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六安市裕安区新安镇高中2022-2023学年高二下学期语文期中考试试卷

材料一：

当代文学是中国革命获取胜利后的文学，革命者当年是怀着伟大的社会理想来进行革命的，革命获取了胜利，建立起新中国，这既是理想主义的胜利，也是继续实现伟大理想的起点。这就决定了，理想主义是当代文学的重要精神资源，也是奠定当代文学的一块基石。回顾当代文学70年，可以看到其中贯穿着一条理想主义的红线。

当代文学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延续和继承，同时又意味着一种新文学的诞生。从延续和继承的角度说，二者都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产物，是以启蒙精神为动力的。而从新文学诞生的角度说，当代文学是革命胜利的产物，是以理想主义精神为动力的。1949年7月2日，第一届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召开，周扬在大会上做的主题报告就是以“新的人民的文艺”命名的，他宣告这是一个“伟大的开始”。而这“伟大的开始”正是由高昂的理想主义精神拉开序幕的。诗人何其芳写了诗歌《我们伟大的节日》，发表在《人民文学》1949年10月的创刊号上，率先以高亢的曲调唱出了理想的颂歌。胡风的长诗《时间开始了》也写于这一时期。长诗由“欢乐颂”“光荣颂”“青春曲”“安魂曲”“胜利颂”五个乐章组成，其主题就是赞颂人民共和国，赞颂共和国的领袖。这些颂歌洋溢着理想主义的精神。它也意味着，刚刚诞生的当代文学就是以理想主义为主调的。70年来，理想主义精神时而高昂，时而低回；既有正声，也有变奏。这里面有很多值得我们认真总结和讨论的话题。

理想主义深化了现实主义文学的主题意识。现实主义始终是当代文学的主潮。新中国成立后，正是在现实主义思潮的推动下，迎来了当代文学的第一个长篇小说丰收期。革命历史小说有孙犁的《风云初记》、杜鹏程的《保卫延安》、杨沫的《青春之歌》、梁斌的《红旗谱》、刘知侠的《铁道游击队》、吴强的《红日》、曲波的《林海雪原》、冯德英的《苦菜花》等。现实题材作品则有柳青的《创业史》、周立波的《山乡巨变》、草明的《乘风破浪》等。这些作品的普遍特点都是在主题上强调了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理想主义对现实主义文学的影响我们研究得还不够，我们过多关注它带来同质化的负面影响，而没有考虑到理想主义是如何影响到作家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的。在现实主义作家的眼里，理想主义不是一个虚幻的乌托邦，而是一个真实的未来。柳青在这一点上表现得特别彻底。柳青就是一位理想主义精神特别突出的作家，他不仅要做理想主义的书写者，而且要做理想主义的实践者。实践者对理想主义的书写会更加真实和深刻。他在皇甫生活了14年，这里既是他创作《创业史》的生活基地，同时也是他实践理想的基地，皇甫的王家斌对于柳青来说，就不仅仅是《创业史》主人公梁生宝的生活原型，而且也是他以理想中的新农民标准去培养的对象，当时的区委副书记董廷芝回忆柳青对他说过这样的话：玉曲这么大一片就王家斌这一个社会主义苗苗，我们要拿出党性来，把这个苗苗扶持成。柳青在皇甫更多的时间考虑的不是写作，而是如何把皇甫村建设好，他为此付出了极大的心血。中国古代文人不仅看重著书立说，也很看重文化实践，他们活跃在乡村社会，让文化普惠民众，以文化构建起一个良序的社会。人们称这些文人为乡绅或乡贤。柳青在皇甫就是一名具有革命信仰和革命理想主义的新乡贤。他在皇甫的14年大大拓宽了作家的意义，作家不仅通过笔，也能通过自己直接参与到社会实践中来达到以文化人的目的。

理想主义也为浪漫主义文学开辟了表现的空间。浪漫主义在现代文学期间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但当代文学因为理想主义精神具有非现实的品质，便为浪漫主义提供了表现的可能性。新中国成立后，新的政权、新的国体具有一股朝气蓬勃的气势，自然与年轻人的青春气息相呼应，一大批热爱文学的青年在这种时代氛围下激发起创作热情，当他们拿起笔进行文学创作时，内在生命的青春力获得最自然的表达。而他们的这种最自然的表达又恰如其分地印证了时代精神。王蒙、路翎、邓友梅、刘绍棠等都是在新中国成立后成长起来的青年作家，他们的创作因为这一特点便具有鲜明的浪漫色彩，比如他们不约而同地通过讲述爱情故事来释放他们浪漫的青春。但是他们又不是缠绵于个人化的爱情书写，而是要将爱情纳入更为远大的理想之中，青春、爱情、理想必须谐调一致。

