干的“老黄牛”精神，更强调其对生产力发展的促进作用和对改革开放事业的突出贡献。

 ——摘编自李珂《楷模与引领劳动模范评选制度的嬗变与省思》

根据材料概括评选劳模标准的变化，并结合所学知识予以说明。

材料一：欧盟东扩的早期历程                                  

——据高歌《中东欧国家入盟与欧盟东扩：是否为同一进程？》等整理

材料二：尽管1994年欧盟东扩目标提出后的10年间，俄罗斯已多次表达了加入欧盟的愿望，但都没有得到欧盟方面的积极同应、欧慧委员会主席普罗迪（1999-2004年在任）曾指出：“在可预见的将来不存在俄罗斯加入欧题的问题。”因为，如果俄罗斯成为欧盟的成员国，那么它在欧洲议会的代表数将是英国、意大利和法国的总和，在其他权力机构中也一样。也有人指出、北约东扩和欧盟大多数成员国同时也是北约成员国的状况，已经使欧盟与俄罗斯之间重新竖起一道“锻暴”、但普罗迪也表示“俄罗斯是欧洲的基本组成部分”，“欧洲的稳定和繁荣离不开俄罗斯”，“我们的历史使命是为欧盟与俄罗斯最大限度地接近创造所需要的一切”。 

——摘编自马风书《融入欧洲：欧盟东扩与俄罗斯的欧洲战略》

材料：中华民国时期，日益严重的农村与农民问题，引起了知识界和政府的广泛关注，他们试图寻找治病的良方，由此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形成了近代中国农村和农民问题研究的第一次高潮。 

中国现在是要从调整社会关系以达于新社会关系的建立。调整之道，先要稳住它，再徐徐调理它；只在顺乎自然大势的转变推移，而无须多少人为的造作。我们拒绝所有暴乱的行动。唯社会有权，而后国权乃立。乡村建设运动就眼前说，其使命实在于形成一个社会意志，以立国权。在此以后，一切建设才可如飞地前进。 

——摘编自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1937年）

由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特别是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大举进攻，中国的广大人民，尤其是农民，日益贫困化以至大批地破产，他们过着饥寒交迫的和毫无政治权利的生活。忽视以农村区域作革命根据地的观点，忽视对农民进行艰苦工作的观点，忽视游击战争的观点，都是不正确的。如果不帮助农民推翻封建地主阶级，就不能组成中国革命强大的队伍而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 

——摘自毛泽东《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1939年）

中国农村的真正问题是人民的饥饿问题。（真正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不在于紧缩农民的开支，而应该增加农民的收入。恢复农村企业（发展“草根工业”）是最根本的措施。 

——摘编自费孝通《江村经济一一中国农民的生活》（193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