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编版2022-2023学年高中语文选择性必修中册5《人应当坚持正义》课后习题

儒家很早就提出“仁民爱物”的观念，如孟子的“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仁民爱物”，在如何对待人的问题上，体现了仁道的道德意识；在如何对待物的问题上，体现了生态伦理的意识。

“仁民”主要涉及仁道原则与人的关系，它意味着把这一原则运用于处理和协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儒家的仁道原则基于孔子的思想：孔子思想系统中最重要的概念便是“仁”，基本含义则是“爱人”。当孔子的学生樊迟问何为“仁”时，孔子的回答便是：“爱人”（《论语·颜渊》）。所谓“爱人”，其基本含义即肯定人之为人的内在价值，并把人作为有自身价值的对象来对待。《论语·乡党》中记载：一次孔子上朝回来，听说马厩失火，马上急切地探询“伤人乎”？“伤人乎”所蕴含的真正意义，是把人看作与物或工具不同的、具有内在价值的对象。这同时体现了仁道的原则，而“仁民”，也意味着用这样的仁道原则来对待他人。

“爱物”则是将这一仁道原则进一步加以扩展、引申，运用于处理人与物的关系。对儒家来说，物虽不同于人，但它依然应当成为人珍惜、爱护的对象，对物的这种珍惜、爱护，与注重自然本身的法则及整个自然环境的保护联系在一起。对人类的活动，如捕鱼、狩猎，以及砍伐树木等，儒家特别强调要注重“时”。在动植物生长的时期，不能随意地展开渔猎、砍伐等活动，这是“爱物”的具体展现。可见，“爱物”关乎广义上的天人关系，其具体内容涉及外部自然与人的发展、人的需求之间的协调；由此，它也使儒家的仁道原则获得了更广的意义。

由“仁民爱物”，儒家又进一步引出“万物一体”“民胞物与”的观念。所谓“万物一体”“民胞物与”，也就是将人和世界的其他一切对象，即人和天地万物，都看作一个生存共同体。“民胞物与”是“仁民爱物”的具体引申，“民胞”意味着将其他的人类成员都看作自己的同胞，并如同胞一般来对待；“物与”则是把人之外的其他一切对象视为息息相关的交往伙伴。

“万物一体”“民胞物与”和“仁民爱物”从总体上看便是要求在人和自然、人和天地万物之间建立起和谐、协调的关系，避免人和自然之间的对抗和冲突。近代以来，在天人关系的演进中，人之外的天地万物更多地被看作为人所利用、征服的对象。比较而言，传统儒学则更多地把如何维护人和天的和谐关系，看作天人之辩的题中应有之义，这种意识和广义上的“天人合一”观念也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从人和自然的关系来看，“天人合一”所指向的便是人和万物的和谐关联，避免仅仅把自然当作征服、利用的对象。

（摘编自杨国荣《政治实践与人的德性——儒学视阈中的为政和成人》）

材料一：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全国各地先后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迅速采取措施。其中重点人群强制隔离甚至封城这样的措施，涉及一个必须思考的伦理问题：公共健康与个人自由的关系。

公共健康所要保护的是每个人的健康，当某个社会成员染上了某种传染病，社会有责任对他进行医治。然而，仅仅进行医治是不够的，如果任其自由行动，其疾病将会传染给他人，从而严重危害公共健康。对此，从公共健康角度出发，不仅要对传染病人进行积极的治疗，还要从保护其他人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出发，限制传染病人的行动自由。

在危及社会全体成员健康的疫情面前，限制个人行动自由的正当合理性在哪里？英国学者密尔指出：“对于文明群体中的任一成员，所以能够施用一种权力以反其意志而不失为正当，唯一的目的只是要防止对他人的伤害。”这里所说的“防止他人的伤害”，是指社会或社会权力机构对个人行动自由进行干涉，从而保护社会成员免受他人伤害。换言之，以不伤害他人为理由对个人行动自由进行干预，这样的干预就是正当合理的。

实际上，即使是仅仅涉及行为者本身的生命安全问题时，公共健康从保护行为者的角度进行干预，也具有正当合理性。密尔曾经指出，当有人想走上一座断桥而有生命危险时，这时阻止他的行动是正当合理的。换言之，个人行动自由也只有在无碍生命的前提下才具有意义。面对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政府建议大家在非常时期都少出门而自动隔离在家，就体现了公共健康将全体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作为自己保护范围的基本要求。

当公共健康与个人行动自由相冲突时，将公共健康置于优先性地位考虑，体现了党和政府将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与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的原则和立场。当然，即使是采取强制性的隔离，也应有相应合理的措施，能够使被隔离者感受到应有的尊重，而对被隔离者来说，应当意识到这种举措对于公共健康的重要性。

