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编版2022-2023学年高考语文二轮复习专题：实用类文本阅读

入夏后气温明显升高，大汗淋漓成了日常。不过夏季出汗别不当回事，很有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的身体健康。特别是健身一族、儿童、佩戴饰品者等人群，更要_________。

健身一族夏季运动出汗量大，会带走大量的钠和钾等微量元素。________，就会四肢酸软，严重的还会感觉心悸、胸闷、恶心。日常饮食中，可多食用含有丰富的钾的食物，如瘦猪肉、海产品、牛肉、小白菜、油莱等。

_______，尤其与儿童生长发育、免疫功能密切相连。大量出汗会使锌丢失过多。儿童在正常饮食和没有疾病的情况下，每天从膳食中摄取的锌基本能达到标准。但多汗儿童，须增加富含锌的食物，如牡蛎、瘦肉、鱼虾及动物内脏等，也可适当补充一些锌剂。

佩戴饰品的人们也要留心：耳环、项链等金属首饰中常含有镍、铬等成分，尤其是质量不好的合成金属饰品，添加成分更加复杂，一旦出汗，汗水便会和金属成分发生反应，容易导致接触性皮炎 ， 如出现红斑、水疱、瘙痒等。这时应及时摘去首饰，否则过敏症状加重，形成血疹、水肿甚至出现溃疡。

《涧溪春晓》是人民日报记者徐锦庚撰写的长篇报告文学，文章报道了济南市章丘区三涧溪村脱贫致富的故事，在徐锦庚眼中，三涧溪就是中国乡村的缩影。文本展示的既是一位村官（高淑贞）的奋斗历程，也是一个村庄的治理故事。

记 者：您从何时开始有创作这部作品的计划？

徐锦庚：2019年9月，中国作协启动“脱贫攻坚题材报告文学创作工程”，我领受的任务就是采写三涧溪。我对三涧溪并不陌生。我在人民日报社山东分社工作12年来一直关注这个老典型，多次安排记者去采写，还率分社党员骨干去参观学习。我最初的打算是，挖掘扶贫脱贫素材，讲好勤劳致富故事。然而，当我融入三涧溪，触摸其灵魂深处时，渐渐有了新的感知。

记 者：三涧溪这个地方有什么特别之处？

徐锦庚：三涧溪曾经“阔”过。老铁匠马世昆在改革开放初期组建了钢铁冷断加工队，带领乡亲走南闯北，1979年为集体创收18万元，这在当时是个天文数字。在他的带领下，村里集体经济厚实，村民生活富裕，是远近闻名的先进村。然而，到20世纪90年代，三涧溪陷入混乱，违法乱纪不断，村庄脏乱不堪，村支书像走马灯似的连年更换，村集体欠债严重，成了个烂摊子。

2004年，乡村女教师高淑贞临危受命，回到三涧溪担任村支书。15年来，她强班子，治村容，勇担当，敢亮剑，励精图治，奋发有为，敏锐把握机遇，顺势而为。三涧溪逐渐走出泥淖，再次脱贫致富，村集体净资产上亿元，人均收入2.8万元，还跻身全国先进行列，获得“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全国平安家庭创建先进单位”“全国妇联基层组织建设示范村”“全国综合减灾示范社区”等殊荣。2019年底，就在我采访时，三涧溪又被评为“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

三涧溪的贫富交替有迹可循：过去贫穷，是因普遍贫困、苦无出路；脱贫致富，靠的是苦干苦熬，勤劳致富；后来返贫，乃因人心涣散；再后来脱贫攻坚，是受益于国家扶持、区域优势。自2003年以来，连续17年，中央一号文件皆关注“三农”，近年更是倾力扶持，多方力量叠加，乡村躬逢盛世。作为章丘的城郊村，三涧溪被征土地多、就业机会多，脱贫水到渠成。所以，三涧溪的脱贫攻坚有其鲜明特点：不仅由“穷”到“富”，更是由“乱”到“治”。换言之，其脱贫攻坚的主要任务是如何提高治理能力、提升文明素养。鉴于此，我改变创作初衷，围绕八字着墨；成风化人，由乱到治。

记 者：报告文学写作也需要写好典型人物，高淑贞是怎样一个典型？

徐锦庚：雁飞千里靠头雁，要当好乡村领头雁，尤为不易。在乡村领头雁群体中，高淑贞是鲜明独特的“这一个”。

三涧溪是个大村，有3000多人，“苗不一样齐”，历史遗留问题多。但高淑贞总是以昂扬向上的姿态，遇到因难不躲，遇到障碍不绕，敢碰硬，不退缩，头拱地，往前冲。

高淑贞为了解决问题，能伸能屈，原则问题寸步不让，策略问题灵活机动。她深知，三涧溪由富返贫的症结是组织涣散、人心浮动。所以，她想办法把人拢起来，人尽其才。她说：“如果只盯着人的缺点，天下无可用之人；如果善于发现别人的优点，到处是可用之人。对这些小年轻，你推一把，就是对手；你拉一把，就是朋友。”几句平实话语，道出用人精髓。

记 者：高淑贞的工作成绩有目共睹，从中也体现出了她的担当作为。

徐锦庚：农村脱贫攻坚，关键在于领头雁担当作为。担当作为正是高淑贞的亮点。高淑贞先在娘家村，后在婆家村，一干二十年，清路障，拔穷根，换班子，摸家底，建公寓，盖澡堂，修学校……一桩桩，一件件，之所以能善作善成，很大程度上就在于她躬身入局，担当作为，不怕跑断腿，不怕磨破嘴，始终激情洋滋，就像不知疲倦的陀螺，一个人带动一村人。

高淑贞干中学、学中干，境界逐步提高，从自发上升到自觉，“让百姓过上好日子”成为信念。涉及村民利益，她总是一碗水端平，努力写好“公”字。脚跟站得正，说话有人听。她能一呼百应，威信就是这样建立的。高淑贞政治站位高，机遇意识强，不逞匹夫之勇，巧妙借力使力，乘势而上，顺势而为，事半功倍。每年中央一号文件一出来，她先学深悟透，活学活用，从字里行间寻找村庄发展新机遇。正是高淑贞抢抓机遇，尽心尽责，谋事有基，成事有道，得到上级鼎力支持，才使村庄“一步跨十年”。

记 者：中国乡村急剧变化，处于多年未有之大变局，亟待新的治理方式。您在采访和写作过程中看到脱贫要面对哪些难点？

徐锦庚：过去，人们为生计疲于奔波时，文明素养容易被忽略。如何提升农民文明素养、提高乡村治理能力，既是后脱贫时代面临的紧迫问题，也是现代农村的主要矛盾。乡村人民进入现代社会后，思想观念仍在缓慢转型中，“身子已住楼房，头脑还在平房”。同时，在乡村，矛盾纠纷由过去的家庭，邻里矛盾为主转变为经济纠纷居多，化解难度增大。另外，大批农村精英迁入城市，导致农村缺乏生机活力，治理人才短缺，治理主体弱化，村官素质下降，缺乏乡村治理能力。

