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编版高一年级下学期期末复习专题：实用类文本阅读——科普类题材专项（三）

材料一：

随着2022年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的临近，“10秒”中医药体验馆正式亮相北京冬奥村。体验馆将中医药与冬奥——科技——文化主线紧密结合，以高科技手段和创新理念作为中医药深厚文化底蕴的载体，向世界展示中医之美，展示中华文明之美。据“10秒”中医药体验馆志愿者司天卓介绍，体验馆沿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的生命轨迹，设置“秒懂中医”“经络探秘”“四季变换”“云游北京”“功夫打卡”等多个场景，每个场景都配有“10秒”微视频，并运用8K、5G等高科技手段，通过中医药这座文化桥梁，为世界瞩目的奥林匹克冰雪盛会增添中医药色彩，让世界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

（摘编自肖聪聪《探访“10秒”中医药体验馆》）

材料二：

多年来，奥运会与中医药已结下了不解之缘。早在2004年的雅典奥运会上，1500米自由泳冠军格兰特·哈克特身上拔火罐留下的红印，就吸引了全世界关注的目光。在去年的东京奥运会上，运动员身上的拔罐印再次引发热议，在全球范围内“圈粉”无数。自北京2022年冬奥会盛大开幕以来，北京延庆冬奥村有个最火的“打卡点”—中医药展示区，来自各国的运动员纷纷点赞：“中医的穴位按摩、拔罐等，我们在训练中也经常做，非常有效果。”中医药既具有科学的理论体系，也能产生理想的诊疗效果，一旦接触和了解，外国人也可能深深地爱上中医药，这是中医药在奥运会上广受追捧的重要原因。

（摘编自秋实《让冬奥会成为展现中医药魅力大舞台》）

材料三：

“中医药的发展必须实事求是，既要汲取中医药丰富的养料，深入挖掘它的价值点，又要善于利用现代医学的技术和成果，讲世界都听得懂的语言，用公认的标准证明自己。”在日前中医药领域的一次研讨会上，中国医药创新促进会执行会长宋瑞霖的这番话引发共鸣。中医强调的是辨证论治、一人一方、一人一策，所以有时候做临床试验有些困难，拿不出严格的临床数据，导致很多人对中医药的疗效产生怀疑。宋瑞霖认为，中药的研发过程必须夯实证据体系，而且一定要当成一个方法学和科学问题来看待，“千万不要认为做临床试验就是用西医的那一套”。如果得不到现代化、国际化的实证医学的支持，中医药的价值就没法得到彰显并走向世界，“不管你自己认为多么好，别人不信”。

（摘编自陈海波《拥抱现代医学，中医药要讲“世界听得懂的语言”》）

材料一：

北京冬奥会注定要被载入史册。如果说开幕当天恰逢中国传统的立春是巧合，那么用中国特有的二十四节气作为开幕式倒计时则是神来之笔。

二十四节气，始于立春，终于大寒，是上古农耕文明的产物，也是我国劳动人民智慧与独创的结晶。先民们通过观察天体运行，认知一岁中时令、气候、物候的变化，总结变化规律，有序组织农事生产，合理安排日常生活。早在先秦时期，先民们已经先后确定“二至”（日影最长的冬至、日影最短的夏至）、“二分”（春分、秋分），初步形成四季概念，并在此基础上细化出“四立”（立春、立夏、立秋、立冬），确定了二十四节气主干“四时八节”。至秦汉时期，《淮南子》已完整记载二十四节气，其名称与顺序沿用至今。

我国当前通用的历法是一种阴阳合历，其中阳历（也叫太阳历）依据的是太阳运行规律，能够直观反映四季变化；阴历（也叫太阴历）则是根据月相的变化周期制定，反映的是月亮的阴晴圆缺。阳历与阴历配合使用就是阴阳合历。二十四节气便是阳历算法，反映的是四季变化。二十四节气的命名与排序大有学问：一方面，节气命名反映季节、气温、降水甚至物候等变化，是人们生产生活的行动指南。比如，立春、立夏、立秋、立冬、春分、秋分、夏至、冬至反映四季的不同阶段；小暑、大暑、处暑、小寒、大寒反映气温之变；雨水、谷雨、白露、寒露、霜降、小雪、大雪反映降水量的多少；惊蛰、清明、小满、芒种则反映动植物等随节候发生的变化。另一方面，节气命名反映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自然哲学的辩证思想，是中国哲学的生动实践。比如，“二至”中的“至”意为极，反映的是太阳直射点运行至回归线，正午太阳高度和白昼时间达到极值开始转折的自然现象，实质上正是物极必反辩证思想的体现；而“二分”是昼夜平分线，之后昼短夜长变为昼长夜短，或昼长夜短变为昼短夜长，反映的是阴阳交替。