（摘编自龚群《公共健康及其优先性》）

材料二：

公共健康关系到所有社会成员的共生共存。当公共健康处于良好状态时，公共健康将维护和促进个体健康；当公共健康发生危机时，公共健康将威胁到个体健康的安全。当公共健康与个人权利发生冲突时，牺牲个人的某些权利，是维护公共健康所必需的，是符合社会正义原则的。个人不可避免地根植子关系与社群之中，个人在社群中完善自身。个人的各种权利只有在一定的社群中才是真实的。而且，权利必然伴随着一定的义务，在公共健康领域，个人对社会的义务之一就是为了公共健康而适当限制个人的权利。

政府在个人权利与公共健康发生冲突，采取干预措施时，必须充分考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对个人权利的侵犯必须尽量最小化。以公共健康为理由而牺牲某些人的权利，只有发生真正危及公共健康的事件，并真正需要某些人做出这种牺牲时才是合理的。因此，在践行社会正义时，公共健康不能要求公民无条件地随意牺牲个人权利。

在公共健康实践中，当个人的自由、隐私、财产等权利为了公共健康利益而牺牲时，国家和社会必须对这种牺牲作出适当的补偿，否则，是违背社会正义的。从社会发展的价值目标来看，个体利益是社会利益的基础和前提，不以个体利益为终极价值目标的社会利益是不正当的，个体利益对社会利益的服从必须以有助于个体利益的改善为目的，并且这种服从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应当得到补偿的。我国的《传染病防治法》也为这种补偿提供了法律依据。它规定，“在隔离期间，实施隔离措施的人民政府应当对隔离人员提供生活保障：被隔离人员有工作单位的，所在单位不得停止支付隔离期间的工作报酬，对个体为公共健康所做出的牺牲，给予适当的补偿，是维护社会正义的应有之义。

（摘编自李伦、喻文德《论公共健康的社会正义问题》）

材料三：

在某种程度上，尊重个人隐私权和促进公共健康是一致的，公共健康取决于公众的信任与合作，如不能保护个人隐私权，就难以鼓励个人去参加公共健康项目，如疾病的筛查、对有密切关系者的告知及医学治疗等，然而，二者又是相冲突的，社会不可能在强调维护健康信息的公共利益的同时，又能充分保护个人隐私权。因为在公共健康领域，有关疾病和伤害的信息是政府作出公共卫生理性决策的重要基础。为了公共利益，政府需要并且有权力取得、利用、保留及传递这些健康信息。以有效识别公共健康危险，制定公共健康决策，对政府的公共健康使命而言，这是不可或缺的。然而这种对个人健康资料的系统化获取使个人隐私面临巨大的风险。健康信息能够显示一个人或一个家庭生活最私密的方面，它能够影响到一个人就业、获得保险或社保福利的能力等诸多方面，越来越多的个人资料被收集并传递给越来越多的使用者，个人保护隐私权的能力就显著降低。而如果过度保护隐私权，严格限制可辨认健康数据的系统化收集，可能导致政府无法获得健康数据。从而无法做出保护公共健康的理性决策，导危害大量处于危险地位的第三人。

因此，在平衡政府保障公共健康的公权和保护个人隐私权之间，需要确立一个平衡点。如何在强力保护隐私权的同时又充分发挥个人健康信息在公共健康中的价值、促进公共健康的保障是一个亟待解决的法律问题。

（摘编李燕《限制与保护：公共健康领域的个人隐私权》）

材料一：

在《论语》里孔子被描写成一个教育家。从某种观点看来，也的确如此。他期望他的弟子成为对国家、对社会有用的“成人”(《论语.宪问))，所以教给他们以经典为基础的各门知识。作为教师，他觉得他的基本任务，是向弟子们解释古代文化遗产。《论语)记载，孔子说他自己“述而不作”(《论语.述而))，就是这个缘故。不过这只是孔子的一个方面，他还有另一方面，这就是，在传述传统的制度和观念时，孔子给予它们的解释，是由他自己的道德观推导出来的。例如在解释“三年之丧”这种古老的礼制时，孔子说：“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论语.阳货)换句话说，儿子的一生，至少头三年完全依赖父母，因此父母死后他应当以同样长的时间服丧，表示感恩。还有在讲授经典时，孔子给它们以新的解释。例如讲到《诗)，他强调它的道德价值时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 (《论语.为政))这样一来，孔子就不只是单纯地传述了，因为他在“述”里“作”出了一些新的东西。

这种以“述”为“作”的精神，被后世儒学传之永久，经书代代相传时，他们就写出了无数的注疏。后来的《十三经注疏》，就是用这种精神对经书原文进行注释而形成的。

(摘编自冯友兰《孔子：第一位教师》)