（摘编自《徐锦庚：破译乡村治理的“密码”》，《文艺报》2020年11月18日）

最是文明润人心，最是文化流永传。央视播出《典籍里的中国》第一期《尚书》在网络引发收视高潮，关于中国经典文化和精粹文明的话题讨论也在网络成为焦点。同为中国人，共饮华夏文明长河一泓水，同根同宗、基因传承，华夏文明的力量绵延至今，依旧闪烁着无比璀璨的光芒，在世界文化史上占据不可替代的地位。不得不说，“典籍里的中国”只是华夏文明的一扇小小的窗，将广袤无边的华夏文明开启一个角，让人感受到其中宇宙释放能量般的无穷魅力。

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有什么样的文化才会有什么样的民族与国家，才知道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历久弥新、熠熠生辉，正是因为中华文明承载自强不息的勇毅顽强，蕴藏兼容并蓄的博大精深，涵盖协和万邦的融会贯通，方能在吐旧纳新、更迭换代上继承与弘扬。从黄炎传说，到秦皇汉武，再到唐宋元明清，无不彰显着中华文明的高深内涵与广博厚重。中华文明如同一个宝库，任何一个元素、一个阶段，都能泛荡起文明弥足珍贵的涟漪与碧波。

华夏文明生生不息，因有薪火相传、一脉相系。从诸子百家，到秦赋汉歌，再到唐诗宋词，又到元曲明清小说，文字在文明中扮演着举重若轻的角色，文化的载体总是以多元的形式不断完善和洋溢色彩，如同在华夏文明千年长河淘洗与打磨的五色鹅卵石，标注着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智慧之韵味。当然，文明是劳动的成果，离开劳动的文明是缺乏支撑的。从玉门关到嘉峪关，从龙门石窟到江南园林，从万里长城到兵马俑，从滕王阁到岳阳楼，甚至是日常的饮食、服饰、车马等等，无不是劳动结晶的沉淀；从竹简刻写，到造纸印刷，文明与科技似乎天然汇通一体。农耕文明到工业革命，再到“云时代”、智能时代，文明的脚步蝶变升级，正是“劳动创造——科技变革——文明演绎”的爆炸内循环。

文明在历史更选，文化自信屹立长存，历史的标尺延伸到今天，中国革命红色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中国改革开放文化，同样深深烙印着华夏文明的基因，让中华民族的传统精粹与优秀文化在激浊扬清、去伪存精中得到彰显与诠释。当然，这些先进文化、先锋文明同百年党史、七十多年新中国史、四十多年改革开放史、五百多年社会主义史分不开。历史孕育了文化，文化拓展了历史。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文明将释放更具绚烂的光辉。

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更是文化的践行者、携带者、继承者和创造者。坚持人民至上、以人为本的文明发展理念，推动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继承和弘扬，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推向高潮，必定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激发各级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广大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发挥人民群众的主体作用。让华夏文明弦歌不辗，必定要从党史中寻找密码钥匙，提振文化自信的根源与动能。

《摘编自段官敬《典籍里的中国，让华夏文明弦歌不辍》，川观新闻2021年2月14日）

材料一：

进入新世纪，伴随着军旅文学在主流意识形态体系中的地位松动，军旅长篇小说创作获得了转身的可能与空间，得以在真正意义上从集体叙事走向个人叙事，从现实真实走向虚构叙事。由此，新世纪军旅长篇小说创作开始了双重回归。“一是回归长篇小说的叙事性文体本源，开始注重形式创新和语言探索，文体自觉性显著提升；二是回归文学对象的生命伦理和生活本体，开始关照复杂人性和个人命运，重视日常生活经验的表达。”前者呼应了建构叙事虚构的本体性以获得文学合法性要求，注重个人化写作、自由地虚构、强调叙事及叙事主体自身的意义等等，标示着新世纪军旅长篇小说的叙事观念的觉醒和文体观念的自觉；后者则反拨了长久以来“政治话语”对军旅文学的规训和异化，开始关注军人的个人命运和个体经验，在历史、战争和现实层面探寻更为广阔的人性空间和精神存在。原本被抽离了的“政治性结构”空洞，得到了叙事性伦理话语的填充。

讲故事是小说家的本分，亦是中国小说的传统。千百年来，讲故事的手艺代代相传，叙事方法亦随之花样翻新，于是乎故事绵延不衰，常讲常新。正像时下文学界正在持续热议的一个话题：“讲好中国故事”，其在意识形态和文学层面的丰富内涵依然需要“故事”来承载。作为“中国故事”重要组成部分的“军旅故事”，从题材上看，聚焦的是“中国梦，强军梦”的进程，直面的是新军事变革实践，讲述的是军旅人生的喜怒哀乐，塑造的是新型高素质军人形象，关注的是战争进程或备战状态下军人的思想情感和精神命运；而从思想主题、价值判断、审美品格、精神向度、写作伦理等层面视之，则是与“中国故事”高度统一的，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说构成了对“中国故事”的重要支撑，也是不为过的。

要想讲好“中国故事”就必须立足“中国语境”，直面“中国经验”，而不能简单地理解成为了讲故事而讲故事。故事是一种外在的途径和载体，最终需要被内化的情感、思想和精神所超越。囿于自身相对陈旧的文学观念和封闭单一的生活经验，当下的部分军旅作家缺乏宏阔的视野和整体性的文学思维，缺乏聚焦当下军队新变化、观察军营新情况的自觉意识，缺乏穿透事相直达心灵的锐利目光；部分军旅长篇小说对“战争历史”和“军旅经验”的叙述与表达还停留在事情的表层和故事层面的起承转合，没能向着更为本真的“存在”之境深潜，向着更富于生命痛感和思辨高度的写作伦理挺进。

(摘编自朱向前、傅逸尘《新世纪军旅长篇小说的回望与省察》)

材料二：

若论及今年军旅文学界的大事件，当属军队作家马晓丽的短篇小说《俄罗斯陆军腰带》、徐怀中的报告文学《底色》等5部作品斩获第六届鲁迅文学奖。二来，今年《人民文学》8月号刊出了军旅文学特辑，拿出一本刊物的容量供军旅文学作家集中展示，这在《人民文学》创刊以来也属罕见，对于军队作家来说，是一次难得的“露脸”契机。