在我国北方很多地方，至今流传着“冬至到，吃水饺”“不吃饺子冻耳朵”的说法；春分日，不少人沿袭“春分到，蛋儿俏”的习俗，挑战“竖鸡蛋”的游戏；清明节，扫墓祭祖与踏青郊游是传承至今的两大礼俗主题。节气与节日、民俗等共存，保持着紧密联系。从某种程度上说，冬至等节气已经有了节日的内涵，承载着不同地域的习俗信仰、饮食风尚等，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苗族赶秋、壮族霜降节等已经成为重要节日。

节气与节日的碰撞，不仅丰富了节气的文化内涵，同时也有利于二十四节气的传播传承、深入人心，这为二十四节气彰显时代价值提供了新的思路。2018年，第一个在国家层面专门为农民设立的节日——中国农民丰收节正式设立，时间定在每年的秋分日。中国农民丰收节设立在秋分日，突出了二十四节气指导农业生产的属性，丰富了秋分日的文化内涵，同时展现了中国自古以来以农为本的传统。

（摘编自刘宁《每个节气日都是一堂自然和文化课》）

材料二：

二十四节气，是中国人的常识，也是世界汉字文化圈中的背景知识。历史上，二十四节气经历了漫长的发展完善过程。中华文明的早期，先民生产能力增长和人口繁衍，促进了天文气象、农业科技的进步。他们努力探索周围天气和环境变化的原因，用朴素的自然观解释世界，在观察天象、探知节气、形成诊语、识别自然等方面都有初步的发展。

与二十四节气关系最紧密的，首推天文学。古代中国人很重视对天文气象的观测，在对天观测中自然就有了对气象的观测。山西襄汾陶寺古观象台存在于公元前2100年左右，是迄今发现中国最早遗存的古观象台。其夯土柱是用来构建观测缝的，主要功能之一是观日出、定节气，可能还有观测其他天体现象的功能。这说明，先民利用两根土柱之间的缝隙观察太阳变化，从而推测季节变化和节气。这在当时属于“高科技”内容，因为这样的观测需要考虑周围环境、空气能见度、经年的位置变化、节气记录可靠性与对比等，这需要天文、气象、地理、数学等方面的知识，也将反过来促进这些学科的发展。

节气本质上反映一种客观规律，《淮南子》中出现了中国最全、最完整的二十四节气记载和名称，记载了我国黄河中下游地区的物候变化。二十四节气产生以后，逐渐形成了严密的知识体系，在中国古代对于社会多方面的发展起到促进作用。

二十四个节气对于后世历书制作影响很大，它是中国传统气象学的核心理论之一，逐渐成为我国古代传统文化的精髓。比如，西汉的《太初历》是中国古代第一部比较完整的汉族历法，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历法，其中编入了二十四节气，对指导农业及畜牧业生产与生活带来极大方便。

节气对农业的影响更大，比如，对冬至时刻的细致推算，有利于安排来年的农业生产，由于中国幅员辽阔，不同地方的冬至具体时刻有所差异。例如，南宋朝廷南迁后，冬至的日影长度就与中原地区有区别。南宋《数书九章》中也有天文历法方面的问题，涉及二十四节气的推算，比如“欲求中间嘉泰甲子岁气骨、岁余、斗分各得几何？”其中的“气骨”就是指冬至时刻。

（摘编自陈正洪《二十四节气中的科技与文化遗产》）

材料一：青蒿素是中医学给予人类的一份珍贵礼物。和植物化学的其他发现在药物开发中的应用相比，从青蒿提取物到青蒿素的研发历程相当快速。然而，这绝不是中医药智慧的唯一果实。中国的基础和临床研究还发现，具有悠久应用历史的中药砒霜，用于治疗白血病颇具疗效，已经成为治疗白血病的重要选择。对治疗失忆有效的石杉碱甲，也是从中草药“千层塔”中提取的，是我国用于治疗老年性精神障碍的一种临床用药。

然而，单一药物治疗某一特定疾病的现象在中医实践中非常少见，复方用药才是中医几千年来的主要用药形式。通常，中医师按中医理论和方法诊断病人症候，对症开出由多种中药按君臣佐使组成的处方，并随着病情的发展和症候的变化，随时调整处方的药味和剂量，以达到良好的疗效。这样的辨证施治疗法和有效方药的积累对中华民族的繁衍昌盛作出了积极贡献。我们从中药青蒿研发出抗疟药物青蒿素，仅是发掘中医药宝库的努力之一。

