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编版2022-2023学年高一年级下学期语文期末复习专题：论述类文本阅读——社会科学题材专项（一）

流行语折射多元文化心态

①所谓流行语，是指在某一时期、地域中出现的、广为流行的语汇。它以鲜活的形式来表达特殊的含义，丰富了我们的话语空间，对原生态的生活形式和内容有很强的概括性，又不失幽默、调侃的意味。随着社会的发展，文化的多元，传媒的发达，尤其是网络的异军突起，流行语往往在一夜之间传遍社会的各个角落。流行语无一不是社会现实、社会风尚的某种折射，借助于网络等传媒，犹如插上了翅膀，成为现代人生活的一部分。我们注意到，流行语的流行速度正在加快，有时甚至就在几秒钟的时间内流行开来，由于这些流行语契合了现代人的某种心理期待，产生了共鸣，成为其快速流行的社会心理基础。

②其实，一个社会，一个时代，总有属于这个社会、这个时代的流行语，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的“风”，何尝不是那个时代的流行语呢？“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现在我们翻看《诗经》，依然能够品味那个时代的社会风尚和价值取向。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每年都有相当规模的流行语调查和发布，日本去年的“U-can流行语大奖”颁奖仪式上，出自宫崎县知事东国原英夫之口的“必须做点什么”及高中生高尔夫球选手石川辽的昵称“腼腆王子”获得大奖。关于获奖理由，评委会表示，东国原这句当初用在知事选举的口号“触动了日本全国男女老少的心弦”；在低调羞涩的年轻人越来越少的今天，石川选手独有的自然无造作的表情“让日本人产生怀旧之感”。 “‘流行语’的情况比较复杂，有的属于社会热点，有的属于网络语言，有的是商业化助推的结果。”留美博士、传播效果研究学者、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周培勤说。流行语属于典型的大众文化，有鲜明的大众文化的特点，以前可能是小范围的传播，现在借助于现代传媒，能够很快地在社会上传播。应该说，流行语的流行，是社会文化有活力的表现。从一个社会来说，历来有主导文化、精英文化、大众文化的分野，流行语显然属于大众文化的范畴。虽然说，主导文化、精英文化对大众文化经常有所排斥，但从一定的意义上来说，现在的大众文化常常扮演着主体的角色，不少流行语经过沉淀后可以进入主流，甚至进入精英文化的范畴。

③流行语的盛行，也是文化多元的产物。在大众传媒时代，尤其是网络时代，流行语的盛行，说明话语权的下移扩散越来越明显。它反映社会冷暖，反映时代节奏，尤其是反映了一定的社会文化心态。

④当然，部分流行语也呈现出泡沫化现象，浅表化、庸俗化，因而，我们平时经常可以接触到一些非常粗俗甚至不堪的流行语，消解着一个社会应该具有的主流价值观。

⑤“流行语强迫症”一定程度上也成为社会庸俗化的表征之一，比如说，每年的春晚小品，为了包装和商业化效果，而刻意制造出一定的“流行语”，但这些流行语总体价值不大，甚至成为廉价的时尚点缀品。

⑥流行语是社会和时代的晴雨表，透过流行语，我们可以领略社会和时代某种微妙的文化心理，体味社会和时代的某种深意。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流行语是民间生活的润滑剂，哪儿的民间社会充满活力，哪儿的流行语就大量出现，什么时候的社会生活越宽松活跃，什么时候的流行语就越发达，流行语贴切地反映着时代的变迁。

在中国，生态文学是基于经济社会发展大局而勃兴的一种文学样式，注重表现人与自然和谐、美美与共的美学思想。这一主题和思想源自中国传统文化，同时更结合了新时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是立足于当下中国的一种文学类型及样式。

生态文明思想在今天的集大成者便是“两山理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国家发展指导思想的转变，从根本上确保了能够对中国的生态和环境进行很好的保护。同时，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亦已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美好生活必然包括优美的环境、绿色美丽的中国，因此，对绿化中国、保护环境这些主题的表现，自然而然地就成了生态文学责无旁贷的使命，由此我们看到了越来越多的正面描写自然生态保护、生态文明进步的文学作品。

生态文学具有世界普遍性，是可以被全人类读者广泛接受和认可的一种文学样式。生态文学的中国表达和中国样本，可以丰富和充实世界生态文学的宝库；同时，生态文学对中国独特的生态保护解决方案、经验、模式的描绘和书写，也能为世界生态文学包括自然文学、动植物文学、环境文学等带去许多有益的启示。以生态及其开发建设为主题的生态文学，其价值必然超越文学，它在推动自然环境保护建设、改善人与自然的关系、践行新发展理念、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等方面都可以发挥自己独特的积极作用。文学作用于人，影响并改变着人的情感、观念和行为方式。生态文学在倡导先进科学发展观、赞美绿水青山绿色和谐生态理念、弘扬中国精神等方面，都可以对读者产生正面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因此，优秀的生态文学是一种有现实指向性和长远意义的行动文学。

今天，生态文学创作的视野与面向正在逐步地打开、拓展，生态文明理念日益成为全社会的共识。生态意识、生态价值、生命教育、植物与动物、生物与人类，都成了生态文学切入的各种视角、角度和方面。与此同时，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也对生态文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现代化国家的发展战略、新发展理念势必都将影响并改变着生态文学的观念创新、取材、立意、视角和面貌。生态建设和生态文学的发展关系，重塑了作家们在写作中的生态观念、创作理念和审美意识。在处理人与生态、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时，作家们越来越慎重和庄严，越来越注重从人与自然和谐的角度，从维护大自然生态整体性利益、总体性平衡的高度来描写自然、反映生态。在作家笔下，生态不再是被动的接受者，而经常成了作品的主体和主角，变成独立的生命体和审美对象，或者成为影响和改变叙事进程的重要因素。

生态文学作为一种人学，应该更多地关注人自身即读者的审美期待与接受。当下中国的生态文学在美学追求上尚显捉襟见肘、乏善可陈。许多纪实作品存在着急就章、时政体的弊端。在作品的思想性和审美性以及深度广度厚度高度等方面都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绿色中国、健康中国、生态中国建设无穷期，生态文学亦永不会有枯竭完结之时。只要保持着与生态紧密的关联，与人类生存环境条件不断改进完善密切的关系，生态文学就一定能源源不断地接得地气，获得蓬勃生机与活力。

（摘编自李朝全《生态文学的中国表达》）

“疫”这个字人人散而远之，但就它的字形结构看，除了避之不及的“疒”，它里面的部分其实是“役”的省略，表示“疫”的意思同“役使”有关，因为古人认为，瘟疫大都是恶鬼驱役坏东西兴风作浪。

“役使”这种行为是人类为了改善生活条件所付出的努力，是人类智慧与社会进步的体现。在我国古代，牛早已成为可供人们役使的一种富力。比如在“犁”字中，“牛”表示犁这种农具以及用农具耕田都与役使牛有关。《诗经》有一句：“皖彼牵牛，不以服箱。”其中“皖”的意思是明亮。“服箱”是驾车、拉车，因为“箱”最初指古代的大车，这两句诗说的是天空中闪闪发光的牵牛星它虽然名叫“牵牛”，却并不是被用来驾车的。从这里我们可以推断，当时牛已经成为人们在生活中用于负重、运输的一种重要工具了。