（摘编自贺绍俊《当代文学的理想主义》）

材料二：

与其说《边城》是人性美的塑像，不如说它是道德理想主义的蓝图。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化也好，文学也好，都有道德理想主义的目的——所谓教化，便是它们的重要功能之一。歌颂真善美、鞭挞假恶丑，乃文学的宗旨与本分。《边城》对人性的讴歌，一方面自然是湘西苗族、土家族文化美好因子光芒闪现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沈从文道德理想主义情怀释放的产物。

虽然难免有着道德说教的局限，但与古代儒家基于封建专制统治的道德理想主义不同，《边城》重在彰显文学对现实生活的引领和超越。这种具有普遍价值的道德诉求，犹如一架能量巨大的文化灯塔，照亮着人类前行的道路。关于文学对现实生活的超越性或否定性，马尔库塞等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已做过比较深刻的分析，间接地为《边城》的文化意义提供了理论支撑。

进一步越过道德层面来看，《边城》其实是个美丽的乌托邦想象。自从文化诞生以来，人类一直有着强烈的乌托邦冲动、乌托邦情怀。通过乌托邦来表达社会理想，寻求精神的寄托和慰藉，成为许多文人艺术家的一种创作冲动。乌托邦“绝世而独立”，与儒家的大同世界、陶渊明笔下的世外桃源一脉相承。虽然在现实社会并不存在，但它与道德理想主义一样，显示了人类憧憬美好未来的勇气、超越世俗生活的努力。文学的最大魅力，或许恰恰就在此。

（摘编自吴道毅《<边城>的道德理想主义情怀》）

万年青

冯骥才

西门外往西再走三百步，房子盖得就没规矩了，东一片十多间，西一片二三十间，中间留出来歪歪斜斜一些道儿好走路。有一个岔道口是块三角地，上边住了几户人家，这块地迎前那个尖儿，太小太短，没法用，没人要。

住在三角地上的老蔡家动了脑子，拿它盖了一间很小的砖瓦屋，开一个小杂货铺。这一带没商家，买东西得走老远。如今有了这个吃的穿的用的一应俱全的小杂货铺，方便多了，而且渐渐成了人们的依赖。过日子还真缺不了这杂货铺！求佛保佑，让它不衰。有人便给这小杂货铺起个好听的名字，叫万年青。老蔡家也喜欢这店名，求人刻在一块木板上，挂在店门口的墙上。

老蔡家在这一带住了几辈，与这里的人家都是几辈子的交情。这种交情最金贵的地方是彼此“信得过”。信得过可不是用嘴说出来的，这得用多少年的时间较量，与多少件事情较真，才较出来的。老蔡家有个规矩，从早上日出，到下晌日落，一年到头，刨去过年，无论嘛时候，店门都是开着的，决不叫乡亲们吃闭门羹。现在万年青的店主是蔡得胜，他是个死性人，祖上立的规矩，他守得更严更死。

这规矩，既是万年青的店规，也是老蔡家的家规。虽然老蔡家没出过状元，没人开疆拓土，更没有当朝一品，可是就凭这天下独有的店规家规，一样叫人敬佩，脸上有光。老蔡走在街上，邻人都先跟他招呼。

一天，老蔡遇到挠头的事。他的堂兄在唐山挖煤砸断了腿，他必得去一趟看看，连去带回大约要五天，可是铺子就没人照看了。他儿子在北京大栅栏绸缎庄里学徒，正得老板赏识，不好叫回来。正这时候，家住西马路一个发小马得贵来看他，听他说起眼前的难事，便说他一个远亲在北洋大学堂念书，名叫金子美，江苏常州人，现在放暑假，回家一趟得花不少钱，不如请来帮忙。他人挺规矩，关系单纯。

老蔡把金子美约来一见，这人二十多岁，白净脸儿，戴副圆眼镜，目光实诚，说话不多，有条有理，看上去叫人放心。寻思一天后，便把万年青交给他了。说好五天，日出开门，日落关门，诚心待客，收钱记账。老蔡家的店铺虽小，规矩挺多，连掸尘土的鸡毛掸子用完了放在哪儿都有一定的规矩。金子美脑袋像是玻璃的，放进什么都清清楚楚。老蔡交代完，又叮嘱一句：“记着一定守在铺子里，千万别离身。”

这北洋大学堂的大学生笑道：“离开这儿，我能去哪儿？除去念书，我什么事也没有。放心吧！”