（摘选自屠呦呦《青蒿素：人类征服疾病的一小步》）

材料二：在屠呦呦发现青蒿素获得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后，中医药的价值再次受到世界瞩目，中医药国际化进程进一步加快。目前中医药已传播到183个国家和地区，103个会员国认可使用针灸，多个国家将针灸纳入医疗保险体系。中药逐步进入国际医药体系，已在俄罗斯、越南、新加坡等国以药品形式注册；3个中药产品已完成欧盟传统药物注册；多个中药产品在美国完成Ⅱ期临床试验。国际标准化组织成立中医药技术委员会，为促进中医药在全球范围内的规范发展，保障中医药的安全、有效、合理应用，已发布了一批中医药国际标准。世卫组织将以中医药为主体的传统医学纳入新版国际疾病分类，是中医药进入国际医疗市场的巨大推动力。而“一带一路”倡议快速推进，促使沿线国家和地区对中医药的需求也不断增长，为中医药走向世界营造了良好国际环境和巨大空间。

（摘编自张俊华等《循证中医药学的现在和未来》）

材料三：大数据时代通过大数据分析，以发现其背后隐藏的事物间的相关性，或事物内部的规律及特征。中医药学通过吸纳老子“道”文化思想及内涵，将自然之道比类人体之道，促进了自身整体观念的形成及发展，提倡人类生存应该顺应自然及生命的规律及法则，进而明确以揭示人体生命现象规律为中医药学的根本任务。因此，大数据时代试图预测及发现事物的规律，与中医药学通过反复的临床实践及哲学思辨力图阐释人体生命的基本规律有相通之处。借助大数据研究思维及方法，促进中医药学术发展与创新，具有明显的理念优势。

由于中医学是依“观物取象”和“立象尽意”方法形成的人身科学，主要是意象思维的产物，故在中医药学理论体系的形成及构建过程中，虽有一定的结构解剖及形态观察基础，但主要采用“远取诸物”“近取诸身”的感悟及体悟方法，通过对自然社会及人体自身生理病理现象的长期观察，对临床实践经验的积累及升华，经验证及修正后逐渐取得共识。所以建立于个体临床实践基础上的中医药的学术理论，历经数千年漫长而坎坷的形成与发展过程，其间虽有部分学术理论创新，但其形成具有一定的被动性、偶然性和不确定性。而在信息爆炸的大数据时代，医疗信息产生的速度空前迅捷，数量空前庞大，尤其是我国医院信息化建设的强化，如电子病历系统的普及应用，使获取临床诊疗大数据成为可能，通过中医药大数据的共享、整合、集成、分析，可以极大地提高中医药学理论研究效率，发现现代中医药学新规律及新特征，最终实现中医药学基础理论、临床诊疗理论创新和中药临床评价方法创新，加快重大中药新药创制进程。

（摘编自何伟《大数据时代与中医药学术创新》）

材料一：

被称为“地球癌症”的荒漠化，威胁着全球三分之二的国家和地区、五分之一人口的生存和发展。在全世界，每天约331平方公里土地退化为沙漠或荒漠，导致13亿美元的经济损失。在荒漠化挑战面前，各国是一个相互依存，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独善其身，需要各国携手应对。荒漠化防治是一个全球性的难题，是一项长期性的任务。

多年来，我国认真履行《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系统推进我国荒漠化防治，树立了库布其，塞罕坝等一批国际瞩目的典型治理样板，创造了“绿进沙退”“绿富同兴”的治理模式。在此基础上，积极参与公约事务，引领公约发展，推动国际合作，成为全球荒漠化防治事业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

“十四五”时期，我国将全面落实封禁保护修复制度，强化沙化土地封禁保护区和国家沙漠公园建设，建立荒漠生态保护补偿制度，促进荒漠植被休养生息，巩固荒漠化防治成果。同时，将按照“多采光、少用水，新技术、高效益”的理念，构建沙区种养加产供销、农文旅一体化的现代产业体系，加快乡村振兴步伐。继续深化履约和国际合作，向全球分享中国治沙经验，推动全球荒漠化防治再上新台阶。

（摘编自《持续治沙，全国荒漠化和沙化面积连续实现“双缩减”》）

材料二：

在治沙初期，由于治沙方式不当，使得结果并不理想，甚至曾出现过“沙进人退”的情况。这主要是由于大面积，高密度地种植不适应当地环境的大型乔木所致。在不断的努力探索后，一系列政令法规于1984年后相继颁布。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如今中国已掌握了较为完善的治理方法。