大文豪苏东坡在一首题为《减字木兰花·己卯儋耳春词》的词中写道：“春牛春杖，无限春风来海上，便丐春工，染得桃红似肉红。春幡春胜，一阵春风吹酒醒，不似天涯，卷起杨花似雪花"这首词既写了春天的景色，同时也是一幅立春时节的民俗风情画卷，其中的“春牛”，是传统民俗中人们用泥土、芦苇或纸于立春前一日做成的“牛”，在立春那天用“春杖”鞭打“春牛”，以示迎春、劝农和催耕，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

比较有趣的是“耕牛”从古至今指的都是耕田的牛；可是与之相对的“犁牛”，在许多古代的工具书中却被解释为“杂色牛”。因为《论语》中有这样一句话：“犁牛之子骅且角、虽欲勿用、山川其舍诸？"句中“驻”原本指赤色马，随之也指赤色牛等，后来还表示赤红色。我国古代有崇尚“正色”的传统“赤”与“青、黄、白、黑”同属五种正色，所以，赤红色的牛马被视为品相高贵。因此，孔子的这句话是说有杂色皮毛的公牛，生下来的小牛犊却毛色赤红，人们可能因为小牛犊出身卑微而不让它当主角，可是圣明的山神水神也会像人一样舍弃它吗？这句话表明了孔子“不以出身论英雄”的主张。由这句话后来还引出了“犁牛骅角、犁生骅角”等成语，大意是普普通通、甚至有些卑微的父辈，却生下了鹤立鸡群的儿女。

实际上，耕牛外表的毛色与样貌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们服务于农耕等事务的能力与态度。农业是立国之本，勤劳坚韧的耕牛，是数千年来中华民族农耕的得力助手。在农业现代化进程中，耕牛也正在让位于人称“铁牛”的拖拉机等一系列农业机械，见证了新中国建设事业中新农业的气象与辉煌。

从另一个角度看，“犁牛骅角”正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一种写照。中华祖先筚路蓝缕，从在大自然中寻觅食物，到草创农耕文明，学会种植、发明农具、蓄养牲畜和兴修水利，一步又一步、一代接一代地建立并发展了灿烂的中华农业文化。在今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党领导全国人民更是消除了绝对贫困和区域性整体贫困，让中国人民过上幸福生活。

抚今追昔，正是中华民族这种坚忍不拔、默默奉献的“耕牛”精神，让中华民族如山如阜，巍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摘编自张一清《“耕牛”精神代代传》）

“事件”意味着变化。如果你窗外的街道是干的，但是你小睡片刻之后却发现它湿了，你便可以假设一个事件发生了，这个事件叫下雨。世界从干的变成了湿的。然而，仅仅从天气的变化中，你不可能构建出一部影片——尽管有人曾经尝试过。故事事件是有意味的变化，而要使变化具有意味，从一开始它就必须从发生在一个人物身上开始。如果你看见某人在倾盆大雨中淋成了落汤鸡，这多少比一条湿漉漉的街道更富有意味。

故事事件创造的人物生活情境中富有意味的变化是通过某种价值的改变来表达的，要让变化具有意味，剧作家必须表达它，而且要让观众对此作出反应。

故事价值是人类经验的普遍特征，这些特征可以从此一时到彼一时，由正面转为负面，或由负面转为正面。例如，生与死便是一个故事价值，就像爱与恨、自由与奴役、真理与谎言、勇敢与懦弱、忠诚与背叛、智慧与愚昧、力量与软弱、兴奋与厌倦等等。人类经验中的价值都随时可能走向反面，这些人类经验中的二元特征便是故事价值。观众能够确切地知道，在这种经验的两极中，自己究竟处于哪一端。比如你的窗外是80年代的东非，一片干旱肆虐的原野，你就得面临一个重要的价值：生与死。故事可从负面开始；这场旱灾正在夺去成千上万条生命，如果有朝一日天降甘霖，雨季来临，大地重返绿色，动物获得食物，人得以生存，这场雨便会被赋予深刻的意义，因为它将故事的价值从负面转化为正面，从死亡转化为生命。但是，这一事件尽管力度不凡，但它还是没有资格成为一个故事事件，因为它的发生纯属巧合。故事讲述手法中有“巧合”的一席之地，但一个故事不可能构建于纯粹的偶然事件，无论它负荷着何等深刻的价值。

就一部典型的电影而言，剧作家将要选择四十到六十个故事事件，或者换个常用的说法，叫作场景。场景是指在某一相对连续的时空中通过冲突表现出来的一段动作。这段动作至少要有一个人物生活情境负荷着的价值发生转折。理想的一个场景即是一个故事事件。

剧作家必须认真审视所描写的每一个场景，如果某一场景从开始到结束毫无变化，那么尽管这一场景中有一些活动，比如说说这个，做做那个，但只要没有发生任何足以改变其价值的事情，这一事件则只能称为非事件。如果这些场景只是为了“解说”，为了向观众传达有关人物、世界或历史的信息，那么老练的剧作家会毫不犹豫地将其舍弃，并将它所传达的信息编织在影片的其他地方中。

所有的场景都应该有转折，这是剧作家的理想。剧作家致力于使每一个场景从头到尾都完美无瑕，将人物生活的价值从正面转为负面或从负面转为正面。要想不折不扣地坚守这一原则也许是困难的，但也并不是不可能，因为无论其类型如何，有一原则是普遍的：如果一个场景不是一个真正的事件，就删掉它。

（摘选自《材质–结构–风格和荧幕剧作的原理》，有删改）

一般而言，一部作品的意义或意图的实现，在相当程度上有待于读者的解读，而作者在建构作品时，也在与读者暗中交流，并希望读者按自己的意图去进行解读。但这种解读过程能否成功则涉及许多复杂的条件和因素。

作品意图的实现和读者的阅读期待有关。在文学史上，卡夫卡一直是一位伟大而又令人生畏的作家。他通过寓言和悖论等方式隐晦地表现自己的意图，将普通读者拒之门外，据说连爱因斯坦都认为卡夫卡的《审判》无法卒读。然而也有研究表明，卡夫卡是将《审判》当作喜剧来写的，而且每写一段就会读给朋友们听，他们都笑得在床上打滚。卡夫卡特殊的文体在朋友们那里并不构成障碍，或许因为他们只想听个荒唐而好笑的故事，而如果读者想要知道卡夫卡何以成为描写异化的“欧洲的良心”，这种文体就显得深奥难懂了。

作品意图的实现也取决于读者所处的情境。欧洲著名学者卢卡契曾坚持认为，卡夫卡的小说完全是无病呻吟，没有任何意义和价值，然而，他最终改变了看法。随着国家发生政变，他突然像《审判》中的K一样，被莫名其妙地逮捕和审判，卡夫卡的大门顷刻之间就奇妙地向他敞开了。他所体会到的那种巨大的荒谬感使他终于承认，卡夫卡写的是真正的现实。国学大师陈寅恪曾在战时逃难之际重读宋史，九死一生的经历使读史四十年的陈寅恪对书中许多“不甚可解者”忽然“心通意会”，甚至产生了“亲切有味”的阅读快感。