老蔡咧嘴一笑，把万年青放在他手里了。

金子美虽然没当过伙计。但人聪明，干什么都行。一天生，两天熟，干了两天，万年青这点事就全明白了。每天买东西不过几十人，多半是周边的住家。这些老街坊见了金子美都会问一句：“老蔡出门了？”金子美说：“几天就回来了。”老街坊互相全都知根知底，全都不多话。

金子美每天刚天亮就从学堂赶到万年青，开了地锁，卸下门板，把各类货品里里外外归置好，掸尘净扫，一切遵从老蔡的交代。在铺子里，拿出全部精神迎客送客，卖货收钱，从容有序，没出半点偏差。下晌天黑，收摊关门，清点好货物和收银，上好门板，回到学堂去睡觉。一连三天，没出意外，一切相安无事。

转天一早刚到了万年青，一位同室学友找来说，从租界来了一个洋人，喜欢摄影，个子很高，下巴上长满胡子，来拍他们的学堂。北洋大学堂是中国首座洋学堂，洋人有兴趣，这洋人说他不能只拍场景，还要有人。金子美说店主交代他这铺子白天不能关门，不能叫老主顾吃闭门羹。学友笑了，说：“谁这么死性子，你关门了，人家不会到别的地方去买？”子美觉得也有道理，就关上门，随着这学友跑到了远处西沽运河边的北洋大学堂。

金子美头一次见到照相匣子，大家玩得尽兴，直到日头偏西，赶回到城西时，天暗下来。在他走到街口，心里有点愧疚。他辜负了人家老蔡，他便按照前三天每日售货的钱数，从铺子里取出价钱相当的货品，充当当日的售出；再从自己腰包里拿出相当货价的钱，放在钱匣子里……

一天，金子美在学堂忽接到老蔡找人送来的信儿，约他后晌去万年青。子美去了，老蔡弄几个菜半斤酒摆在桌上，没别的事，只为对子美先前帮忙，以酒相谢。老蔡没酒量，子美不会喝，很快都上了头。子美心里一激动，便把他照看铺子时，由于学堂有事关了门，事后怕亏了老蔡而掏钱补款的事说了出来。谁想到老蔡听了，脸上的笑意登时没了，酒意也没了，直眉瞪眼看着他。

“您这是怎么了？”他问。

“你关了多长时间的门？”老蔡问，神气挺凶。

“从早上。我回来的时候……快天黑了。”

“整整一天？一直上着门板？”

“上了呀，我哪敢关门就走。”

静了一会儿。忽然老蔡朝他大叫起来：“你算把我毁了！我跟你说好盯死这铺子绝对不能离人、绝对不能关门！我祖上三代，一百年没叫人吃过闭门羹！这门叫你关上了，还瞒着我，我说这些天老街坊见了我神气不对。你坑了我，还坑了我祖宗！你——给我滚！”老蔡指着门，他从肺管子里呼出的气冲在子美脸上。

子美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他惊讶莫解，但老蔡的愤怒与绝望，使他也无法再开口。老蔡的眼珠子瞪出了眼白，指着门的手剧烈地抖。他慌忙退身，出来，走掉。

这事没人知道，自然也没人说，但奇怪的是，从此之后这一带人再也没人说老蔡家的那个“家规”了；万年青这块牌子变得平平常常了；原先老蔡身上那有点神奇的光也不见了。

（摘编自《俗世奇人》有删改）

秦王欲伐齐，患齐楚之从亲 ， 乃使张仪至楚，说楚怀王曰：“大王诚能听臣，闭关绝约于齐，臣请献商於之地六百里。”楚王说而许之。陈轸曰：“以臣观之，商於之地不可得而齐秦合，齐秦合则患必至矣！”王曰：“有说乎？”对曰：“夫秦之所以重楚者，以其有齐也。今闭关绝约于齐则楚孤，秦奚贪夫孤国，而与之商於之地！”王曰：“愿陈子闭口毋复言。”遂闭关绝约于齐，使一将军随张仪至秦。齐王大怒，折节而事秦。齐秦之交合张仪乃朝见楚使者曰子何不受地从某至某广袤六里使者怒还报楚王楚王大怒，发兵而攻秦。三年春，秦师及楚战于丹阳，楚师大败。