细品这几部鲁奖获奖作品，会发现它们共同的特性正与军旅文学的核心品性两相契合，且具有饱满的内在张力。好的作品需要具备语言魅力和精彩叙事等文学元素，文学修养和文学技能是前提和关键，也是作品能否“立住”的首要指标，而经典之作更是需要作家自身的情怀作为底蕴。尤其是军旅文学，它诞生于硝烟炮火之中，其内核深深根植于民族血脉，与军人的骨血融为一体，彰显着军人刚硬坚韧的精神品格。

然而，不可忽略的事实是，这些被精心挑选和组构的小说，大部分存在人物形象不够丰盈、内涵不够深入等问题，流于苍白的模式化写作。有的小说其实并不缺乏上文提到的“情怀”，但显然这种情怀或者说情结还远未内化为作品的精髓，塑造的人物有趋同化、脸谱化，人和人之间没有明显的性格区分，说话风格高度一致；或是过于理想化，仿佛给一个小故事强行扣上了大帽子，显然也不能达到作家提升作品内涵的期许。

那么问题在哪里？我想最重要的原因是“文学性”的缺失。当作家失去精心营构故事、塑造人物的耐心，指望小说纯粹以主题优势胜出，显然是徒劳的。文学的叙述是要超越日常经验，翻越生活藩篱，落脚在另一种思维的开阔之处。当素材仅仅围绕作家的浅层研究，反而困囿于经验之内，或是建立起简单的对垒模式识真辨伪，不但支撑不起作品应有的格局，只能逼迫读者放弃阅读，失去阐释的兴趣。

这两件军旅文学大事件表达出来的信息是，当下的军旅文学似乎正处在一个临界点上，光荣与梦想并没走远，而新的曙光也远未普照文坛，传承并未接续，断裂已然出现。文学不是单纯的表态工具，主题牵引显然也覆盖不了文学的丰富性，没有多样的尝试和表达，没有向文学领域不断发起进攻的豪情与野心，文学魅力又从何体现呢？

(摘编自徐艺嘉《军旅文学呼唤“文学性”的回归》)

材料一：

学者散文是指学者创作的散文，也包括具有学识与学养的“学者型”作家写作的散文。学者散文在表达上可以是理性的，也可以是感性的；但其思想本质是理性的，应当具有启蒙性。

学者散文是否具有启蒙性，首先看学者散文是否有深刻的思想，是否表现了文化批判的深度与力度。学者在散文写作前，要先建立认识与洞察世界万物的理性，一种自觉的批判理性。离开了理性的法则，也就抽掉了文化批判的灵魂。学者面对自己言说的对象，必须将自己“介入”文本，发表自己的立场观点，抒发自己喜怒哀乐的情感。尤其在大众审美取代文学审美、作品变成商品、审美价值发生偏移和混沌的当代，学者散文的作者应该比一般散文家多一层理性思考，多一层理性的穿透，多一层诗性的智慧，用自己的学养和学识理性穿透历史时空，有针对性地去阐释各种各样的文化症结。然而，当代学者的散文创作似乎缺失了这种文化批判的理性，就文学学者的散文来说，经常见到的是复述式（复述著述内容）、抚慰式（友情慰问评点）、赞美式（浮夸溢美肯定）、棍棒式（主观武断否定）的批评。

这类散文缺失客观公正，与理性的文化批判相去甚远。作者的自我形象被自我遮蔽或者说自我被屏蔽，这不能不说是一种不作为的悲哀。

“干顸”自我，是学者散文启蒙性的另一个方面。对自我进行“干预”，就是鲁迅所说的“自我解剖”，这对学者散文尤为重要。严格说来，自我解剖最重要的是要会批判自我“国民性”中“瞒”和“骗”的阿Q性。鲁迅对友人说过：“我自己总觉得我的灵魂里有毒气和鬼气”，他将自己的“国民性”称之为“毒气”与“鬼气”。巴金将个人“国民性”中丑陋的东西，比喻为自己身上挤出的“毒疮”与“脓血”。鲁迅与巴金将本真的、赤裸裸的自我灵魂交给读者，这为文学史树立了严格自我解剖的典范。两位作家分别在“五四”和新时期的思想启蒙之中，率先提出启蒙主张并自我践行，都是为了批判全民族愚昧落后的国民性，而使整个民族通过启蒙觉醒过来。

（摘编自吴周文《学者散文的启蒙性与自我的精神启蒙》）

材料二：

从散文本体的角度看，学者散文是散文的正宗，也是散文文化精神的有益实践，它代表了当代散文发展的正确方向。首先，中国散文的第一个黄金时期即先秦散文，便是文史哲不分家的“杂文学”，学者散文的一个文体特点便是“杂”，其中既有记叙描写、介绍说明，也有历史哲学、小说和诗歌、戏剧的因素杂糅，这正好对接上了先秦散文的源头。其次，散文的本质是自由自在、不拘一格、“法无定法”，而以“聊天体”“闲适体”为主要文体特征的学者散文，正好符合散文的本体。最后，散文的生命是真实，而学者散文几乎无一例外地都以真实、坦诚为原则，他们拒绝虚构，也不屑于粉饰雕琢。总之，正如巴金所说，他们是把心交给读者。正是这种生命本真的投入，才使学者散文受到广泛的欢迎。笔者以为，学者散文在文体上的自觉，对于当代散文中出现的空疏空洞、虚假做作、抒情泛滥，以及人格分裂、文道分离的创作倾向，无疑能起到正本清源、匡正风气的作用。

学者散文承接了中国的文章学传统，打通了古今散文的文脉。学者们的创作自由自在，率性任心，不受任何规矩的束缚，体现出一种真正的文体自觉。还应看到，学者散文贴近散文本体，它不但可以促使当代散文摆脱唯抒情的羁绊，拓展当代散文的文体天地，而且有助于将知识分子的精神生态与文体创造相融合，将文体的意义直接与文化自信相对接，从而使散文写作更具独特的文化精神价值。

（摘编自陈剑晖《学者散文与文体自觉》）

材料一：国家太空实验室——中国空间站舱内可以部署25台科学实验柜，每台实验柜都是一个小型的太空实验室，支持开展单学科或多学科交叉的空间科学研究，其成果已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其中，问天实验舱主要面向空间生命科学研究，梦天实验舱主要面向微重力科学研究，此外，还在舱外安排了材料舱外暴露试验装置和元器件与组件舱外通用试验装置，用于开展舱外实验项目。后续，我国还将发射与空间站共轨飞行的巡天空间望远镜研究设施，开展广域巡天观测。针对上述舱内科学实验机柜、舱外试验装置和巡天空间望远镜，在空间站建造阶段，共安排了近百项实验研究项目。后续转入常态化运营后，还将实施较大规模科学研究，预期将有力推动暗物质与暗能量、星系形成演化、物质本质规律、生命现象本质和人在太空的响应变化规律，以及地球可持续发展等重大前沿科学问题的突破，为未来我国开展近地以远的载人空间探索提供扎实的科学和技术积累。