材料二：

“述”的内涵非常丰富。《说文解字》将“述”解释为“循”；在现代汉语中，“述”可以理解为“叙述”“陈述”“讲述”“论述"或“阐述”等等。

在《中庸》中，儒家德性“孝”的定义和“述”是相关的。《中庸》：“夫孝者，善继人之态，善述人之事者也。”如果我们将“孝”的这种解释和孔子在《论语.述而》第一章中的自我描述联系起来，“述”的深层含义便跃然纸上，也就是“述”表达了“孝”的德性。孔子践履“孝”这种德性的对象是天。《论语.八佾)讲到，“天下之无道也久实，天将以夫子为木铎”。孔子道德追寻的是天的使命。对于孔子而言，他的工作就是传天道，兴天道。在《论语.阳货》第十八章中，孔子说他不想再说话，但是他的弟子子贡说：“子如不言，则小子何述焉？”孔子回答：“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从这段话中可以得出两点：第一，孔子述的是天道，天是最终的创造者；第二，孔子认为自己是天道的述者，子贡则将自己看作是孔子思想的述者。孔子践履德性的活动表达了对天的“孝”，而子贡践履德性的活动则表达了对孔子的“孝”。

因此，孔子将他对经典的传承比作一个孝子做的事情。儿子对父亲最大的孝是对父亲志向、事业、梦想的继承、实现和发扬光大。同样孔子述的天道也是对天的孝。对于孔子而言，他的智力活动是恢复天道，这就是对天尽孝，在孔子那里，“孝”的含义涉及了延续文化传统和历史传承的义务。

孔子不是唯一把哲学活动与“孝”联结起来的人。孔子与柏拉图早期的作品《游叙弗伦》对“孝”的定义殊途同归。苏格拉底的话问对象游叙弗伦得出“孝”是公正的一部分，“孝”是人类对上帝的侍奉。苏格拉底认为自己的哲学活动就是对神灵的侍奉，自己的问答法就是对神灵的侍奉。基于苏格拉底对上帝侍奉的论证，苏格拉底提供的答案就是进行哲学活动是对上帝真正的“孝”。对哲学活动与孝的密切联系，亚里士多德也有所表述。他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说，“孝”要求更加尊重真理而不是尊重你的朋友。他认为“孝”的对象是真理，而不是上帝。践行“孝”这一德性活动是追求哲学的严肃义务，因为追寻哲学是为了探寻真理。

孔子、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都把哲学活动和“孝”联结起来，尽管每一个人对“孝”的理解不同，这也反映了他们做哲学的方法不同。苏格拉底通过诘问的方式审查人的信念；亚里士多德更多地是通过对前人理论的考察、批判发现真理；孔子则认为从事“孝”的活动就是对天道的传承。

(摘编自余纪元金小燕韩燕丽《“述而不作”何以成就孔子？》)

材料三：

“述而不作”的信条影响深远，达两千年之久，成为风气。自孔子以后，儒家教育多遵从这一原则，以传授、注解经典为己任。要从事这一学问，必然熟记经文才能言而有据。因而，熟记经典成为学生的基本功。

孔子教育弟子是为了让他们从政，用子夏的话说是“学而优则仕”(《论语▪子张)。隋唐以后，科举盛行，官方明确规定了读书人的出路，只有为官一途。学校成为向科举输送考生的途径之一。科举使用八股文体，专以四书五经命题，以儒家经典考学生，答案阐释以经典为准，不允许有超出范围的见解。

可以说，孔子“述而不作”的信条，使得他在教学中有偏重继承、轻视创新的倾向；伦理关系与师生关系的结合，造成学生对教师的依赖，这使人们从青少年时代起就减少或部分失去了探索未知的兴趣。这样使得传统教育以教师解释、学生背诵为基本方式，因循以往，缺乏创新精神。

(摘编自李杨《“述而不作”与传统教育》)

材料一：

从泰勒斯开始的希腊哲学关于宇宙的本质是水、宇宙的本质是火等的命题，充满了理性精神和理性推理，但没有严格的逻辑，苏格拉底要求用严格的理性逻辑去审查自己的命题，进而去反思人生与宇宙。这一严格的理性，体现在后来与柏拉图的一个个对话录中。几乎每一场对话，苏格拉底都以无知的状态出场，向有知识的智者提问，但对于这些有知识的智者的信心满满的回答，他却以严格的逻辑去追问，最后在严格逻辑的诘难和推导下，得出正确的结论。