十五年，秦华阳君伐楚，大破楚师。十六年，秦人伐楚，取八城。秦王遗楚王书曰：“今闻君王乃令太子质于齐以求平。寡人与楚接境，婚姻相亲。而今秦楚不欢，则无以令诸侯。寡人愿与君王会武关，面相约，寡人之愿也。”楚王患之，欲往恐见欺，欲不往恐秦益怒。昭睢曰：“秦，虎狼也，有并诸侯之心，不可信也！”怀王之子子兰劝王行，王乃入秦。秦王令一将军诈为王，伏兵武关，楚王至则闭关劫之，要以割巫、黔中郡。楚王怒曰：“秦诈我，而又强要我以地！”因不复许。秦人留之。

十九年，楚怀王发病，薨于秦，秦人归其丧，楚人皆怜之，如悲亲戚。诸侯由是不直秦。二十二年，秦王遗楚王书曰：“楚倍秦，秦且率诸侯伐楚，愿王之饬士卒，得一乐战！”楚王患之，乃复与秦和亲。

臣光曰：甚哉，秦之无道也，杀其父而劫其子，楚之不竞也，忍其父而婚其仇。呜呼！楚之君诚得其道，臣诚得其人，秦虽强，乌得陵之哉！善乎荀卿论之曰：“夫道，善用之则百里之地可以独立，不善用之则楚六千里而为仇人役。”故人主不务得道而广有其势，是其所以危也。

（选自《通鉴纪事本末·秦并六国》）

刘生^①

卢照邻

刘生气不平，抱剑欲专征。

报恩为豪侠，死难在横行。

翠羽装刀鞘，黄金饰马铃。

但令一顾^②重，不吝百身轻。

【注释】①刘生：乐府横吹曲旧题，齐梁以来本题歌辞多写任侠。②一顾：喻受人引举称扬或提携知遇。

作为中国四大名石之一的寿山石，材质细腻，色彩丰富，硬度也较小，适于雕刻和造型。殷商晚期玉器精品玉鳖，其造型______________，其材料就源自寿山石，工匠充分利用玉料的自然色泽和纹理特点，把天然的黑褐色石皮处理成鳖甲，与青白色的头足形成鲜明的色彩对比，整件作品______________，古朴典雅。

手艺人在雕刻寿山石时，首先要“相石选题”，确定表现内容。寿山石色彩_________，但也有一定规律可循，比如水晶冻石晶莹剔透，荔枝冻石色泽鲜艳，芙蓉石质柔而细嫩，旗降石材坚而富光泽……不同的石材因自身属性不同，适合雕刻的主题也有所区别。有些石材的色彩看似杂乱无章，（    ）。如中国工艺美术大师陈礼忠的“鹰”系列作品，巧妙地利用石材的褐色斑纹琢成雄鹰蓬松的羽翼，而头部则以浅色来突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冯久和在创作“花果”系列作品时，______________地选用色彩极其素雅的石材来塑造丰收的景致，为浓丽的秋色平添一份旷远的韵味；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潘惊石的“昆虫”系列作品则巧妙地运用石材天然的灰度质地与层次差异，精妙的微观天地被以精湛的写实技艺塑造出来。

作为一种古老经济现象和古老文化的贫困，是一个典型的现代性问题。

传统社会相对现代社会来说物质匮乏、生产效率低下，但物质匮乏造成的贫困现象与贫困文化是两个   ①   的概念。贫困文化是贫困群体所拥有的一种亚文化，当这种文化沁入到了这个民族成员的血液和灵魂中，就具有很强的韧性。

当前，中国消除了延续几千年的绝对贫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并进入了后小康时代。虽说物质条件发生了   ②   的变化，但嵌入到民族心理中的适应性文化却没有发生相应的变化，而且还形成了巨大阻力，制约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增大了相对贫困治理的难度。

西方传统文化中的基督教将“贫困”作为一种“恶”的文化，希望用“慈善”的方式来消除这种“恶”。中国儒家伦理奉行的是一种“善”文化，并且通过教化渠道使“善”文化成为主流。儒家将“贫困”作为一种“善”，主张用“节欲”的方式来对付“贫困”，甚至将“贫穷”作为一种“美德”来进行歌颂。几千年来中华民族就浸淫在对贫困的这种认识和熏陶中。“贫困”即“美德”，成为一种精神鸦片 ， “安贫乐道”的“贫困文化”和“贫困观念”   ③   地植入了中华民族的灵魂和血液中。

中医药临床学有“守方”“变方”的说法。所谓“守方”，指方药对症、切中病机，短期未见明显疗效，但坚持使用原来的药方。所谓“变方”，指对原方进行适当地调整或改变，以适应新的病机。无论“守方”“变方”，最终都是为了达到治疗的效果，如何选择，因人而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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