（摘编自《神舟十四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2022年6月4日）

材料二：世界航天大国为什么竞相发展空间站？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它能提供长期的微重力等特殊研究环境。在地球上，生命体和物质受到重力的作用，某些本质规律会被掩盖，在微重力条件下有望发现被重力掩盖的物质本质规律，如在微重力条件下会产生浮力对流极大的减小、沉淀和分层现象基本消失、压力梯度极大的减小等物理效应。著名的哈勃望远镜在轨工作了30余年，期间航天员乘航天飞机对哈勃望远镜进行了5次维修，才使哈勃望远镜能够长时间工作，取得众多国际瞩目的科学成果。载人空间站还可以进行天地往返运输，实现实验模块更换及实验样品返回。在轨开展的生命、材料等科学实验，有必要将实验后的样品返回，回到地面做进一步研究，如生命科学实验样品回到地面进行基因测序和后续的研究、材料样品进行剖分并开展X射线衍射研究等。除了这些案例外，空间站的建设对天文观测也大有益处，由于大气的吸收和干扰，宇宙中的伽马射线、X射线、紫外线、红外线和超长波等无法在地面有效观测到，相关谱段的天文观测需要发射观测仪到太空中开展观测。

（摘编自张伟《为什么要在空间站做实验？》，解放军报2022年3月25日）

材料三：什么是微重力？我们在地球上空300-400千米的轨道上，相对于6千余公里的地球半径，在空间站的轨道高度上重力并没有消失，为什么会出现微重力的现象？

空间站上的微重力原理

如上图所示，航天器在做近8千米/秒的高速运动，按照牛顿第一定律，航天器应该是保持远离地球的匀速直线运动，而由于地球引力的作用，使航天器绕着地球做圆周运动，航天器所受的重力提供了航天器绕地球做圆周运动所需的向心力。这两个力基本相等，使得在航天器上感受到的只有残余的重力，称为微重力。

（摘编自张伟《为何在空间站做实验》，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网2022年3月10日）

材料一：

①假如你是一位木商，我是一位植物学家，另外一位朋友是画家，三人同时来看一棵古松，我们三人可以同时都“知觉”到这一棵树，可是三人所“知觉”到的却是三种不同的东西。你脱离不了你的木商的心习，你所知觉到的只是一棵做某事用值几多钱的木料。我也脱离不了我的植物学家的心习，我所知觉到的只是一棵叶为针状、果为球状、四季常青的显花植物。我们的朋友——画家，什么事都不管，只管审美，他所知觉到的只是一棵苍翠、劲拔的古树。我们三人的反应态度也不一致。你心里盘算它是宜于架屋或是制器，我把它归到某类某科里去，注意它和其他松树的异点，我们的朋友只在聚精会神地观赏它的苍翠颜色，感受它的那股昂然高举、不受屈挠的气概。

②从此可知道这棵古松并不是一件固定的东西，它的形象随观者的性格和情趣而变化，各人所见到的古松的形象都是各人自己性格和情趣的返照。古松的形象一半是天生的，一半也是人为的。极平常的知觉都是带有几分创造性，极客观的东西之中都有几分主观的成分。

③美也是如此。有审美的眼睛才能见到美，这棵古松对于我们的画画的朋友是美的，因为他去看时就抱了美感的态度。你和我如果也想见到它的美，你须得把你那种木商的实用的态度丢开，我须得把植物学家的科学的态度丢开，专持美感的态度去看它。

④这三种态度有什么分别呢？

⑤先说实用的态度。做人的第一件大事就是维持生活，既要生活，就要讲究如何利用环境。“环境”包含我自己以外的一切人和物在内，这些人和物有些对于我的生活有益，有些对于我的生活有害，有些对于我不关痛痒。我们对于他们于是有爱恶的情感，有趋就或逃避的意志和活动，这就是实用的态度。实用的态度起于实用的知觉，实用的知觉起于经验。

⑥科学的态度则不然，它纯粹是客观的、理论的。所谓客观的态度就是把自己的成见和情感完全丢开，专以“无所为而为”的精神去探求真理。理论是和实用相对的。理论本来可以见诸实用，但是科学家的直接目的却不在于实用。科学家的态度之中很少有情感和意志，它的最重要的心理活动是抽象的思考。科学家要在这个混乱的世界中寻出事物的关系和条理，纳个物于概念，从原理演个例。

⑦实用的态度以善为最高目的，科学的态度以真为最高目的，美感的态度以美为最高目的。在实用的态度中，我们的注意力偏在事物对人的利害，心理活动偏重意志；在科学的态度中，我们的注意力偏在事物间互相关系，心理活动偏重抽象的思考；在美感的态度中，我们的注意力专在事物本身的形象，心理活动偏重直觉。

⑧人所以异于其他动物的就是于饮食男女之外还有更高尚的企求，美就是其中之一。是壶就可以贮茶，何必又求它形式、花样、颜色都要好看呢？吃饱了饭就可以睡觉，何必又呕心血去作诗、画画、奏乐呢？人的实用的活动全是有所为而为，是受环境需要限制的；人的美感的活动全是无所为而为，是环境不需要他活动而他自己愿意去活动的。在有所为而为的活动中，人是环境需要的奴隶；在无所为而为的活动中，人是自己心灵的主宰。这是单就人说，就物说呢，在实用的和科学的世界中，事物都借着和其他事物发生关系而得到意义，到了孤立绝缘时就都没有意义；但是在美感世界中它却能孤立绝缘，却能在本身现出价值。照这样看，我们可以说，美是事物的最有价值的一面，美感的经验是人生中最有价值的一面。

（摘编自朱光潜《我们对于一棵古松的三种态度》）

材料二：

①在中国美学和艺术观念中，存在着与朱光潜所说的三种态度都不同的第四种态度。它当然不是用科学、实用的眼光看待古松，但也不是以审美的眼光看待古松，发现它如何美，如何符合形式美感，在这里，审美主体和客体都没有了，古松在这里根本就不是审美对象，而是一个与自我生命相关的宇宙。

②这第四种态度可以说是一种“生命的态度”，一种用“活”的态度“看”世界的方式，或许“看”还容易引起与外在的观察混淆，称为一个“活”的“呈现”世界的方式也许更合适。之所以说它是“生命的态度”，是因为它的核心是将世界（包括“我”与外物）从对象化中解脱出来，还其生命的本然意义，在纯粹直观中创造一个独特的生命境界。这个世界，中国美学将其称为“境”。第四种态度并不是为了获得美的知识，而是为了安顿心灵。