严格的逻辑性，成为苏格拉底判定是真知还是假知，无知的标准。因此，苏格拉底留给世界的名言是：人生在世，不经过审查，不经反思，是无价值的一生。正是在苏格拉底的路线上，产生了柏拉图，其提出追求现象后面的理想性的理式；继而产生了亚里士多德，其创立了严格的形式逻辑。西方的知识体系正是在这一严格的逻辑中建立起来的。后来西方哲学史上开创新时代的哲学家，大都是以苏格拉底式的石破天惊之“问”和严格的逻辑去贯彻自己的“问”，而产生巨大的时代影响的。如培根的“知识就是力量”，如笛卡尔的怀疑一切，如海德格尔对存在的追问，如维特根斯坦对语言的追问，如德里达对深层结构的追问……

回到苏格拉底，由他而来的这一西方式的严格逻辑，最为重要的结果是，在文艺复兴时期产生了实验科学。按爱因斯坦的说法：西方文化的特质，在于两点，一是亚里士多德的形式逻辑。二是文艺复兴产生的实验科学。正如上面所说，这两点都是在苏格拉底所建立的基础上产生出来的。在这一意义上，西方的哲学史家认为。苏格拉底是西方哲学的创立者。

（摘编自张法从四句哲学名言看西方哲学的特质》）

材料二：

大约在公元前800年至前200年之间，在诸多古代文明中，中国、印度和希腊产生了今天我们称为哲学的学问。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注意到了人类精神发展在历史地理上的这种共同性，提出了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概念，将这一时期看作是人类文明精神的重大突破时期。在这一时期，中国诞生了孔子、老子、庄子、墨子等各派思想家；印度出现了《奥义书》和佛陀，探究了怀疑主义、唯物主义、诡辩派和虚无主义等哲学思想；伊朗出现了查拉图斯特拉创立的琐罗亚斯德教（亦称祆教），将人世生活视为善与恶的斗争；希腊则贤哲如云，其中有荷马，哲学家巴门尼德、赫拉克利特和柏拉图等。这表明：尽管世界不同民族和地区的文化差异是巨大的，但是人类文明的发展总是有着一定的共同性，哲学所思的根本问题，本质上是一致的。

雅斯贝尔斯的这个看法是有一定道理的。以中西哲学思想的历史发展为例，尽管旨趣、思路、内容、特点多有不同，但是其内在的共同性是客观存在的。第一，哲学所思的基本趋向都是形而上。用中国哲学的话讲就是要研究“道”而非“器”的问题。为什么哲学研究会追问“道”？这与人的理性相关。康德曾指出，对事物运动变化终极原因和条件追求的形而上学倾向是人类理性的本性。海德格尔也说：“只消我们存在，我们就总是已经处于形而上学中的。”第二，哲学所思的本质特征都是概念思维。即使像西方早期哲学家讲的“水”“火”“数”，中国早期哲学典籍所说的“太极”“易”“象”等，虽然有一些感性的特征，但都已经是哲学的概念。

哲学的这些共同性，是我们将中国和西方的哲学都称之为哲学的学理根据，也是我们可以设想哲学的世界化和世界化的哲学的基本前提。哲学的这种共同性，是人类文明共同性的重要体现。但是，由于各个民族、国家的经济政治发展道路不同，历史文化传统不同，哲学思想在各个民族、国家的存在和发展也必然会有自己的不同特点。

（摘编自杨河、于品海《历史中的哲学与哲学中的历史》）

材料三：

在年届七旬之际，孔子与苏格拉底的人生都出现了一个重大的转变：70岁的孔子从政治转向文化，潜心于《春秋》的编纂等多项文化事业，完成了为人间制定规则、确立准据，寻找意义之使命；与之不同的是，70岁的苏格拉底被人控告，并被判处死刑。中西圣贤在七旬之际的不同境遇，体现了两种值得注意的思想与文化。

孔子表达的是守成的思想倾向。这种思想倾向于肯定传统文化的正面价值，强调历史对于当下及未来的规范作用，侧重于维护社会生活的秩序性、稳定性、延续性。孔子的这种思想倾向，对中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就思想史来说，长期盛行的是“代圣人立言”，即使是最有创造力的思想家，也要通过“集注”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思想。就政治史而论，数千年来，真正触及内核的政治革新极为罕见，政治运作方式代代相袭，鲜有根本性的变化。

苏格拉底代表的则是批判的思想倾向。这种思想倾向于揭示现实生活中的缺陷、毛病；对于传统的做法、普遍性的积习，绝不视为当然。这种具有批判精神、质疑性格的思想倾向从苏格拉底后就一直流淌在西方文化的历史长河中。譬如在资本主义革命时期，出现了洛克对“君权神授论”的驳斥；到了20世纪，早期的法兰克福学派也是以“批判理论”而著称的。