2002年中国颁布的《退耕还林条例》中明确指出，治沙要“遵循自然规律，因地制宜，宜林则林，宜草则草，综合治理”。所以有了人工混交林技术，有了藻—草—灌（—乔）技术，治沙并不是一味地植树造林。如何在植物的耗水量、蒸腾量、沙漠地区的降雨量等等一系列参数中找到一个平衡点，则是治沙人的重要课题。

（摘编自《中国西北的治沙路，不仅仅是植树》）

材料三：

2019年2月，美国波士顿大学的研究人员的研究证实了中国对全球绿化的贡献，中国通过土地使用管理在世界绿化方面发挥了主导作用。简单来看，中国的治沙成果可以分为生态环境和经济民生两类。

据林业部门统计，中国荒漠化土地面积由上世纪末的年均扩展1.04万平方公里转变为目前的年均缩减2424平方公里，沙化土地面积由上世纪末的年均扩展3436平方公里转变为日前的年均缩减1980平方公里，已经实现了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的历史性转变。

1958年通车的包兰铁路全长990公里，其中有140公里处于沙漠，是华北通往西北的重要干线。曾有外国专家预言，这条铁路线“存活”不了30年就会被沙漠吞噬。然而，在治沙人的不懈努力下，腾格里高达百米的流动沙丘都没能将之淹没，它已经畅通无阻地通行了六十余载。研究表明，随着治沙工程的逐步推进，包兰铁路沿线的生态环境正在逐步转好。

几十年来，中国的治沙工程从未与民生脱节。从最初的只能种植治沙物种固定沙丘，到现在可以在治理好的土地上种植中药材，既能防风固沙，又能实现甘草、肉苁蓉等药材的产业化生产，沙漠经济逐步展现出了喜人的成果，成为农牧民增收致富的新途径。

（摘编自《中国治沙工程被外媒质疑，治沙结果究竟如何？》）

由生态环境部宣传教育司、中国作协社会联络部主办，中国环境报社、四川省生态环境厅、四川省作协承办的“大地文心”生态文学作家采风活动近日走进四川，“人民艺术家”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原文化部部长、著名作家王蒙先生欣然接受本报独家专访。

中国环境报：您如何看待文学与环保的关系？

王蒙：我曾经说过，作家天然是环保工作者的同盟军，作家天生应该与环境保护工作者携起手来。

这并不是说，作家都懂多少环境保护的理论和知识，而是说作家更富有对于自然、对于祖国河山、对于一切生命的感受和热爱。古今中外，文学作品里会很自然地流露出对生态、对自然的关心与热爱，有很多写自然环境、写可爱动物的作品。

从另外一个角度，作家往往也能更早一点自觉或者不自觉地发出保护自然、保护环境的呼声，警惕环境破坏的危险。有很多嘲笑、抨击破坏自然、残害生命的作品，比如契诃夫的《草原》《万尼亚舅舅》，文字里充满了对生态破坏的忧虑。

中国环境报：您有哪些具体的举措和建议？

王蒙：生态环境部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一直很重视运用文学的力量，加大对环境文化的宣传教育力度，现在已经几十年了，一直在坚持做着。我也有幸参与过环境文学杂志《绿叶》的创办，以及有关活动，所以我很愿意和环境工作者保持密切联系，互相支持。

《绿叶》杂志团结和动员了一大批关心生态环境保护、普及推广全民环境意识为己任的作家，刊登了一大批书写祖国壮丽山河，描绘大自然和人与自然美妙和谐关系的文章。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阵地，可以继续做下去。

另外，你们中国环境报的“大地文心”生态文学征文活动以及采风活动也非常棒。祖国大地，壮丽山河，有太多太多地方、太多太多人值得记录，走也走不完。

中国环境报：和之前相比，您如何看待当前人们的生态环境意识？

王蒙：党的十八大以来，从中央到地方，对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视前所未有，公民的生态环境意识越来越深入，人们已经意识到再也不能走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换取经济增长的老路了。但是，我们生态环境质量改善的成效并不稳固，面临的污染治理形势还很严峻，这就需要不断开创新局面，吸引更多人加入到美丽中国的建设中来。

当前，针对环境问题，我们采取了强有力的措施，许多污染大的企业和工厂得到治理，政府和企业投入大量资金对设备升级改造。前些年，雾霾现象非常严重，但这两年比过去好多了，所以只要真正重视环保，很多问题是能解决的。