③王维《辛夷坞》诗写道：“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如果我们把它当作“山水诗”，或者“写景诗”，其描写是如此简单，内容是如此单调，单调到只用一句话就能概括：山间有一些芙蓉花开了，又落了。而谢灵运的山水诗，如“澹潋结寒姿，团栾润霜质”等，写景显然更加细腻丰富。然而，王维的这些看起来内容单调的诗歌，并没有因此被人们漠视，而是传诵千古，谢灵运的诗句却少有人提及。其实，王维的这类诗歌根本就不是所谓的“山水诗”“写景诗”，它的主旨不是描写外在的景物。“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的山中芙蓉，是自在兴现，这里没有被观之景，也没有对景之心。

④“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也将人排除，关心起深林苔痕，表面看起来是不关心人，其实正是通过这一片天地写人的心境、人的感受。诗人不是对风景感兴趣，而是对自我生命的感受感兴趣，描写一个与自我生命相关的世界，呈现自己回到世界的愉悦，为自己心灵寻找一个安顿的地方。对生命的认识、理解和慰藉，是贯穿此诗的核心。艺术家并不在意青苔和深林，而是其背后的高古和幽深。

（摘编自朱良志《生命的态度——关于中国美学中的第四种态度的问题》）

材料一：

家文化是一种植根于世代传承的家庭家族文化土壤、体现我们民族特质和精神风貌的文化，基本构成包括家训（家教）、家风、家礼、家德、家学和家史文化等，钱氏世家文化也是这些家文化元素的统一体。

据检索，钱氏世家各个支脉的家谱中，多有家训族规，其中三篇家训是其典型代表。一是该家族姑祖吴越王钱缪的《武肃王八训》（以下简称《八训》），这是该家族最早的家训。家训总结了当时不少大族家教家风不良致使破家亡家的教训，告诫子孙睦亲齐家，仁和处世，尊祖敬宗，恪守家风。二是《武肃王遗训》（以下简称《遗训》），该家训是钱修临终前对子孙的嘱托。钱缪在介绍自己从军理政50余年经历后，告诫子孙体国恤民，“莫爱财无厌征收，毋图安乐逸豫，毋恃势力而作威，毋得罪于群臣百姓”。《遗训》将维护国家统一、使百姓免受干戈之苦的谆谆嘱托，民为邦本的意识和浓浓的家国情怀融入家训之中。三是广德钱氏前清举人钱文选辑录的《钱氏家训》。在继承家训的基础上，总结钱氏各族家庭教育实践经验，采辑历代先贤治家教子处世的格言警语修订而成，保留了《八训》和《遗训》的基本教化理念，是留给钱氏家族子孙的重要精神遗产，成为钱氏后人的人生行为指南。

从钱武肃王的家训中，可见其家德文化优良。《八训》列举了江西钟氏养子不训、亡败其家，河中王氏、幽州刘氏兄弟自相鱼肉、构讼破家、子孙皆绝等家族的沉痛教训，告诫子孙“兄弟如手足"“兄弟相同上下和睦".钱文选辑《钱氏家训》之“家庭”篇更强调“内外门闾整洁，尊卑次序谨严、父母伯叔孝敬欢愉，妯娌弟兄和睦友爱”。该家族《埃山钱氏宗谱》中“治家”条也有云，“处家之道，当恩义兼至”“兄弟乃一体所分，全要休戚相关”等等。这种家德文化对子孙的成人成才起着重要作用。

家风，是一个家族或家庭世代繁衍生息过程中形成的风气、风尚、风范。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家风好，就能家道兴盛、和顺美满；家风差，难免殃及子孙、贻害社会。”良好家风一旦形成，就能使家人耳濡目染，成为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约束和激励子弟在家庭生活中继承父祖的优良品德和传统。钱氏世家尤其重视家风培育，武肃王《八训》和《遗训》中都强调，“绍续家风、宣明礼教，子孙若有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便是破吾家门”，“坏我家风，须当鸣鼓而攻”。

我国的家文化特别注重积累、传承，家学渊源使得子弟较早接受文化的开蒙教育，精湛的器物文化、艺术创作技能依靠家庭的代代相传，学术研究及其思想理论成果在家族后代子孙的传承中发扬光大。班彪与儿子班固、女儿班昭都是史学大家，王羲之、王献之父子都是书法大家，苏淘与苏轼、苏辙父子都是文学大家。钱氏世家亦然，其家学传承的成功是家族人才辈出的重要原因.

今天的中国，家庭虽然小型化了，但作为社会的基本细胞，依然是人们的生活场所和社会基本单位，是人们的精神家园、情感归宿。唐朝名相张九龄云：“治国之道，实由家治也.”全面梳理、汲取钱氏世家文化的积极成分，有利于促进家庭建设和家风培育。

（摘自陈延斌《吴越钱氏世家文化及其时代价值》）

材料二：

家风是一个家庭的风气，犹如无处不在的空气，弥漫在家庭的每个角落；犹如绵绵细雨，滋润着家庭的每个成员。家风对个人、家庭、社会、国家都具有重要意义，从个人和家庭层面说，家风影响着每个家庭、每个成员的生活，浸润着家庭成员的精神和心灵，对家庭中每个人的文化修养、道德品质、生活方式等都有深刻影响；从社会和国家层面说，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家风是国风的基础。

什么样的家风才算好家风？如果说100个家庭有100个家风，那么也可以说100个好家风都有一个共同特征，那就是引领家庭成员向上向善。好家风就是要“积善”并且要谨防“积不善”，这是判断好家风的标准。

好家风由家庭文化、生活方式、行为准则、价值观念等很多要素构成。向上向善的家庭具有尊老爱幼、夫妻和睦、邻里团结等良好美德与行为，向上向善的家庭会主动拒绝不良行为。有人认为家风是自家的事，“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但家风也要有家国情怀，要把个人发展、家庭发展和国家发展结合起来，要提倡爱家爱国相统一，让每个人、每个家庭都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作出贡献。因此，好家风还要处理好“虚”与“实”、“小家”与“大家”这两对关系，这才是好家风的模样。

行为是家风的外部呈现，当我们描述某个家庭的家风时，常常会说一些具体行为，如"他们家爱运动，一家人经常去跑步""他们家很友善，见面总是主动打招呼""他们家挺懒，家门口从不打扫"……这些呈现出来的行为让我们看到不同的家风，家风的内核是价值观，家风的外显是行为，价值观通过行为呈现出来，固定为习惯并传承下来，最终成为家风。