如果没有苏格拉底坚守的批判立场，整个社会就将缺乏自省自救的能力，失去自我更新的机会。从这个意义上说，苏格拉底以自己的不自由（死亡）作为代价，为西方文化注入了自我省察、自我批判、自我革新的精神因子。孔子对“旧”文化的“守护”与整理，既有助于民族精神的凝聚，更有助于形成和谐有序的社会生活。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这两种相互对立的思想倾向，在现当代中国都处于相对贫乏的状态。一方面，在面对传统文化的时候，我们要么采取历史虚无主义的态度，要么彻底倒向另一边，认为只有儒家学说才能救中国、才能救人类。在这种非此即彼，看似坚定的立场背后，实际上是生硬、武断、简单化，是对传统文化的轻慢。另一方面，在面对社会现实的时候，我们更缺乏足够的批判意识与质疑性格。如果没有苏格拉底式的批判精神，无论是一个小邦还是一个大国，都可能在浑浑噩噩的状态下一直酣睡下去，不知东方之既白。

（摘编自喻中《自由的孔子与不自由的苏格拉底》）

一群虱子寄生在猪身上，它们认为生活在又硬又长的猪毛中间就像生活在宽广的宫廷和园林里，猪胯、猪乳、猪股等隐蔽的地方是世界上最安全温暖的房屋。没想到，一天杀猪的到来，铺开茅草，点火燎毛，很快，它们和猪同归于尽了。

①面对这份不虞之誉 ， 这位衣着朴素的东北老人捋一捋胡须，面带微笑地回答前来采访的新闻记者：“只是举手之劳，每个人遇到都会这样做的。”

②地处中国西南的峨眉山是闻名中外的旅游胜地，素有“峨眉天下秀”之美誉，其巍峨磅礴，重峦叠嶂，山山有奇景，十里不同天，真是巧夺天工。

③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阅读习惯，不同的书有不同的阅读方法。面对一本好书，相信深度阅读一定会让我们读者从中获得作者的一得之见。

④这家公司之所以能够从激烈的行业竞争中脱颖而出 ， 并取得不俗的业绩，完全得益于公司董事长敏锐的眼光、非凡的魄力和扎实的干劲。

⑤在本次全国教育改革发展论坛上，王教授的发言直击时弊，颇具前瞻性，对于当前我国的教育改革而言，可谓是空谷足音 ， 引起很大反响。

⑥2018年12月29日，安顺迎来了近年来的一场大雪，雪花洋洋洒洒 ， 大地白茫茫一片。

儒学乃至整个中华传统文化，更多的时候是一种面向现实人生的伦理学说，其生命力和重要影响主要是日常应用。中华传统文化的这一特点，与西方哲学及文化       。西方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康德、黑格尔、海德格尔等，都热衷于构造一个能够解释思维与存在、精神与物质关系的严密理论系统，热衷于探寻认识论、方法论、辩证法问题等。从孔孟、老庄，到中国的程朱、陆王等，他们即使也包括对认识论、方法论和辩证法的思考 ， 却并不       ， 层层追问“是什么、为什么”，而只是       地告诉你“做什么、怎么做”，并且其所探寻的问题多半集中在社会人生方面，主要涉猎生活方式、人生态度、价值取向，以及个人与群体、个人与社会、个人与国家的关系等。

这种不仅讲究“学”，更看重“用”，不仅讲究“知”，更看重“行”的理念，也就是“       ”的思想，在有关君子及君子文化的论述中尤为突出。(      ）《论语》中的这些论述，无不鲜明体现出儒家乃至整个中华传统文化洋溢的“实用理性”精神。这种重行动、轻言词，重实践、轻思辨的观念，使历代士大夫知识分子都不是把仁、义、礼、智、信及忠、孝、廉、悌等只是作为一种理论或学术来探讨，而是作为一种值得遵循并应该遵循的伦理规范推向社会、推向大众。其结果就是要在全社会尽可能多地培育和塑造君子人格，并以其为引导带动各阶层大兴君子文化、大倡君子之风、大行君子之道。

和谐社会是我们的共同追求。要和谐必有“诚”。

“诚”是和谐的前提和基础。正是刘备与诸葛亮彼此间的坦诚相待，才使他们之间的君臣关系如鱼水般和谐。可以说，离开“诚”来谈和谐，无异于____________，形式上轰轰烈烈，结果却是一无所获。不难想象，人与人之间失去了“诚”，（_______）如果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像这样，社会和谐就很难实现。