作品何时会向读者显示它的特殊意义，抛开读者是否优秀不谈，实在是渺不可知的。写作和阅读的关系，并非谁是主导、谁是附庸的关系，阅读的成败取决于两者能否会通，写作者的姿态，说到底仅仅是一个邀请而已。因此，在中国的传统文学写作中，写作行为常常被解释为一种寻找知音的过程。在此过程中，作者往往并不强求，而是将知音的缺席作为一个写作的前提予以接受。“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不惜歌者苦，但伤知音稀”，所有这一类感伤之语，既是对知音难觅的感慨，也是对理想读者的召唤，既有悲凉，又有自信。

这种看似消极的寻求知音的写作策略，真正保证了写作的开放性：作者并不仅仅在为他的同时代人或一般读者写作，他所面对的是开放的时间之中潜在的理想读者。由于他所预设的这些“未来读者”在时间的长河中几乎是无限的，作品可以在相当程度上超越时代的限制而传之后世。另外，对知音的寻觅，对后世读者理解的确信，使作者能够不媚世、不趋时，更有勇气去对抗时尚和社会意识的压力。

（摘编自格非《文学的邀约》）

    敦煌是具有悠久历史的文化古城，自西汉以来，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中华文化长期在敦煌传播，形成了深厚的文化积淀。汉唐时代丝绸之路的持续繁荣，又为敦煌带来了中外文化交融的机遇。敦煌莫高窟从公元366年开始营建，持续了1000多年，保存了历朝历代的艺术成就。敦煌文化反映了多元文化融汇交流的历史进程，同时也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和与时俱进、不断创新的精神。

    今天，进入新时代，面临新受众，敦煌文化如何更好地面向社会，适应当下，打造时代新坐标，是敦煌研究一直在思考的命题。2020年以来，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莫高窟等石窟不得不停止对外开放，为了让广大群众在家也能体验、欣赏敦煌艺术，敦煌研究院利用数字资源，推出了“云游敦煌”微信小程序“‘数字敦煌’精品线路游”“敦煌文化数字创意”“精品展览”等一系列线上“云展览”活动，有效推动了文物数字化，为新时代更好地传承敦煌文化提供了新思路。

    “云游敦煌”让用户可以“云”参观敦煌艺术，利用腾讯云的技术优势，可以看到敦煌石窟艺术的细节，仿佛进入真实洞窟。敦煌研究院希望通过这种“科技+文化”的方式，让千年传统文化“飞”入更多寻常百姓家，与大众产生互动。除了“云游敦煌”小程序、“数字敦煌”等一系列线上“云展览”，敦煌研究院还尝试用音乐、游戏、文创产品等形式，结合数字科技融合线上线下，让古老的敦煌文化释放新的活力，让文物“活”起来，走进人们的生活，使其成为引领时代风尚、构筑时代美学、满足美好生活的新动能。举例来说，我们前段时间推出的“大盛敦煌艺术大展”，以“沉浸式”的线下艺术展览，让观者跳出“浏览式”观展方式，成为展览的参与者甚至主角。这种观展视角的转换，也获得了年轻人在社交网络的点赞。

    线上数字化展览和线下展览是相辅相成的，可以“比翼齐飞”。前者加速了信息传播，用户也能够打破时空界限，以更低的成本观展。同时拥有线上和线下两个展览渠道，能够取得信息发布更广、内容传递更深、互动形式更多、展览效果更持久的效果。对持续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都有所启发。

    文物数字化同时也为文物保护提供了新的想象空间。敦煌研究院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就提出“数字敦煌”构想，旨在利用计算机技术和数字图像技术，实现敦煌石窟文物的永久保存、永续利用。“数字敦煌”资源库平台的建立，更为促进敦煌石窟的科学保护和数据资源合理有序的利用创造了条件。近年来，我们还与腾讯公司发起敦煌“数字供养人”计划，通过智慧锦囊、敦煌诗巾等一系列备受用户喜爱的创意项目，推动传统文化与大众尤其是年轻人产生更多交集。未来我们将继续探索科技与文化的结合，利用创新手段实现敦煌文化艺术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数字文化共享。

    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既给文博界带来挑战，也推动我们进一步广泛运用人工智能、虚拟漫游等新技术，借助5G和云计算带来的高速率的传输，进一步构建线上线下相融通的传播体系，多渠道传播敦煌文化蕴含的人文精神和时代价值，用匠心呵护遗产，以文化滋养社会。

（摘编自赵声良《打造敦煌文化时代新坐标》）

只有从具体的事件中，人们才会准确打捞对某一年的公共记忆。而这些事件，在互联网时代，往往表现为一年之中的热搜词。我们在热搜词里读懂中国。近日，基于网民搜索大数据而生成的热词榜单正式出炉。这份榜单与我们在2020年的感受若合符契。新冠肺炎、疫情、复工复产、全面小康、中国火星探测、直播带货、国内游……年度大事件纷纷上榜，为我们这一年“总结陈词”，也刻画着2020年的真实面貌。

用一个词来总结这份榜单中的中国，那就是“韧性”。2020年的中国不容易，但恰是凭着这种“韧性”，中国在困境中进发出一种强大的生命力量，于危机中育出新机。

在众志成城的抗疫中，国人显露出英勇无比的韧性。我们万众一心打赢了武汉保卫战，成功阻击本土疫情，常态化疫情防控中，一些地方零星散发疫情被精准控制，中国成为全球抗疫最成功的国家。成功阻击疫情，彰显着中华性格中长久以来的韧性传统，这是中国先于其他国家走出本土疫情的重要原因。

韧性，是植根于国人血液中最重要的性格之一。中国文明之所以历经千年而不断流，就是因为中国人在性格与文化上，有着这种不屈不挠的精神。在这种精神的激励下，中华经受住了一次次危难。在2020年的疫情中，我们同样经受住了考验。

性格的韧性，还投射到国民经济的韧性上。在热词盘点中，我们看到了中国经济强大的复苏能力。疫情肆虐之时，中国经济也受到波及，经济发展遭遇相当程度的挑战。但正如“复工复产”成为2020年度热词，中国经济的韧性决定了其不会轻易言败。2019年我国经济总量已经接近100万亿元人民币，稳居世界第二。同时我国是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当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供应链体系健全、产业配套能力强、生产组织高，这些都构成了中国经济迅速恢复的基础条件。

除了积淀雄厚，中央的宏观调控政策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困境之中，中国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着力扩大内需、促进消费、畅通内循环。在疫情中我们看到，直播经济、外卖经济、线上办公、在线教育等创新经济冲上风口，成了拉动中国经济复苏的新增量。如此种种，都描摹出中国经济的韧性底色。

这份关于2020年的热词榜单，总结了中国在这一年中所经历的困难，也见证着中国如何在强大的韧性中逆风而行。未来，中国前行之路可能仍将不甚平坦，也会遭遇压力，但有这种韧性在，中国就会不断前行。

当我们度过非同寻常的2020年，回首发现，国与民的力量，都彰显出一种韧性品格。爬坡过坎，迎难而上，我们将穿越荆棘之地，走向更加开阔的未来。

（摘编自韩丹《在热搜词中见证“韧性中国”》）

我国自古以来就十分重视礼仪，有着“礼仪之邦”的美称。在传统文化中，礼仪具有很高的也位。我国古代曾出现过“以礼治国”的主张，且儒家文化的关键就是“礼乐文明”。历史上还有许多与礼仪相关的经典著作，如《周礼》《礼记》等。时代发生巨大变迁，在现今的正式商业场合中，双方为了体现较好的素质教养，表达对对方的尊重，会采取商务礼仪。商务礼仪是人们在商务场合中长久以来形成的行为规范与习惯形式。它在商务场合中具有十分重大的、独一无二的影响。我国市场经济高速发展，日常生活中处处可见商务礼仪的身影，它正以强大的渗透力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它从创始、改善到成熟阶段，需要长时间的积累。象征着商务礼仪成熟的，是稳定的社会背景与文化形态。商务礼仪的进步史包括礼仪规范的出现、进步和改变。当出现某种符合大众认知的商务礼仪规范时，商务礼仪就得以进步；当某种商务礼仪规范成熟时，商务礼仪行为也就更加完善。