建设良好家风要落到具体行动上，要先构建好和谐的夫妻关系和亲子关系，要重视沟通，还要形成好的学习氛围，要更重视规则和习惯。

（摘自孙宏艳《好家风要“有模有样”》）

材料一：

中国10万人口以下的“人口较少民族”就有22个，在社会的大变动中他们如何长期生存下去？特别是跨入信息社会后，文化变化得那么快，他们就发生了自身文化如何保存下去的问题。我认为只有从文化转型上求生路。要善于发挥原有文化的特长，求得民族的生存与发展。可以说文化转型是当前人类共同的问题。所以我说“文化自觉”这个概念可以从小见大，从人口较少的民族看到中华民族以至全人类的共同问题。其意义在于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要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的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的发展的趋向，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实际上在经济全球一体化后，中华文化该怎么办是社会发展提出的现实问题，也是谈论文化自觉首先要面临的问题。

这也促使我想从理论上进一步搞清一些问题，如个人与文化的关系，文化的社会性和历史性问题等，以利于推动中西文化比较研究的深入。可以帮助我们加深对文化的认识。我们真要懂得中国文化的特点，并能与西方文化进行比较，必须回到历史研究中去，下大功夫，把上一代学者已有的成就继承下来。切实做到把中国文化里边好的东西提炼出来，应用到现实中去。在和西方世界保持接触、进行交流的过程中，把我们文化中好的东西讲清楚，使其变成世界性的东西。首先是本土化，然后是全球化。我们一方面要承认我们中国文化里边有好东西，进一步用现代科学的方法研究我们历史，以完成我们“文化自觉”的使命，努力创造现代的中华文化；一方面要了解和认识他人的文化，学会解决处理各种不同文化接触的问题，为全人类的明天做出贡献。

(摘编自费孝通《论文化自觉》)

材料二：

在孔子标举“诗教”之前，诗早已被赋予社会功利与个体审美的社会功能。《诗经》中的许多篇章都讲究讽谏和情感表达的作用，如《大雅》中《卷阿》和《烝民》就运用了讽喻手法，至于《小雅》中的“心之忧矣，我歌且谣”、“啸歌伤怀，念彼硕人”等则致力于情感的直接抒发。古代还有采诗、献诗、诵诗等民间社会习俗或惯例，而大臣或贵族在西周礼乐制度下往往运用诗歌来寻求“讽谏”效果、达到自己意见被采纳的目的。也就是说，诗歌已经被普遍地用来产生“观风俗，知得失”的社会作用了，而且这种运用已成为一种社会传统。同时，春秋时代在政治、外交等礼仪中重视以诗言志、赋诗以观其志。《左传·昭公十六年》记载：“宣子曰：二三君子请皆赋，起亦以知郑志。”从此处的“以知郑志”可见，“诗言志”已成为一种诗学原则了。通过赋诗表达意愿、主张和志向，代表了春秋时代对诗歌的社会作用的最通行和直接的认识。可以说，春秋时代引《诗》、赋《诗》的实践及“诗言志”论的提出，为后来“诗教”传统的形成提供了有力的社会实践依据和社会传统支撑。

依托这种周代社会实践和社会传统，面对春秋时代“礼崩乐坏”的社会局面，孔子提出了以“仁”为中心、以“克己复礼”为手段、以西周社会秩序及伦理规范为理想范式的儒家学说。诗教，正是他的上述主张的一种具体实施方式。《论语·泰伯》：“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对于这三者之间的关联，朱熹是这样解释的：“‘兴于《诗》’，便是个小底；‘立于礼，成于乐’，便是个大底。‘兴于《诗》’，初间只是因他感发兴起得来，到成处，却是自然后恁地。”这三方面既可以视为君子成人过程中的历时态要素，代表君子成人的三阶段或三环节，也就是孔子要求通过吟咏《诗》而感发兴起，通过习“礼”而树立人的规范，最后在“乐”的陶冶中成人；不过，也可以视为君子成人过程中的共时态要素，它们缺一不可，共同发挥作用，助力君子的成人大业。

孔子还善于在自己的从游式教学中实践这种诗教观。《论语·季氏》中记载了孔子与儿子孔鲤的对话：“‘学《诗》乎？’对曰：‘未也。’‘不学《诗》，无以言。’鲤退而学《诗》。”在《论语·阳货》中，孔子对学生说：“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这里提出的“兴、观、群、怨”正是孔子的诗教观的集中表达。“兴”是指《诗》的“兴发感动”力量(叶嘉莹语)；“观”是指《诗》对社会状况的认知效果；“群”是指《诗》在人际交往中的融洽作用；“怨”是指《诗》具有下层对上层的讽喻和抒愤的效果。“迩之事父，远之事君”是指以诗为“家”与“国”的社会礼仪制度服务。孔子希望通过诗教为社会培养出“温柔敦厚”的“君子”。孔子和儒家的诗教观为后世历代所发挥，朱熹《吕氏诗记序》指出：“其教实被于万世。”

可以说，这种诗教传统看到了诗(广义而言艺术)所拥有的柔性感召的力量，远比强制性的道德约束来得“温柔敦厚”，因而实际上蕴含了丰厚的文化软实力思想资源，从而为现代文化软实力理论在中国的实践奠定了深厚的传统基础。由诗教观引申而有风教、乐教、文教等思想观念，体现了诗教传统在中国古代的强大影响力。

(摘编自王一川《诗教：一种独特的中国文化软实力思想传统》)

材料一：

在《红楼梦》，那可说而未经人说的就是那悲剧之演成。悲剧为什么演成？辛酸泪的解说在哪里？曰：一在人生见地之冲突，一在兴亡盛衰之无常。我们先说第一个。“天地生人，除大仁大恶，余者皆无大异。”仁者秉天地之正气，恶者秉天地之邪气，至于那第三种却是正邪夹攻中的结晶品。《红楼梦》中的贾宝玉、林黛玉便是这第三种人的基型。普通分三种人为善恶与灰色。悲剧之演成常以这三种人的互相攻伐而致成，惟《红楼梦》之悲剧，不是如此。《红楼梦》里边，没有大凶大恶的角色，也没有投机骑墙的灰色人。悲剧之演成，既然不是善恶之攻伐，然则是由于什么？曰：这是性格之不同，思想之不同，人生见地之不同。在为人上说，都是好人，都是可爱，都有可原谅可同情之处，惟所爱各有不同，而各人性格与思想又各互不了解，各人站在个人的立场上说话，不能反躬，不能设身处地，遂至情有未通，而欲亦未遂。悲剧就在这未通未遂上各人饮泣以终。这是最悲惨的结局。在当事人，固然不能无所恨，然在旁观者看来，他们又何所恨？希腊悲剧正与此同。国王因国法而处之于死地，公主因其为情人而犯罪而自杀，其妹因其为兄长而犯罪而自杀。发于情，尽于义，求仁而得仁，将何所怨？是谓真正之悲剧。善恶对抗的悲剧是直线的，显然的；这种冲突矛盾所造成的悲剧是曲线的，令人失望的。《红楼梦》写悲剧已奇了，复写成思想冲突的真正悲剧更奇，《红楼梦》感人之深即在这一点。