“诚”是和谐持续发展的保障。“诚”不仅是建立和谐的基石，而且是维系和谐的润滑剂。“开心见诚，无所隐伏”，人与人之间讲诚信可以延长和谐之路。原本和谐的关系，不靠真诚维系，最终和谐也会丧失。蔺相如与廉颇____________原本二人齐心协力辅佐赵王，而在蔺相如“位在廉颇之右”后，两人之间的关系产生了裂痕。最后正是蔺相如的坦诚、大度修补了裂痕，使“将相和”的佳话____________当前在我们努力建设和谐社会的过程中，“毒奶粉”“地沟油”等缺乏诚信的事件的出现危害了社会的和谐和稳定。所以，没有诚信作为保障，社会的和谐很难长久维系。

“诚”还能检验和谐的真伪。表面的和谐是禁不住“诚”的检验的，它在“诚”的面前会原形毕露。楚汉同盟这个因利益而建立起来的表面上的和谐关系，不就在项羽背弃承诺之后而____________了吗？

要和谐必有“诚”。要想社会和谐，只靠教育不靠法律是不行的。对违约诈骗的，对有诚信不良记录的，就要靠制度制裁，靠法律约束，不仅让其处处碰壁，而且使之得不到便宜。

有了“诚”，和谐才能成长；有了“诚”，和谐才能维系；有了“诚”，和谐才能禁得住考验。如此，才能让“诚果”累累，才可使和谐满园。

    在第四次工业革命         的今天，人类中心主义者依然信心十足，因为他们认定那个终极的“控制开关”必定掌握在人类手中。站在人类中心主义的巅峰，我们当然不用        。然而，新的工业革命提出的最大疑问在于，人类将自己最强大、最优质和最持久的体力和智力进行“集成”，并一步一步地转移到“机器人”身上，尤其是转移到与自己同类却更为强健和发达的“基因人”身上后，仍然认为自己还是这个世界的主宰，这是不是人类自我最大也是最后的迷思？

    （       ，        ，        。       ，        ，        ， ）这应当是第四次工业革命最具特色，也最有价值的地方。我们这些”自然人”，如果不想在这次工业革命中       ， 就必须适度地放下“自然人”内部的争斗，从整个人类的视角，塑造全新的、共有的道德良知，摒弃前嫌，          ， 面对整个人类新的对手。可以想象，面对如此革命，如果没有主流的、共有的、强有力的一种人类价值观或普世道德出现，技术进阶不仅不意味着人类社会没有进步，反而意味着人类社会在倒退或毁灭。

新华社北京1月1日电  2019年1月1日，国家主席习近平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互致贺信，热烈祝贺两国建交40周年。

    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中美建交40年来，两国关系历经风雨，取得了历史性发展，为两国人民带来了巨大利益，也为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作出了重要贡献。历史充分证明，合作是双方最好的选择。

    习近平强调，当前，中美关系正处于一个重要阶段。我高度重视中美关系发展，愿同总统先生一道，总结两国关系发展经验，落实好我们两人达成的共识，共同推进以协调、合作、稳定为基调的中美关系，让两国关系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

    特朗普在贺信中说，2019年1月1日是美利坚合众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40周年纪念日。多年来，两国关系取得了巨大发展。发展合作和建设性的美中关系是我个人的优先事项。我们强有力的友谊为两国在未来数年取得伟大成就奠定了极好的基础。

最为人熟悉的典型例子是：

大前提：凡是人都会死。

小前提：苏格拉底是人。

结论：所以苏格拉底是会死的。

下面文段中也运用了这种推理，请指出来。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军向法军猛烈进攻，法军为了避开德军锐气，积蓄力量，巧施隐身术，躲藏了起来，德军一时失去了攻击目标。德军指挥官下令侦察敌情。一天，德军一名军官用望远镜搜索法军阵地，突然发现了前方阵地下慢慢地爬出了一只名贵的波斯猫，懒洋洋地躺在那里晒太阳。于是德军军官根据波斯猫的出入地判断出前方阵地必有法军指挥官。

大前提：

小前提：

结论：

    诗是一种模仿，无论就诗人自己或是就听众说，它的影响都非常危险。就艺术家本身说，每个人才力都有偏向，想件件都会做， ， 比如悲剧家不一定能演喜剧，善理事者不一定能写文章，艺术家要模仿每行手艺，所以不能有专长；他要模仿各种各样的性格，。比如常模仿疯人，久之习惯成自然，举止动静就难免现出疯人的模样了。所以柏拉图竭力反对理想国的执政者 ， 尤其是演戏。