从古至今，礼仪在我国文化中的地位一直十分重要，它影响着国人生活的各个方面，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历史上，周天子以礼治国，儒家礼乐文明，这些都推动了我国礼仪文化的产生与演变。随着社会的发展，现今我国人民的物质生活已得到极大的满足，生活礼仪逐渐从简，快节奏生活也推动人们去除不必要的烦琐礼节。在参与正式的商业活动时，与会双方都要相互尊重，创造良好的氛围，且对自己的行为加以规范，从而展现良好的素养，给对方留下深刻的印象。

作为中华儿女，我们要在继承、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前提下，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与商务礼仪规范有机结合起来。例如，市场上有专门针对礼仪规范的培训机构，这些机构可以选择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融入西方商务礼仪培训中。此外，高校可以讲授礼仪专业知识，向商务英语、工商管理等专业的大学生讲授礼仪文化；同时，也可为其他专业开设选修课，便于大学生学习礼仪规范，助力大学生提升素养。通过开设必修课程与选修课程，让更多大学生接触商务礼仪。高校社团也可发挥作用，针对商务礼仪与传统文化的有机结合展开探究。在全球一体化趋势下，我国的经济实力越来越强，与其他国家的交易往来越来越频繁，许多外国人开始学习并喜欢上了中国文化。例如，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传播场所，世界各地都建有孔子学院，这极大地推动了我国传统文化的传播。很多外国友人在孔子学院学习后，深刻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在正式讲课前，为了体现传统文化尊师重道的理念，孔子学院的教师还会和学生互相鞠躬。

对于商务礼仪的创新来说，当然要适应时代发展需要，但也要注重与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有机结合，从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这要求对商务礼仪的演变以及中国传统文化有综合认知，以

便形成富有我国独特魅力的商务礼仪体系，突出民族自信与自豪感。为了大范围推广中国商务礼仪规范，要从青少年入手，对青少年开展传统文化教育，为后续的商务礼仪学习奠定根基。

（摘编自王艳征《现代商务礼仪和传统文化的融合研究》）

中医药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让中医药走向世界，是习近平同志在广东考察时提出的振奋人心的号召。

让中医药走向世界，目的是让中医药优质的健康医疗服务惠及世界、造福人类。日前，中医药服务已遍及全球18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医药逐渐为五大洲的民众所接受，尤其是针灸、气功、太极受到越来越多国际友人的喜爱。这说明，中医整体医学、整体健康的观念和方法是有效的，大众是受益的。

让中医药走向世界，需要深入发掘中医药宝库中的精华。中医药是我国先民在天人合一哲学理念指引下，经过长期实践而形成的伟大发明创造，几千年来一直护佑着中华儿女的健康繁衍。据《全国中医图书联合目录》统计，从战国至1949年，存留于世的中医药图书共计12124种。加上陆续发现的中医药出土简帛文献和传世的孤本、秘本，中医古籍数量相当可观，深入挖掘大有可为。同时，要挖掘传统文史哲和科技典籍，特别是《道藏》中与医药养生相关的宝贵资源。这些都是“物”的资源。此外，还要重视“人”的资源。关注健在的国医大师和各级名老中医专家，做好口述史研究和人类学田野调查。

明确从哪里挖掘，更要明白挖掘什么。这可以从“道”和“法“两个层面下功夫。在“道”的层面，应挖掘中医药宝贵的价值观念和原创思维，如天人合一、调中致平、顺应自然、整体和谐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等。中医药注重人体自身形神的和谐统一，注重人的内稳状态和抗病潜能的激发，注重人与自然、社会的和谐统一，注重疾病预防的“治未病”思想。这是中医药的“魂”，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体现。在“法”的层面，应梳理历代中医药行之有效的中药方剂，以及针灸、推拿、导引等技术方法。历代中医的方剂数量是惊人的，《中医方剂大辞典》收方近10万个，需要去粗取精、去伪存真。

让中医药走向世界，需要充分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和成果。中医药形成发展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吸收先进科技成果的过程。例如，西汉中期成书的《黄帝内经》就吸收了当时天文、历法、音律、物候的知识。在当今社会，中医药如果排斥现代科技，与现代社会相隔离，那就不可能发展创断，不可能走向世界，其结果必然是为时代所抛弃。事实证明，越是与现代科技相结合，越能创造出重大成果。

中医药走向世界，还需要实现产业化和现代化。我们要清醒地看到，虽然近年来中医药国际化取得很大成绩，但目前仍只有部分国家承认中医药的合法地位，而且大部分只认可针灸而不认可中药。这就需要改革中医药体制，推进产学研一体化，加快中医药产业化进程，让科研先走出去，让数据说话，让更多外国人了解中医药机理。将传统中药优势与现代科技相结合，加大研发投入，促进中药现代化。只有研发出既符合中医理论、作用机理又确切的中药产品，才能让外国人从心存犹疑到心服口服。

（选自张其成《让中医药走向世界》，有删节）

阅读是写作的基础，丰富的阅读不仅为写作积累大量的素材，而且提供多样的语言形式和结构样板。由于通过阅读获得的积累是经过阅读者思考和淘汰之后留存下来的内容，因此，即便抛开阅读对写作直接的功利意义，单纯从写作对知识要求角度来说，阅读所得对于写作也是最为重要的内容。比如热衷于千篇一律的武打小说和言情故事的阅读，不仅不利于学生素质的发展和写作能力的提高，相反，其模式化的情节极易造成学生视野的狭隘和思路的封闭。我们认为，广读博收、积累素材是不可缺少的环节，这句话包含两个方面的内涵：一是通过阅读吸收和积累与写作直接相关的素材，如对阅读对象所记述的故事和事件的掌握和积累、对语言表述形式与技巧、文章结构与主题表达的特色等方面内容的记忆。这些积累下来的内容，为写作提供了丰富的可以借鉴的范例。二是通过阅读吸收和学习大家的思维方式、方法，进行思想素材的积累，提高透视生活现象的品味。我们决不可以单纯地积累与写作直接相关的素材而忽略思想素材。