但是，我们也要意识到，生态环境保护仍然面临各种阻力，许多令人痛心的现象仍然在发生，比如乱砍滥伐、捕食珍稀野生动物、污染水源等。有些人为了自己的蝇头小利，竟然做出了污染环境的大恶，甚至瞒天过海.隐瞒真相，或者当面一套、背后一套，这些都是非常不好的社会风气。

这当然是文学最为关心的事情，也是作家、知识分子以及全体公民有切肤之痛的事情。作家对这类现象或行为子予以关注、有所声讨、进行谴责，是文学的天职，也是写作者的使命与责任。

中国环境报：请问您平时会关注哪些具体的生态环境问题？

王蒙：我虽然实际接触的不是很多，但是日常生活中非常关注和留意与生态环境有关的现象。比如，我看到北京很多工地的砂石土堆，在施工过程中都加罩了网布，我感觉很不容易。因为要增加很多成本，付出很多劳动力。但是，如果不立即行动，不关心环境，我们将来吃的亏就更大，损失也更大。

我还注意到商品的过度包装造成的浪费太多了，里三层外三层，有时真是气得不行。其实，商品的好坏与否，与外在的包装并无关系。小时候，买的月饼并没有多少包装，但吃起来非常美味。我们应该力行俭朴，不应该把资源浪费在这些外在上。

中国环境报：好的自然环境对您的写作，有没有作用和灵感启发？

王蒙：当然。一个写作人，写作的时候需要精神非常的集中，需要有足够纯洁的空气氧气。一个写作者，不太可能在雾霾天气中或吃着被污染的食物，还能保持很好的创作状态，让大脑维持活跃的强度和活力，这是很难做到的。

每年，我很重要的一段写作时间，就是夏天到中国作家协会北戴河创作之家进行创作。我大概在那儿50天左右，但是在那儿50天的时间，比在北京三四个月的时间还出活。所以，我常常在那儿把一个作品大体构建出轮廓，或者在那儿最终完成一个作品。

所以我想，好的环境对一个写作人来说，是一件非常有福气的事情。

(摘编自王蒙《好的环境对写作者是一件非常有福气的事情》)

材料一：

……

我们应当认真考虑：所选择的职业是不是真正使我们受到鼓舞？我们的内心是不是同意？我们受到的鼓舞是不是一种迷误？我们认为是神的召唤的东西是不是一种自欺？但是，不找出鼓舞的来源本身，我们怎么能认清这些呢？

……

在选择职业时，我们应该遵循的主要指针是人类的幸福和我们自身的完美。不应认为，这两种利益是敌对的，互相冲突的，一种科益必须消灭另一种的；人类的天性本来就是这样的：人们只有为同时代人的完美、为他们的幸福而工作，才能使自己也达到完美。

如果一个人只为自己劳动，他也许能够成为著名的学者、大哲人、卓越诗人，然而他永远不能成为完美无疵的伟大人物。

历史承认那些为共同目标劳动因而自己变得高尚的人是伟大人物；经验赞美那些为大多数人带来幸福的人是最幸福的人；宗教本身也教诲我们，人人敬仰的理想人物，就曾为人类牺牲了自己——有谁敢否定这类教诲呢？

……

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家而献身；那时我们所感到的就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我们的事业将默默地、但是永恒发挥作用地存在下去，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

(摘编自卡尔·亨利希·马克思中学毕业论文《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

材料二：

毫无疑问，钱学森将会上一所最好的大学。1929年，钱学森以第三名的成绩被上海交通大学这所全中国最好的工学院的机械工程系所录取。

经过仔细考虑，钱学森决定主修铁路工程。在中国，这还是一个相当新的领域，增长速度惊人。直到1929年，中国绝大部分国土仍不通铁路。1881年，从开平煤矿到附近大运河的一段7英里长的铁轨是当时中国仅有的铁路。15年后的1896年，中国的铁路总长度只有可怜的370英里，而当时美国已经拥有惊人的182000英里长的铁路网。但是，在接下来的30年中，铁路逐渐成为一种强大的军事和政治武器，在中国的大地上留下水久的伤痕。

在清政府的抗议和阻挠下，中国的“铁路化”还是在世纪之交时开始了。各国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纷纷修建铁路。从1900年到1905年，外国人在中国建造了全长3222英里的铁路。在事实上，以这种现代化的交通体系将中国分裂成为一个个被外国人统治的区域，有效地将中国瓜分成为各自独立的殖民地。