（摘编自牟宗三《（红楼梦）悲剧之演成》）

材料二：

鲁迅先生曾经说，“悲剧就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有意义的人生一定建立在对某些价值的相信之上，正因为如此，价值的毁灭才构成真正的悲剧。以曹雪芹笔下的金陵十二钗为例，她们认同不同的价值，选择不同的生活，但所有的这些价值最后都无一例外地落空。《红楼梦》描述的毁灭，针对的不是某一种价值或人生，而是几乎所有的价值和人生。不是某一个人的毁灭，而是大观园的灰飞烟灭。《红楼梦》被视为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悲剧作品，原因正在于这种彻底的毁灭。

构成悲剧的诸要素中，不幸和死亡一定是不可或缺的。在欧洲，最早的古希腊悲剧表现了命运的不可抗拒，基于神的意志和人的性格，无奈或者悲惨的结局都无法避免。同时，其中蕴含的人对于自由、正义和伦理的追求，与命运的冲突和抗争，让悲剧充满了崇高的意味。而在莎士比亚的悲剧中，人世间内在于人性和社会的矛盾，无一例外把罗密欧和朱丽叶、奥赛罗、安东尼和克里奥佩特拉等主人公带入死亡。比较起来，《红楼梦》似乎更接近于莎士比亚作品。虽然有一个神话的背景，但整部小说描述的不过是处在欲望、情感、秩序、伦理、宗教之间的心灵冲突和生命挣扎，不幸和死亡贯穿其中。十二钗中，元春、迎春、秦可卿、王熙凤、林黛玉的生命各个不同，却都无法躲过香消玉殒的结局。而在十二钗之外，作者不断地安排着冯渊、贾瑞、林如海、宝珠、秦钟、秦业、金钏儿、尤三姐、尤二姐、晴雯等的死亡，让那些刻意营造的成功或者欢乐显得非常苍白和脆弱。每个人的悲剧被安放得自然而然又合情合理，更突出了生命和世界之间无法克服的矛盾。

（摘编自王博《（红楼梦）的悲剧让美好的东西获得根基》）

材料三：

我认为《红楼梦》是康、雍、乾三朝的社会生活、社会矛盾、历史趋向的一个艺术的总概括和总反映。《红楼梦》里写了两种毁灭，一种是新生事物的毁灭，这就是贾宝玉、林黛玉爱情的毁灭；另一种是古老的荣国府、宁国府的毁灭。前者的毁灭是新的生命由于它还未成熟，经不起狂风恶浪的摧折而毁灭，但它健壮的根系和茁壮的幼芽仍在适宜的土壤里保存着，“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只要有适当的气候，它会继续生长，最终长成大树；而后一种毁灭，是腐朽加腐烂，是生命的尽头，最终是化为粪壤，永远成为过去、不可能再生。

所以这两种毁灭，具有两种完全不同的社会意义。前者反映的是历史前进的客观趋势，后者反映的是由荣、宁二府象征的那种腐朽势力的必然死亡。

曹雪芹的笔是非常狡狯的，他一再声称此书“亦非伤时骂世之旨，及至君仁臣良父慈子孝，凡伦常所关之处，皆是称功颂德，春春无穷，实非别书之可比”。表面上说得非常好听，都是对封建皇帝和朝廷的歌功颂德，但一开头他就写了一桩贪赃枉法的人命案，同时带出了炙手可热的“贾、史、王、薛”四大家族。由此开头，也就开始了他对封建社会的大揭露、大批判。贪赃枉法的贪官贾雨村，是全靠贾府一手提拔起来的，他枉断了薛蟠所犯的人命案以后，还直接向贾府和王子腾报告，这说明一切横行不法的事，都与“四大家族”有关。通过对这个具体的“贾”府的描写，也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这四家皆连络有亲，一损皆损，一荣皆荣，扶持遮饰，俱有照应”的具体情况，而且“各省皆然，倘若不知，一时触犯了这样的人家，不但官爵，只怕连性命还保不成呢！”这就是封建社会政治势力的一张关系网。所以“葫芦僧乱判”一案，实际上是对封建社会、封建官场的一个总揭露和总批判。

当然《红楼梦》最最动人之处，是贾宝玉、林黛玉的生死不渝的爱情和他们的爱情悲剧，《红楼梦》是以宝、黛的爱情悲剧来贯通全局的。这个爱情悲剧的内涵是誓死捍卫爱情和婚姻的自主、自择权，主张爱情和婚姻的自由。

（摘编自冯其庸《读（红楼梦》》）

材料一：

技术进步为破解慢性病管理难题提供了方法路径。近年来，互联网慢性病管理平台层出不穷，通过疾病管理、疾病教育和患者支持等服务，帮助患者实现在家自主管理；“互联网+医疗”探索线上问诊、医药电商配送等新模式，形成慢性病管理方面的数字医疗综合解决方案；智能可穿戴设备实时收集患者的健康数据，通过云计算、大数据建立高血压、糖尿病等相关疾病的风险模型，为医生提供诊断数据支撑……借助互联网技术手段，慢性病管理有了新途径。

相比传统慢性病管理方式，“互联网+慢性病管理”可以实现分级诊疗提高依从性、降低就诊门槛、优化医疗诊断，从而提高治疗效果、提升医疗资源利用效率。有报告指出，随着人口老龄化和居民健康意识提升，加之政策红利的释放，中国互联网慢性病管理市场将快速发展，市场潜在规模达3000亿元。慢性病管理从线下到线上、从单一走向多元，多达数亿的慢性病人群，具有长期乃至终身的复诊、用药需求，客观上形成了巨大的健康消费市场，催生了互联网创业的新风口，吸引了越来越多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深耕市场布局。

总体来看，慢性病管理依然处于起步阶段。政府、行业、企业多方参与，形成打通全产业链条的合力，不断提升产品供给和服务品质，推动相关领域朝着精细化方向发展，“互联网+ 慢性病管理”必将打开更大想象空间，在实现全生命周期健康管理、助力建设健康中国上大有可为。

（摘编自沈慎《“互联网+”助力慢性病管理》）

材料二：

“互联网+医疗”是当前方兴未艾的医疗新形态，也获得了政策的鼓励和资本的青睐。网上问诊用好了，其优点显而易见：方便、快捷、成本低廉。对于感冒发烧、头疼脑热等常见病多发病的网上诊治，还能为医院节约大量接诊资源。