广泛的阅读为写作奠定了充分的知识基础和丰厚的文化底蕴，但是要把这些前提性的条件变成实际的写作能力，还必须进行有意识、有目的的阅读和写作上的训练。具体说就是：阅读时要根据写作上的需要精选阅读篇目，侧重于学习和积累当前情况下主要制约自己写作进步的内容因素，通过阅读解决写作中的困惑，达到学以致用的目标。同样，写作时也必须将阅读所得有机地渗透到构思运笔之中，通过写作训练验证阅读感受，巩固阅读成果，并将其逐步化为自己写作的实践能力。这里阅读的针对性必须以发现写作中的主要问题和阻力为依据，写作中遇到无法克服和解决的矛盾，只有求助于阅读实践，学习别人解决同类问题、甚至同样问题的经验和做法，沿着他们的思路，我们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阅读和写作的同步性，是要求我们阅读的数量、进程要与写作练习的数量、进程步调一致，这样就能够做到通过阅读为写作奠定坚实的基础，随时解决写作中出现的问题；反过来又可以通过写作实践，加强阅读中的理解，深化对阅读对象所蕴涵的微妙精湛之处的体会，并将理解和体会再渗透于个人的写作实践中，从而形成阅读促进写作能力的发展，写作能力的发展又促进了阅读水平的提高这样一种良性循环的发展趋势。阅读和写作不能同步的问题，目前在广大学生中还普遍存在着，许多学生阅读大量知识性、文学性的中外名篇名著，对其中阐述的内容以及交代的主人公和情节也很熟悉，完全称得上阅读面广、积累丰富，但是因为懒于动笔，阅读所得不能及时有效地运用于写作实践中，所以阅读的成果就无法转化为写作能力，结果造成眼高手低的局面。

（摘编自杨泉良《实现阅读对写作意义的途径》）

这种“文法”有一定的拘束性，但同时也有极大的运用的灵活性，能有多样性的表现。也如同做文章一样，在文法的拘束性之下，仍可以有许多体裁，有多样性的创作，如文章之有诗、词、歌、赋、论著、散文、小说，等等。建筑的“文章”也可因不同的命题，有“大文章”或“小品”。大文章如宫殿、庙宇等等，“小品”如山亭、水榭、一轩、一楼。文字上有一面横额、一副对子，纯粹作点缀装饰用的。建筑也有类似的东西，如在路的尽头的一座影壁，或横跨街中心的几座牌楼等等。它们之所以都是中国建筑，具有共同的中国建筑的“词汇”，遵循着中国建筑的“文法”所组织起来的。运用这“文法”的规则，为了不同的需要，可以用极不相同的“词汇”构成极不相同的体形，表达极不相同的情感，解决极不相同的问题，创造极不相同的类型。

这种“词汇”和“文法”到底是什么呢？归根说来，它们是从世世代代的劳动人民在长期建筑活动的实践中所累积的经验中提炼出来的，经过千百年的考验，而普遍地受到承认而遵守的规则和惯例。它是智慧的结晶，是劳动和创造成果的总结。它不是一人一时的创作，它是整个民族和地方的物质和精神条件下的产物。

在中国医师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医务工作者致以节日的祝贺和诚挚的慰问。他强调，广大医务工作者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崇尚医德、钻研医术、秉持医风、勇担重任，努力促进医学进步，为建设健康中国、增进人民健康福祉作出新贡献。各级党委和政府、全社会都要关心爱护医务工作者，弘扬先进事迹，加强业务培训，支持开拓创新，帮助解决困难，推动在全社会广泛形成尊医重卫的良好氛围。

今年，新冠肺炎疫情突如其来，面对危机，无数医务工作人员怀着一腔热血写下“请战书”，他们同时间赛跑，与病魔较量，战“疫”到底，用医生的“危”换来病人的“安”。

大疫如镜，照见白衣天使的无私和尽职，他们是新时代的“最美逆行者”，更是全国人民心目中最可爱的人。在中国医师节之日，向广大医务工作者致敬，也是学习、弘扬他们身上的抗疫精神。

有人说，医生就是那个去和“死神”赛跑的人。就在8月13日晚，苏州园区一小区门口，一中年男子突然晕厥倒地。当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一护士路过，跪地做心肺复苏。经近20分钟施救，男子终于恢复意识。而事发前，护士的腿已经摔伤。无影灯下竭尽全力，只为看到有力的心跳；不顾危险向前奔跑，因为生命需要争分夺秒；排查每个潜在风险，为健康站岗放哨……

近年来，无数优秀医务工作者被宣传、报道，榜样的力量像一束光，成为医者找寻人生价值的明灯。当下，构建更加强大的公共卫生体系、更高质量的医疗服务体系，需要全体医务工作者聚力前行，科学、依法、文明、廉洁行医，以精湛医术、高尚医德、优良医风，继续当好人民健康的守护者、健康城市的推动者、医者仁心的践行者。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医生是人民健康的守护者，是健康中国建设的主力军，而广大群众是健康中国的参与者和获益者。医疗服务是健康的保障，医生与患者是天然的利益共同体。广大医务工作者的辛勤付出理应得到社会的认可。在以生命和健康相托付的同时，我们应对医务工作者多一些尊重，少一些偏见；多一份信任，少一份揣测，形成敬畏生命、崇尚医学、尊重医生、关爱医生的良好风气，让医者在温暖中提高职业的敬畏感，让更多优秀人才愿意献身医学事业。

“我愿尽余之能力与判断力所及，遵守为病家谋利益之信条”，希波克拉底誓言仍在回响。广大医务工作者弘扬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精神，共同为全面小康筑牢了健康底座，也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打下了坚实的健康基础。

（摘编自李群《医师节，致敬健康与生命的“守护者”》，光明网2020年8月19日）

       新一代人工智能正在全球范围蓬勃发展，推动世界从互联信息时代进入智能信息时代，给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带来颠覆性影响。人工智能与经济社会的深度融合，将给人类社会发展进步带来强大新动能，实现创新式发展。

       从科学层面看，人工智能跨越认知科学、神经科学、数学和计算机科学等学科，具有高度交叉性；从技术层面看，人工智能包含计算机视觉、机器学习、知识工程、自然语言处理等多个领域，具有极强专业性：从产业层面看，人工智能在智能制造、智慧农业、智慧医疗、智慧城市等领域的应用不断扩大，具有内在融合性；从社会层面看，人工智能给社会治理、隐私保护、伦理道德等带来新的影响，具有全面渗透性。目前，在边界清晰、规则明确、任务规范的特定应用场景下(如下围棋、人脸识别、语音识别)设计出的智能体表现出较好的专用智能。未来，人工智能的发展将从专用人工智能、人机共存智能向通用人工智能转变。可以预见，通过科学研究的牵引、应用技术的交叉，人工智能必将推动人类社会实现创新式发展。

       人工智能为人类认识世界引入新范式，增强科学发现能力。人工智能的发展史是相关学科不断交叉融合、遵循不同范式的发展过程。从符号主义、逻辑推理、知识工程到连接主义，从大数据驱动小任务到小数据驱动大任务，从神经形态类脑智能到量子计算智能，人工智能的新范式不断增强人类认识世界的能力。传统的科学研究引入新范式后，研究效能得到了极大提升。

       人工智能为人类理解世界创造新工具，扩展外界认知能力。人工智能创造各种技术帮助人类理解复杂的拥有巨量信息的世界。计算机视觉技术利用感知世界的每一个像素，增强人们观察场景的敏锐度。自然语言处理技术通过深度语义分析，改善人和机器的交流互动。知识计算引擎与知识服务技术帮助我们搜集获取海量知识，进而挖掘关系，形成新的知识图谱。自主无人系统可以利用其不怕热、不怕冷、不怕压等特性，涉足人类无法到达或难以忍受的极端环境，帮助我们探测未知世界。

      人工智能为人类改造世界形成新业态，增强产业发展能力。人工智能与传统产业的融合，不仅能提高产业发展的效率，更可以实现产业的升级换代，形成新业态，构成新的创新生态圈，催生新的经济增长点。