形势很快变得明朗起来：控制住铁路，也就控制住了中国。

国民党接管政权之后，开始致力于统一铁路。从1912年到1920年间，中国铺设了超过1000英里的新铁路，大多数由日本、欧洲和美国银行家提供投资。随着新铁路的不断建造，便需要雇用新的工程师，这一需求逐年看涨。这是一个胸怀大志的青年学生投身于脚踏实地的重要基础工业的绝佳机会。1929年秋天，钱学森脱下中学制服，换上一身学生长袍，怀着成为一名铁路工程师的理想，直奔上海交通大学。他与北京，就此作别。

(节选自张纯如《蚕丝：钱学森传》有删改)

注：钱学森，世界著名科学家，空气动力学家，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中国载人航天奠基人，被称为“中国科制之父”和“火箭之王”。

材料三：

某省高中学生生涯规划表

学生签字：        家长签字：      填表日期：

材料一：

近年来，中国餐饮粮食浪费现象有多严重？

2018年发布的《中国城市餐饮食物浪费报告》曾测算，2015年我国城市餐饮业仅餐桌食物浪费量在1700万至1800万吨之间，相当于3000万至5000万人一年的食物量。另据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估算，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全球饥饿人口将在今年增长82%，达到2.7亿人，20亿人无法稳定获得安全、营养和充足的食物。

中国粮食供求长期处于紧平衡状态。从供给看，进口方面，在新冠疫情与东非煌灾的叠加冲击之下，许多农业生产大国宣布限制粮食出口；自给方面，南方遭遇特大洪灾侵袭，部分农田减产甚至绝收。从粮食需求端看，疫情过后，人们将更加注重安全、健康、绿色、生态、智能的餐饮消费，许多好的消费方式被重新认识，分餐制、公筷、小份菜、称重套餐等新的消费方式开始流行起来，推动粮食节约意识再次兴起，大众餐饮消费也将从重视数量到重视质量方向升级发展。

(摘编自《一年浪费粮食千万吨，仍有3亿隐性饥饿人口，如何才能端好“中国碗”？》，有删改）

材料二：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采取多种措施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粮食产量和质量不断提高，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了自己手上。但是在粮食从田间到餐桌的漫长产业链上，生产、储存、流通、加工以及消费等各个环节都会产生浪费。在收割环节，一些尚未实现机械化收割的地方因为收割能力不足，逢雨天谷物发芽霉变时常发生；农户因为储粮方法落后导致每年粮食损失率高达8%；在运输环节，物流设施和方式比较落后，抛撒遗留损失粮食150亿斤；在加工环节，过度追求精、细、白，导致企业过度加工，每年因此损失粮食150亿斤以上。

紧平衡将是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粮食供求基本态势，稳定粮食供给水平将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长期艰巨任务。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在狠抓粮食生产的同时，要大力减少粮食产后损失和浪费。

(摘编自《连年丰收仍要倡导节约粮食》）

材料三：

虽然国家高度重视粮食安全，提倡“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的社会风尚，多次强调要制止餐饮浪费行为，但是，一些地方的餐饮浪费现象仍然存在。对此，我们要多管齐下，采取更有力的举指，推动全社会深入推进制止餐饮浪费工作。

加强餐饮节约宣传教育。加强相关宣传教育，增强粮食安全危机意识。大力弘扬中华民族勤俭节约、戒奢克俭的优良传统，引导人们践行绿色生活、抵制餐饮浪费。

加强不良消费习惯改变。大力倡导合理、健康的饮食文化，大力开展“光盘行动”。餐饮企业在提供宴席服务时，要科学设计菜单或套餐，合理安排宴席流程和餐台数量，切实提升餐品和服务质量，引导顾客理性订餐、合理消费。

加强餐饮法规制度约束。法规制度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严明的法规制度是制止餐饮浪费的根本之策。加强立法约束，以法规形式规范餐饮消费行为。

加强餐饮消费督促检查。各地要做好对行业协会和餐饮企业的指导工作，建立督导、检查和考核机制，加大督查和考核工作力度，深入餐饮企业进行专项检查和督导，确保制止餐饮浪费工作取得良好效果。

(摘编自《多管齐下，有力制止餐饮浪费行为》）

材料一：

随着城镇化的迅猛推进，城市内涝防治成了汛期防灾减灾的“新课题”。相关统计数据显示，2010年以来，我国平均每年有185座城市受到城市内涝的威胁。

实际上，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我国的城市内涝问题就已经凸显，但当时内涝造成的损失相比江河洪水的损失要小，因而尚未引起足够的关注。然而，自2010年以来，5年中有4年城市内涝灾害造成的经济损失超过了发生流域型大洪水的1998年。面对损失与受淹城市数成大幅上升的趋势，人们开始对城市内涝问题给予更多关注，媒体报道也随之跟进。