（朱光潜《柏拉图的诗人罪状》）

    每当夜幕降临时，三叶草的三片小叶就会折迭在一起，合欢树的小羽片就成对的闭合，实际上，。科学家们对植物这种有趣的现象进行了研究，有的观点认为植物叶子闭合时会减少热量的散失和水分的蒸发，有的认为是植物为了在夜间保持温度而正常生长，还有的认为这是植物为了恢复“体力”。总而言之，植物睡眠的目的是。与生长在乡村的植物相比， ， 部分原因是噪音及光线不断地干扰植物睡眠。因此，我们可以根据这一特性，采取适当的措施，为植物创造适宜的休息环境。

柏拉图说过，人生最遗憾的，莫过于轻易地放弃不该放弃的，固执地坚持不该坚持的。所以成功与失败的关键在于如何去“选择性忽视”。

汪国真说过，既然选择了远方，便只顾风雨兼程。

请比较上面两则材料的异同，并就其中一则谈谈你的认识。

相同之处：

不同之处：

你的认识：

一次，苏格拉底在雅典市场上闲逛，他看到那些琳琅满目的货摊后惊叹道：“这里有多少我用不着的东西呵！”

一次，钱锺书访问美国国会图书馆，主管者引导其参观藏书库，显得很得意。当问及钱锺书的感想时，他说：“我亦充满惊奇，惊奇世界上有那么多我所不要看的书。”

①苏格拉底要表达的观点是：

②钱锺书要表达的观点是：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普通人开始参与到公益事业中来，于是一种草根公益应运而生，这就是微公益。微公益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人们将微不足道的爱心汇集起来，积少成多，就形成了一股强大的社会力量。微公益关注贫困，关注教育，关注社区发展，关注生物保护和低碳等，具有很强的利他性。它没有过去大慈善者那种“行侠仗义”“扶贫济困”的远大抱负，取而代之的是寓善于乐的参与方式。

    中国的儒者将孔子看成圣人，把孟子看成亚圣。历代帝王几乎都将孔子视为无可挑剔的圣人，但对孟子，总觉得味道有点儿别致。既然如此这也许因为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孟子的性善论，一是他的民本思想。这里说孟子主张性善论，。孟子认为人性本是善的，因了后来的不良教育及社会熏染而变坏了；荀子认为人性本是恶的，但通过教育和觉悟可以走向善。 ， 其价值取向也都是让人培养和保持善和美，但切入点不同。

苏格拉底：亲爱的格黎东啊，你对我的关怀如果合乎正道，那是非常可贵的；如果不合，那就越关心越难从命了。我们首先必须考虑是不是应当照你说的那样做。因为我不但现在奉行，而且一贯遵守的原则是听从道理，凡是经过研究见到无可非议的道理我就拳拳服膺。我不能由于遇到灾难就把自己所讲过的道理抛开，我认为那些道理还跟过去一样真实，我仍旧跟过去一样重视它们，尊重它们。如果我们在现在的情况下不能说出更强的道理来，我是肯定不会对你让步，的哪怕众人对我施加更大的恫吓，如同以妖怪吓儿童那样，声称要监禁、处死、没收财产等等。现在我们能够怎样研究最恰当呢？

过去提及网络文艺，人们总感觉其制作粗糙、格调不高，针对微电影、网络文学时不时打“擦边球”的内容，相关主管部门还曾出台过法规予以规范。这两年，乘着“互联网+”的东风，网络文艺在品质上逐渐实现精品化，。这主要归功于网络文艺为人民提供越来越丰富的文艺样式和文化内容。前几年，唯流量论、唯IP论导致网络文艺创作空间受到挤压，也催生了一批靠炒作“小鲜肉”等话题和变现IP人气的速成品，坏了观众胃口。一些有艺术追求的创作者抓住机会， ， 推出精品网络剧，如刑侦剧《白夜追凶》中潘粤明一人分饰二角，让观众感受到了久违的表演艺术魅力。近年来，纪录片这一“高冷”影视类型被愈来愈多观众接受。流媒体服务商出品的纪录片，既可以在线上播出， ， “两条腿走路”。更加喜人的是，网络文艺正在实现越来越多的跨文化传播。

近代中国从天圆地方“天下”进入地球“天下”以来，传入了西方“人性恶”的人类哲学思想，以及与之相匹配的遏制“性恶”的国家行政观念：因为人性本源是恶的，因此必须配之以“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国家制度。

这种关于“人性恶”的人类哲学观点，中国其实在春秋战国时代早已有之，代表人物便是诸子百家之一的荀子。荀子持“人性恶”观点，而同时代的孟子则持“人性善”的观点。

中国古代历史的各种哲学流派，有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按故往历史中国十分惯常思维的“大是大非”原则来看，人性的善与恶，是两个绝然相反的人类社会哲学元素，荀子与孟子应被归为两个不同的学说流派。但中国流传至今的传统学术却把两位持泾渭分明哲学观点的人，同称为“儒家”。不知两位已作古二千多年的大学者会不会在黄土之下跃骨而起？