       人工智能为人类管理自身构建新模式，提高社会治理能力。社会规范有序是人类的共同愿望，人工智能嵌入社会治理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手段。人工智能技术可以消除政府和公众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及时预测和感知突发舆情：通过对汇聚到一起的多种传感器感知到的社会公共情况进行连续监测，智能预警各种公共安全事件。需要强调的是，人工智能管理模式在推行过程中，也要解决其和固有社会伦理规范的冲突、数据使用的隐私保护等问题。

       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给人类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为了人类共同的美好未来，全世界的人工智能领域参与者应坚持共创、共享、共赢理念，共同创造知识，共同分享技术，在良性竞争中实现共赢。

(《人民日报·海外版》2019年10月15日)

    文字是记录和传达语言的书写符号。语言是有声的思维，文字是有形的思维。二者都是思维的外化。像语言一样，文字也是思维能力的反映，蕴含着思维的特点。从某种意义上说，古文字是对思维进行考古的工具。

    古人类主要运用形象进行思维。这种特点反映在古诗歌中，人们喜欢用比兴来说明某种道理；反映在原始神话中，人们通过具体的故事来说明某个道理，抽象的道理是没用的。形象思维曾是人类最得心应手的思维方式。抽象思维是在形象思维的基础上逐步发展起来的。从文字的创造特点看，绘画文字是最早的文字。这种文字的主要特点是象形。不仅中国的古文字用形象来表示，古巴比伦人、古玛雅人、古埃及人等无一不是从象形开始来创造古文字的。

    创造文字的时代，人们抽象思维的能力还比较薄弱。人们进行抽象思维，还很难脱离具体形象来进行，往往要依赖于对形象的类比、比较、联想来进行。表现在文字的创造上，形与义密切结合在一起，人们是从形象来了解符号的意义的。文字的产生一方面是以人类抽象思维的能力达到一定水平为基础的。但另一方面，象形文字又标志着人类抽象思维能力还不发达，这种低下的抽象思维能力不可能创造太抽象的符号。

    抽象思维能力的低下还主要表现在古文字的词类上，表现为形容词的极端贫乏。从甲古文看，形容词数量相当少，只有白、厚、明、光、赤、美、丽等为数不多的形容词。事物的性质包含在事物之中，与事物不可分离，只能通过人的思维才能把事物的性质从事物本身分开。在近代一些少数民族那里，要说热，只能说“像火一样”。

    早期文字中的“鱼”字是各种各样的鱼类象形，后来逐渐概括出一种共同的鱼的特征的象形文字，作为各种各样鱼的代表。早期文字中，几乎每个文字都经历了一定的概括过程。没有概括过程，就不可能产生一般意义上的文字。这种概括能力使人们能概括出事物的共同性质，撇开了同类事物之间的差别性、个性和偶然性，产生了最初的种、类概念。

    在概括能力发展的同时，形象思维本身也在不断发展着。形象思维从自身中演化出了抽象思维。抽象思维的发展又推动着形象思维的发展。古人类从事物中抽象出事物的性质，从而创造了形容词后，又创造着代表新的形象的词。例如，从羊的肥大的形象创造了“美”字，进一步又创造了“美服”“美女”等新的名词。形容词产生后，也使原有的一些代表具体形象的词成为更形象生动的新词。例如月字、镜字，在抽象出了“明”字后变成了“明镜”“明月”，使形象更逼真。古人类从众多的个别的事物中概括出代表一般意义的词后，又以此为指导去认识新的个别事物，创造新的字。

    从古文字的演变进化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形象思维与抽象思维在互相补充、互相促进中辩证地发展，使人类的思维能力不断由低級向高级发展，从而使人类能够更深更广地认识世界。

(摘编自朱长超《从古文字看原始思维及其发展》，有删改)

    古希腊的柏拉图曾试图给“美”下一个永恒完整的定义：“美是有用的”“美是恰当的”“美乃视觉和听觉所生的快感”等。一次次对美的概念的界定，乍看恰当，再品又觉片面，经反复推敲又一再推翻，周而复始，最终柏拉图找不出准确的语言定义“美”，只能无奈地概括为：“美是难的”。

    关于美，不应悬置在一个孤立静止的语境中谈其本质、属性及内在关系，更不能机械地认定“美是客观的”或者“审美是主观的”，否则永远跳不出二元对立的逻辑思维定式和理论模式。

    美究竟是什么？美是客观的吗？美乃人类对世界的意象感知。因美在感知中，毕加索曾说：“我是依我所想来画对象，而不是依我所见来画的。”美亦在“情景”中，正如庄子所言：“非彼无我，非我无所取。”人与“情景”互生互存，交融亲和，“情景”并非独立于人之外的客观实在，而人也非独立于宇宙之外的所谓主体。因此，当人与天、地融为一体时，在恰当的“情景”中，美即闪现出来。

    美在感知中，亦在情景中。美属于一种意象，而审美是种境界。所谓“意”，即人的精神维度观照的意象思维，当美在“意”中，人可感知到模糊的、不确定的、稍纵即逝的、瞬息万变的抽象之美，诸如观念艺术、互动艺术、虚拟艺术等艺术样式借助抽象之意与受众发生关系。所谓“象”，即“情景”的物理维度观照的具象思维，当美在“象”中，艺术家可捕捉到可视、可听、可触、可品的形象之美，造型艺术、影像艺术、戏剧艺术等在“象”中与受众产生共鸣。可见，美具有“意”和“象”的双向性，当美在意象之中流动并闪现，艺术家便进入“物我两忘”的创作之境。

    艺术作品的价值贵在情感，而审美价值存在于——人、艺术作品和宇宙——艺术三要素之中，当三者在一个共同的维度，且美在意象之中流动并引发情感共鸣，艺术作品的审美价值才真正得以实现。“眼中之竹，胸中之竹，手中之竹”，郑板桥的“三竹说”反映了艺术创造中人、自然和作品之间的这种审美互动。美的闪现，美的感知，美的捕捉，美的体悟，皆在“物化”的意象中完成，并且通过艺术家之手，以笔墨的形式落实到纸面上。当美在“意”中，美是流动的、不确定的、难以捕捉的，它需要艺术家和宇宙的情感交流和精神感应，将抽象之美在意念中不断强化，通过艺术家个人的审美行为，将无形之“美”落实成“象”，使之成为有形之态。可见，情感性的意象思维贯穿于艺术创造、艺术表现和艺术欣赏的全过程，而艺术作品承载着将意象思维转化成形象思维，将无形之美转化为有形之美的价值属性。

    判断艺术作品审美价值的标准是错综复杂的。艺术作品的审美价值存在层次上的差异，有高低之分，有雅俗之别。标准难以统一并不会弱化审美的重要性。法国美学家杜夫海纳说：“审美经验揭示了人类与世界的最深刻和最亲密的关系。”在这个意义上，立足中国文化，以中华美学传统为核心，汲取中西美学精华，让中华美学精神在今天释放其巨大的包容力和生命力，既应和时代的呼唤，也契合国人美好的精神需求。

（摘编自王可《美在意象》）

    诗词是中国古典文学艺术中的瑰宝，千百年来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这与古人在追求古典诗词的意境美方面做出的巨大努力密不可分。因为，意境美是中国古典诗词所追求的最高艺术标准，是决定一首诗词好坏的关键。诗词只有达到美的至境一意境美，才能给人以真正的美感。所谓意境美，是指文学作品中所描绘的生动图景和所体现的思想感情融合一致而形成的艺术境界的一种美的形态，它是“意象合一”的艺术升华，是想象空间的艺术化境界。具体体现在中国古典诗词中的意境美是异常丰富的。