城市内涝的“病根”主要源于内外两个方面。从全球气候大环境来看，受气候变化影响，每年的极端性强降雨频次呈现上升趋势。加之往年受厄尔尼诺等各类极端天气现象影响，越来越大的降水量也带给城市更大的挑战。从国内城市生态环境来看，伴随着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张，山林湖泊等生态系统被肆意破坏。原本覆盖着植被的土地大范围地被柏油路、水泥路等硬化路面取代，用来蓄水的低洼地被填平，湿地和湖泊变成了住宅，下凹式立交桥越建越多，城市地下空间开发的规模越来越大(如地下车库、地铁等)，种种做法切断了自然的水循环，从而直接导致城市的雨水积存和渗透能力降低，仅依靠市政管网来排走雨水已是杯水车薪。

(摘编自新华网《雨季总“看海”，城市内涝之困如何解？》)

材料二：

城市的排水设置只是内涝问题最下游的原因，解决城市排水系统仅是治标。建设一个“海绵城市”，让城市的生态系统能够恢复，才是解决内涝的根本办法。

所谓海绵城市，即通过“渗、滞、蓄、用、排”等技术，使城市能像海绵一样，在适应环境变化和应对自然灾害等方面具有良好的“弹性”，下雨时吸水、蓄水、净水，需要时将蓄存的水“释放”并加以利用。

海绵城市示意图

我国自2015年启动海绵城市建设试点以来，截至2017年4月，海绵城市建设试点项目已建设面积420平方公里，完成投资约544亿元。全国已有370个城市提出海绵城市建设专项规划。目前，海绵城市试点虽已取得初步成效，但作为一个由点、线、面构成的庞大系统工程，海绵城市的全部功效尚需时间和过程加以检验。

(摘编自《经济观察报》，《反思城市内涝，建设海绵城市》)

材料三：

理性看待海绵城市，首先应该将其置于城市生态的宏观视野下，从而避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尴尬。这个前提得到保证后，政策制定者还需要在决策时全面权衡。首先，从城市的现实规模、生态出发，建设海绵城市有没有必要？如果一个城市本身就拥有发达的水系足以实现有效排水，那么另投一笔资金建设海绵城市是否划算？其次，在制定规划时是否对整个城市生态进行过系统的统筹？假使主政者总是罔顾城市发展自身规律，肆意妄为，那么再有吸附力的“海绵”恐怕也有限度。

解决城市内涝还有一个问题不能忽视：对海绵城市的建设成果评价，我们是否有可靠的评价系统？假使都像一些地方“治水”那样，钱花出去了却不问效果，到头来公共财政打了水漂，大家依然只能“看海”。

(摘编自《南方日报》，《面对海绵城市须回归理性》)

材料一：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是指突然发生，造成或者可能造成公众健康严重损害的重大传染病疫情、群体性不明原因疾病、重大食物和职业中毒以及其他严重影响公众健康的事件。它具有如下一些特点：一是突发性。突发性指事件的时间、地点、方式、程度等情况，都难以准确把握；对事件起因、规模、事态变化等，也不能事先确定。二是复杂性，主要指造成原因复杂。有自然因素造成的，如地震、台风等自然灾害引发的公共卫生事件；有人为因素造成的，如战争引发的公共卫生事件。三是传播的广泛性，某些传染病可能毫无国界地广泛传播。

（摘编自《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构成要素和主要特征探讨》) 

材料二：

作为非典疫情最为严重的地区，当时的中国在疫情防治中暴露出诸多问题。一方面，部分地方政府对疫情隐瞒不报。另一方面，当时国内比较缺乏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相关制度、应急设施。对于非典一类的新发传染病，彼时并无任何应急预案作为指导依据。而且，许多医院没有足够的隔离设施，交叉感染严重。这些都使得疫情难以在初期得到有效控制。

SARS之后，政府加大了对公共卫生应急体系建设的决心和行动。政策方面，2003年国家公布施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此后又出台了一系列“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从国家到乡镇逐步形成了相对完整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医疗救治方面，各地加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医疗救治体系建设，包括设立专门的传染病医院，扩大医疗救治队伍等。此外，中央还主导建立了一套信息通报体系，保证疫情信息快速透明地传播。这一系列建设使我国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明显提升。 