仔细想来，把不同哲学流派的学者们归于“一家”的文化现象，也在中国古代历史的发展情理之中。中国数千年实行的是皇权行政一统论，而与行政一统论相匹配的学术一元论，也就不得不把为华夏人类思想作出过杰出贡献的各流派人物都归入相同的彀中。在归入“一家”之后，再予以分门别类，作内部清算，谓之“一家”之内的不同“路线斗争”，再或逐“师门”，斥之学术叛徙、学术内奸。那个时代的这种学术的历史发展逻辑，同样与封建社会一统皇权独裁之下的“羁縻”臣僚、清算各派臣僚的行政制度，完全匹配。但显然，两者本来就不在一个学术流派中，而这正是符合近代以来人们认同的人类历史“学术多元论”观点的。历史地看，皇朝社会恶劣的一元论阻碍了古代中国社会分科学说的产生，从而使古旧读书做官的儒学成为通向文化一元论的单行线和独木桥，但人类思想（包括经济形态）本质的多样性决定了学术的“多元”，何必纳入一家？它实质是泯灭了自古以来中华文化哲学思想的丰富多彩性。

春秋末期，早于荀子孟子一百年的孔子仅谈到了人类哲学“仁”的思想，而荀孟则开始了人性恶和人性善的争论。众所周知，自后两千多年中国皇朝历史遵循了孔孟之道，而荀子的“性恶”人类哲学思想早已被皇朝历史自我消弭于无形之中。有当代考古学家指出，人类文明历史数千年以来，人们的物质与观念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人类的性情几无改变。笔者以为，人类历史一直存在着这么一个人性现象：越是缺什么，便越是提倡什么。

这就像表决心发誓要克服自我一样。著名华裔历史学家黄仁宇在提到孔子“仁”思想时这么说：“按孔子的看法，一个人虽为圣贤，仍要经常警惕防范不仁的念头，可见性恶来自先天”（黄仁宇著《万历十五年》）。

说性恶可使但凡是人都受到“性恶”遏制，说“性善”则可以使一部分“圣人”免于遏制。这在今天的人看来，道理很简单。假如古人因受人类社会认识论的局限而偏入旁门（轻视实践的古人先给予认知上的定义，再寻找“理”；现代人在实践中寻找“理”），那么，今天的人如果再提“性善”论，则别有它图了——人类历史证明：提倡“善”的人就是“善人”，那是一种是人都不信的鬼话。正如明代哲学家李贽所揭示：孔孟“其流弊至于今日阳为道学，阴为富贵！”

（选自《关于人性的善与恶》，有删改）

对话人：苏格拉底（以下简称“苏”），普若第库斯（以下简称“普”）

苏  此外还有一种痛感和快感的混合。

普  是哪种呢？

苏  这一种就是心灵所常感受到的。

普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苏  像愤怒、恐惧、忧郁、哀伤、恋爱、妒忌、心怀恶意之类情感，你是否把它们看作心灵所特有的痛感呢？

普  对，我是这样看。

苏  我们不是也觉得这些情感充满着极大的快感么？是否需要提醒你这样描写愤怒的诗句“愤怒惹得聪慧者也会狂暴，它比滴下的蜂蜜还更香甜”，以及我们在哀悼和悲伤里所感到的那种夹杂痛感的快感呢？

普  不用你提醒，事实确实如此。

苏  你想到人们在看悲剧时也是又痛哭又欣喜么？

普  当然。

苏  你是否注意到我们在看喜剧时心情也是痛感夹杂着快感呢？

普  我还不大懂得。

苏  我们刚才提到的心怀恶意，你是否认为它是一种心灵所特有的痛感呢？

普  对。

苏  但是心怀恶意的人显然在旁人的灾祸中感到快感。

普  的确如此。

……

苏  那么，我们就可以达到这样的推理线索：我们耻笑朋友们的滑稽可笑的品质时，既然夹杂着恶意，快感之中就夹杂着痛感；因为我们一直都认为心怀恶意是心灵所特有的一种痛感，而笑是一种快感，可是这两种感觉在这种情况下同时存在。

普  不错。

苏  所以我们的论证所达到的结论就是这样：在哀悼里，在悲剧和喜剧里，不仅是在剧场里而且在人生中一切悲剧和喜剧里，还有在无数其他场合里，痛感都是和快感混合在一起的。

普  不同意这个结论是不可能的，苏格拉底，尽管一个人很想持相反的意见。

（朱光潜译）

读了以上文字，你想到了我国古代教育家孔子的哪种教育原则？请结合文本简要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