中国人一直以来崇尚委婉含蓄，忌浅露直白，认为作品必须含蓄委婉，才能达到意味无穷的效果。司空图就曾设专节论含蓄：“不著一字，尽得风流。”此处“一字”指语言，“风流”指文采、风采。“不著一字”乃夸饰之辞，并非说“不用一个字”，而是说不靠语言文字的修饰就可以获得文采。这正是强调作品要含蓄，要委婉，要言之不尽。

苏轼的《蝶恋花》更是充分体现了委婉含蓄的诗意境界：“花褪残红青杏小。燕子飞时，绿水人家绕。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墙里秋千墙外道。墙外行人，墙里佳人笑。笑渐不闻声渐悄，多情却被无情恼。”全词貌似一幅游春图，却表现了词人对人生的深邃思考。情与情、情与理的矛盾深刻地表达出词人的思想和现实的矛盾，以及对人生价值与意义的探索，从而创设了诗歌委婉含蓄的高远境界，让读者久久回味。

    短短的一首诗词，如果能创造出情高韵远的艺术境界，就会让诗歌产生无穷无尽的艺术魅力。古人为了追求情高韵远的高品位意境，使出了浑身解数，运用自身所有感官，调动一切学识修养，采用多种艺术手段使大自然的万物都具有丰富的神韵美。情高韵远展示的诗风看似平淡浅近，实则典雅幽深，给人超尘脱俗之感。

诗歌的动态传神之美是一种情怀，是一种永恒的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都是生生不息充满生命活力的，在诗词中反映出来就具有动态之美和传神之美。动态美也叫做飞动之美。唐初李峤《评诗格》中曾提出诗歌要有“飞动”之美，中唐皎然继之提出“状飞动之句”(《诗议》)，这就是提倡动态美。我们认为自然美有“天地秋色”之类的静态美，有“庆云从风，舒卷万状”之类的动态美。但是，意象中的景物不能是静态的，自然美不论静态或动态，当它们进入意象时，都必须“状飞动之句”，成为“气腾势飞”(《诗式》)的动态美。在古典诗词中，动态美与传神美密切相关，中国古代文论既重视动态美又讲究传神美。唐代司空图说：“欲返不尽，相期与来。明漪绝底，奇花初胎。青春鹦鹉，杨柳楼台。碧山人来，清酒深杯。生气远出，不著死灰。妙造自然，伊谁与裁。”诗歌只有写出“奇花初胎”“青春鹦鹉”，使人体会到花芭开放的欢乐，鹦鹉青舂的鸣叫，表现其内在的神态，才能激起读者的丰富想象，构成一个有强烈艺术魅力的诗歌境界。

    总之，中国古典诗词最突出的艺术成就是诗词中体现出的浑然天成的意境美。意境美是中国古典诗词理论中一个核心的美学范畴，古典诗词中深邃高雅的意境让诗歌从民间走进艺术殿堂，提高了诗歌的文化品位，增强诗歌含蓄隽永的特点，更能诱发人们去开掘诗歌蕴藏的美学意蕴。

(摘编自贾晓春《浅论中国古典诗词的意境美》)

    ①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必然要关注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两大层面。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影响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制度的创建和运行是其中的关键，因而制度史研究是认识古代中国的一把钥匙。

    ②“制”和“度”两个字，虽然在上古文献及甲骨文和青铜器铭文里面就可以见到，但将它们合在一起，形成“制度”这个概念则比较晚，可能是在战国秦汉时期。当然，有的文献认为黄帝创建制度，也有文献认为夏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都在制定制度。

    ③制度具有普遍性和重要性。在社会生活中，大至国家行政，小到民众日常，无不与制度相关。我国古代有识之士对此有着十分深刻的认识。战国时期的儒家学者说，治国须有“絜矩之道”。所谓 “絜矩”，就是规矩制度。宋代的思想家朱熹说：“如礼乐刑政，文为制度，触处都是。”明清之际的思想家王夫之引当时人的说法认为：“天下之大，兆民之众，须有规矩制度，使各守其分”。

    ④制度的创建，往往是那个时代的政治家、思想家根据人民群众实践和社会发展实际反复研判权衡的结果。例如，周代以礼乐文明著称，其礼乐制度主要保存于“三礼”之中。《周礼》讲王朝官制和政治制度，《仪礼》记述有关冠、婚、丧、祭、乡、射、朝、聘等礼仪制度，《礼记》则阐释各种礼仪制度的精神和意义。

    ⑤制度是经过长期社会实践形成的，有些制度可以运行数百年之久而无大的变动，主要原因是其顶层设计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例如，源起、发展于隋唐时期的科举制度，适应社会选拔人才的需要，是古代中国相对公平的人才选拔方式。相比之前的察举制、九品中正制等，科举制度对于社会各个阶层的人而言体现了一定的公平性，所以尽管其弊病不少，但运行了上千年之久。

    ⑥还有一些重要制度必须依照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不断进行调整，所谓“世异事变，治国不同，不可不察也。夫制度损益，此古今之不必同者也。”春秋战国是中国古代社会形态发生根本变革的时期，这一时期许多诸侯国都在进行的“变法”，实际上就是为适应社会发展需要而进行的制度变革。拿著名的商鞅变法来说，其核心内容就是以国家授田制代替传统的井田制、以军功爵制代替传统的世卿世禄制。如果对于这些具有根本性意义的制度变革没有认识，要了解当时社会的巨大变革是不大可能的。

    ⑦王国维认为：“欲观周之所以定天下，必自其制度始矣。”这是一个很精辟的观点。制度是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发展实践、发展理念的结晶，认识某一历史时期的社会发展状况，了解其制度可以说是最佳门径。

（选自晁福林《认识古代中国的一把钥匙》《人民日报》，有删改）

文学与地理环境的关系

    我国南北文化的差异很大，东西文化的差异同样显著。即便是在南北两个区域内部，也存在不同的东西文化。例如在黄河流域，由西向东，依次就有关陇文化、三晋文化、中原文化和齐鲁文化。文化的地域差异，是由不同的自然地理环境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不同的人文地理环境所决定的，而地域文化的多样性又影响了文学的多样性。

    文学与地理环境之间的关系是一种互动的、辩证的关系。一方面，地理环境会对文学家的文化心理结构造成影响，进而对文学家的创作造成影响，这些影响的表现形态或者载体，便是文学的地域性或者地域的文学；另一方面，这种文学的地域性或者地域的文学，久而久之会融进当地的地域文化，成为当地的人文地理环境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这样的人文地理环境又反过来对文学家的文化心理结构的形成产生影响。一个地方的文学家愈多，文学作品的质量愈高，对一个地方的文化贡献就愈大，这个地方的文化土壤就愈厚实，它对新一代文学家的成长就愈有利。

    一个文学家迁徙流动到一个新的地方，他的感受、体验、思维方式、审美倾向等等可能会发生某些变化，其作品的主题、题材、体裁、语言等等也可能会发生相应的变化，也就是说，他的作品的本籍文化色彩会有所减弱，会融进客籍文化的某些成分。另一方面，一个文学家迁徙流动到新的地方，除了有选择地吸收、消化当地的人文养料外，他在当地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活动，也会对当地人文环境的总体构成产生或多或少的影响，即反哺于当地文化。