（摘编自《非典十六年之后，中国的防疫体系都有哪些进展？》)

材料三：

2009年，全球爆发甲型H1N1流感疫情，我国政府对此高度重视，迅速组织联防联控，并坚持公开透明地公布疫情信息，使公众能够了解疫情，做好防控。此外，政府还联合科研机构进行疫苗的研发和生产，仅87天，就研制生产出全球首支获得生产批号的H1N1甲流疫苗。 

2014年，西非爆发埃博拉疫情，中国政府积极应援非洲，同时采取国内疫情防范措施，取得了“零感染，零输入”的可喜成绩。这次疫情抗击还成为我国首次在卫生应急领域走出国门的成功案例。 

事实上，自非典后，我国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处理机制已多次经受住考验，并在实战中不断完善。国家卫计委卫生应急办主任许树强曾表示，中国经过非典疫情、汶川地震和埃博拉疫情等重要阶段的洗礼，应急能力已大大提升，并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摘编自《抗击甲流：中国在行动》)

材料四：

新冠肺炎疫情汹涌袭来，是对我国治理体系和能力的一次重大考验。面对疫情，党中央总揽全局，对抗击疫情作出指示，指明方向。各级党委政府按照中央决策团结带领广大人民群众，全面加强防疫工作，把落实工作抓实抓细。此外，在疫情面前，我国还坚持防控工作全国一盘棋，联防联控，“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创造了十天十夜建成火神山医院的奇迹。

我国一系列措施有效地防控了疫情蔓延，国际社会对此普遍给予肯定。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表示，“中方行动快速有力，速度之快、规模之大，世所罕见，我们对此表示高度赞赏。”

（摘编自《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的信心来自哪里》)

博物馆的AR应用

越来越多的AR应用出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AR应用不再仅仅局限于游戏领域。现在AR应用走进了博物馆这种艺术领域。

近日，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MoMA）热闹非凡。艺术家们将杰克逊·波洛克画廊变成了他们个人的AR游乐场。该画廊由这些艺术家掌管。他们创作了一个AR应用程序MoMAR Gallery，以一种新的方式来展示他们的艺术作品。

对于外行来说，画廊还是原来的模样。美国抽象表现主义绘画大师杰克逊·波洛克独特的“滴画法”作品还像以往一样原始、醒目。但对于那些已经在手机上下载了MoMAR Gallery应用程序的人来说，画廊里呈现的印象派绘画仅仅是参考，该应用程序可以根据这些参考点识别并使用AR重新诠释这些名作，以一种新颖的方式向MoMA的守门人和博物馆馆长发起挑战。有的作品被重新创作，有的被完全修改。一位艺术家在交互式插图中重新绘制了一幅波洛克的作品，并将此画作放在了INS上，用户可以对这些作品点赞。

AR应用改变艺术世界的形势在慢慢形成，许多博物馆最近才开始采用基于AR应用的观赏模式，以提升客流量。但目前这种新形式还有很多问题存在，比如用这种方式是否不尊重艺术家以及是否对艺术家及其作品产生影响。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对待这种虚拟入侵呢？

AR应用于博物馆，只是一种激发人们参与的方式。“博物馆显然也想紧跟时代的潮流，做到与世界相通，像静态艺术这种领域也越来越引起大众的关注。”达拉斯艺术博物馆负责人表示。

“当你认为艺术定义了我们的文化价值观时，你也必须接受这些价值观是由社会来定义的。”Damjan Pita表示。他和David Lobser 是MoMAR的核心人物。MoMA并没有对艺术家们开发的这款AR应用发表评价。但是这场艺术变革即将走向全球。Lobser和Pita表示，中国、德国和塞尔维亚的艺术家都希望利用MoMAR的开源软件来实现对自己所在城市的著名博物馆的虚拟收购。

尽管目前缺乏明确的法律来规定艺术品可以或不可以做的事情，但博物馆并非完全无能为力。当参观者进入博物馆时，他们需遵守该机构制定的规则。例如同意不会摄影拍照，或触摸绘画作品。目前，“虚拟侵入”还是一个没有明确定义的新概念。比如4月份，新泽西州、佛罗里达州和密歇根州的居民对AR游戏《Poké monGo》发起的集体诉讼中，他们声称：这个火爆的AR游戏引发了大批玩家入侵他们的居住地。一个新的问题出现了，居民将虚拟地点归为其私有财产是否合法，日后有可能会针对这些问题明文规定，或者制定法律条文加以约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