    还应该注意的是，地理环境对文学的影响虽然大量存在，但不会是，也不应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那么单纯。大量情形下，这种影响并不是显在的，而是隐性的。浙东农村的目连戏这种文艺形态对鲁迅的创作不能说没有影响，有时还相当明显，但更多的时候，还是浙东那个“报仇雪耻之乡”的精神文化因素潜在地影响着他，影响着他那辛辣、冷峻的精神气质与文学风格。然而，并不一定每一个浙东作家都会深受这种民间文艺形态和地域文化的影响，都会有这样的气质与风格，如果是那样，则一个地域培养出来的必然是一些气质相仿、风格雷同的文学家，那该是一件多么令人扫兴的事情！实际上，一个文学家会接受哪种类型的地域文化的影响，或者说，在哪一个层面上、哪一种程度上接受该地域文化的影响，这与他的个人气质、生活经验等是有密切关系的。

    社会治理是国家的职能之一，也是我国历史上国家治理的基本内容。

    乡村治理。“天下之治，始于里胥，终于天子，其灼然者矣” “治天下，必治一国始；治一国，必自治一乡始”。我国历史上中央直接任命的官吏一般虽止于县一级，但乡里纳入了国家行政治理体制。乡里行政组织及其吏员大体以唐宋为界，分为“乡官制”和“职役制”两个阶段，其地位前期高于后期。乡里基层组织兼有民间社区特征，如依靠乡里代表性人物、宗族乡绅力量，乡规乡约协同国家治理；通过树立乡村道德人物形象，建立以年齿为中心的礼制秩序，听取并选拔乡村舆论所称颂人物担任官职等多种手段，以贯彻国家意志。一些参与乡村治理的人物，非国家正式吏员编制，体现出一定的自治性，他们对国家力所不及的乡村事务进行补充，在许多时期发挥出较好的功能。但乡村治理并不能称为自治，因为无论在哪个时期，国家对乡村都有绝对的支配权，这突出反映在司法权被控制在县一级。

    知晓民情。“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是历史经验。秦王朝严厉的舆论控制，是其速亡原因之一。顾炎武认为：“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然则政教风俗，苟非尽善，即许庶人之议矣。又说：“天下风俗最坏之地，清议尚存，犹足以维持一二。至于清议亡，而干戈至矣。“历代统治者采取派出风俗使者、巡视官员，邀请民间人士顾问对话，甚至微服私访等方式，了解地方官治理下的社会状况，为国家决策提供咨询。汉代著名的“盐铁会议”，就邀请了社会上的文学贤良参加，就盐铁是否官营等问题与官方公开辩论。而历代地方民众亦有向各级政府上诉、上告、举报的权利。汉代有“自言”“诣阙”上书制度。晋、唐、宋等朝代设有登闻鼓、诽谤木、华表木等，以接纳、知晓民意。明代朱元璋甚至规定人人都有至御前奏闻的权利，以达到“广耳目，防壅蔽，而通下情”之目的。当然，关于相关程序历代也有制度规定，如需要逐级上诉，严控越诉等。

    社会救助。在《周礼》《礼记》等传统典籍中，已有政府应当承担社会救助的思想与救助内容和制度的设计。儒家的“大同”“仁政”思想，墨家的“兼爱”思想，是我国社会救助思想的理论基础。我国是一个多灾国家，据学者不完全统计，从秦汉到明清，各种灾害与饥荒约有5079次。鳏寡孤独废疾贫等弱势群体的存在是社会常态。养老长幼、救灾济贫及相关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是思想家和历代政府关注的问题。不晚于秦汉，政府在养老、救灾、济贫等方面都有相关制度措施。宗族与民间的互救互助是国家救助的补充，也是我国特色。历史上曾有采取以年龄分层的政府养老救助制，但效果不是非常理想。大力提倡以孝为中心的家庭伦理，政府给予老人较高的社会地位，鼓励家庭养老的办法，显然是比较好的经验。

（摘自宪群《选贤与能政在国史上的国家治理》《学习时报》2019年2月6日）

    麦肯锡咨询公司最早提出了“大数据”这一概念，并预言：“人们对于海量数据的挖掘和运用，预示着新一波生产率增长和消费者盈余浪潮的到来。”时下，这一预宫正在并将持续被印证。大数据对生产、生活等各方面的介入，推动了整个信息传播模式的转换，电视产业面临着重要的范式转型。

    传统电视产业主要以业务为导向，活动以任务完成为目标。因此，与具体活动相匹配的资源、技术、设备人力调配，皆以业务为中心。在这样的生产模式下，电视对制作内容、受众需求、广告效果、传播渠道及其他参与环节等缺乏科学而有效的市场分析，经验决策与主观决断便成为较为普遍的行业行为，进而导致产品与市场脱节、供给与需求不对位、广告主与受众难以联通，产业价值不能很好地实现。而拥有大量、高速、多样、真实等显著特征的大数据技术，正好可以弥补上述缺陷。

    大数据时代，数据成为了十分重要的资源。当“多屏互动”“移动互联”成为常态时，不同平台之间的数据资源获取、不同环节之间的沟通与协作就显得尤为重要。大数据的特殊性。不仅仅在于掌握庞大的数据信息，更在于对这些含有意义的数据进行专业化处理。换句话说。任何产业利用大数据实现盈利之关键，在于通过数据“加工”实现数据“增值”。电视产业的环节复杂，且每一个环节在运作过程中都会产生海量数据。电视制作如何围绕传播目标实现数据“增值”，关键在于有效的数据挖掘与分析，进而提供各种信息服务、提升运作效率、促进彼此合作。在这样的转变过程中，电视的数据中心成为数据的管理加工中心，而内容产品的生产、制作与传输则以数据分析形成的信息来进行调整和优化，进行实时监控与实时决策，实现资源的充分利用。不仅如此，大数据所体现出来的是一种导向与趋势判断，准确的数据分析有利于组织战略制定和竞争策略，提升电视台精确传播的能力和影响力。

    传统模式下，电视产业从生产到传播的一系列过程实质上就是产品的价值实现过程，属于“单向度”的。而在大数据时代，这一价值实现过程发生了转变，内容产品的生产过程更多的是“双向”过程。这也是内容与服务双向发展的结果。电视的内容资源、信息资源、节目资源不再仅限于电视领域内，而是通过媒介融合形成新的传播形态与传播样式，在不同的渠道中自由而高效地传输，在不同的终端上丰富而多样地显示，在不同的产品上立体而多维地体现，从而使IP资源得到充分而反复利用，最大限度地实现产业的市场价值。

    综上所述，电视的大数据分析，就是通过对电视受众观看行为、社交行为及消费行为的分析，更加准确地观察、理解和分析受众的个人爱好和个性化需求，进而掌控市场变化。在掌握用户数据的基础上，电视台通过打造巨型的云信息服务平台，云集海量的文字、音频和视频信息，依托信息处理技术实现信息的分类筛选、摘编和深度加工。然后，通过技术手段低成本地实现信息和受众个性化、定制化需求之间的智能化匹配，实现信息与服务的按需供给。最终，将受众所需的信息与服务准确地送达到个人手中，同时提供方便的在线金融或在线支付手段，实现产品的社会价值和产业价值。

（摘编自《大数据时代电视传播转型探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