“互联网+医疗”更进一步的应用在于“治未病”。在现代社会的人类疾病谱系上，慢性病已经占据主要比重，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肿瘤成为健康的最大威胁。很多慢性病在临床确诊之时都为时已晚，难以治愈。但大多数慢性病都有一个量变到质变、渐变到剧变的过程。如果借助网络信息技术，通过可携带医疗器械对人群进行长时段监测，医生很容易发现慢性病量变渐变的苗头趋势，及时实施精准干预和治疗，防患于未然，或者把疾病“扼杀”于萌芽状态。“互联网+医疗”的诸多优势，为医疗卫生事业的下一步发展打开了巨大的想象空间。

（摘编自封寿炎《“互联网+医疗”也应严格纳入监管》）

材料三：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定义，一个家庭在扣除基本生活费后，医疗支出超过剩余收入的40% ，就属于“家庭灾难性医疗支出”。据测算，我国的“家庭灾难性医疗支出”大体上相当于城镇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民年人均纯收入的水平，超过这个支出水平的人群属于大病人群。在这些人群中，又区分大病患者和长期慢性病患者，他们当中一些人是因为长期缺医少药、饱受困扰导致身体积弱继而带来家庭贫困，还有一些人是因为患先天性疾病长期拖累而导致家庭贫弱，如何对他们进行精准施策以及建立长期慢性病的管理保障机制有待进一步探索。如今有了良好开头，接下来需要更精确地瞄准贫困人口需求，结合个体、家庭、当地实际，建立精准脱贫长效机制，并与健康扶贫相结合，提高当地医疗服务水平，增强可及性，让贫困人口不再因病致贫、因病返贫。

始终关注贫困群体，保障人人都能享有健康，是中国打造这张世界最大医疗保障网的出发点和重要使命。消除贫困人口因病致贫返贫现象，才能让保障网越织越密，稳稳地托起每个人的健康中国梦。

（摘编自李红梅《以制度阻断因病致贫返贫》）

“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荷花的圣洁已经被人们称颂了近千年之久。现在，科学家们终于发现了荷叶一尘不染的秘密。这一发现不但令人们感叹大自然的精妙构思，还给材料科学家带来启发。一场自清洁材料的革命因此揭开了序幕，有望使人们摆脱污渍的烦恼。

20世纪90年代，德国波恩大学的植物学家巴斯洛特首次发现并解释了荷叶的自清洁效应。他在用扫描电子显微镜观察植物叶面时，为防止微小灰尘带来的干扰，总是将叶面清洗干净。但是，他发现有些植物几乎总是保持一尘不染，荷叶就是其中杰出的代表。通过扫描电子显微镜，他发现荷叶表面分布着许许多多尺寸20～40微米的凸起结构，而整个荷叶，包括这些凸起结构的表面，又被更为微小的纳米尺度的植物蜡的晶体所覆盖。这种独特的结构就像是一片连绵不绝的长满参天大树的丘陵。植物表面的蜡本身具有疏水的功能，而表面微小的凸起结构可以吸附空气，这一层薄薄的“气垫”可以托起落在表面上的水滴。由于水滴与荷叶表面的实际接触面积非常小，因而水滴在荷叶上可以像小球一般自由滚动。同时，微小的凸起结构也使得荷叶表面的灰尘和污物与叶面的接触面积很小，这样就减小了污物与荷叶之间的相互作用力。当水滴在叶面上滚动时，污物就很容易黏附在水滴上，随着水滴的滚动被带走，因此荷叶在雨后显得格外清爽洁净。荷叶的超疏水性依赖于表面疏水的植物蜡和表面独特的凸起结构。科学家们对自然界中的其他生物比如芋头叶、紫罗兰等进行探索，发现许多植物叶面都有疏水的功能。水稻的叶子不但有疏水的功能，而且由于其微观凸起平行于叶边缘有序排列，还可以使水滴定向滚动。除此之外，鸭、鹅、部分水鸟的羽毛表面具有微小的条形结构，这样使得水更易于定向排除，自身不容易被沾湿。

现在，科学家们在实验室中可以用各种各样的物理或者化学方法制造出类似荷叶结构的自清洁表面。金属、塑料、有机物等疏水物质通过构造微米或纳米级别的复合表面结构，就可以拥有自清洁的功能。科学家们以简单的溶液成膜的方法，通过改变成膜物质的组成或成膜条件，十分简便地在普通塑料表面上构筑了荷叶般的凸起结构，赋予了塑料超疏水的功能。冰箱内胆上也采用了纳米超疏水材料，这种材料有独特的凸起结构，并在其上面附着一层仿植物蜡，这样内胆表面上的小水滴就会自动滑落而不在内胆上沉积，从而避免内胆表面出现结霜、结冰现象。瑞士的一家公司则将纳米颗粒黏结到织物纤维上，形成类似荷叶表面的粗糙凸起，可以使织物具有排斥咖啡、红酒等污渍的能力。虽然目前投入到市场中的具有自清洁功能的商品并不多，但是我们已经可以看到自清洁革命的一线曙光。除了自清洁之外，类似荷叶结构的表面还有着更加广泛的用途：把它应用在卫星天线上，可以防止因为积雪而造成信号变差；应用于管道中，可以减少液体运输中造成的损失；作为人体植入材料，可以防止因生物分子的沉积而造成血栓等问题。

荷叶上的一滴水珠给予的启发已经可以解决这么多的难题，而这还远不及大自然智慧的万分之一。地球上的生物经过亿万年的进化，每一种都有其值得让人学习的独到之处。研究生物给人类的启示，逐渐成为新兴的学科，即“仿生学”，也就是通过对生物的结构和性质的研究来为工程技术提供新的设计思想和工作原理的科学。今后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也许大自然早就给我们准备好了答案。

（摘自张靓、赵宁、徐坚《荷叶“一尘不染”的秘密》）

材料一：

2021年被称为元宇宙元年，美国新上市公司Roxlo以元宇宙为宣传点，打开了元宇宙商业化之路。很快，全球第一大社交媒体互联网公司脸书（Facebook）将公司名直接改为Meta（意指元宇宙），将元宇宙定义为未来5年的发展战略。随后，微软、高伟达、腾讯、字节跳动等互联网巨头也纷纷跟进，采取各种措施布局元宇宙业务，进一步推进了元宇宙商业化的热度。作为新兴技术的元宇宙迅速吸引了社会方方面面的注意力，势头无可阻挡，引起了整个社会文化的强烈震动。

从字面上看，“元”这个字蕴含着一种探索事物深层真理的含义，元宇宙指的是事物的原初状态或者事物表象背面的深层状态。当我们提到元宇宙时，暗含对目前的自然宇宙的某种超越，我们力图通过一种技术性的元宇宙建设达成对自然宇宙的某种超拔。这样一来我们就会被“元宇宙”这一名词带向一种看似深刻的思考，它假定了自然宇宙的某种特殊的不完善性，而元宇宙将带领我们去探索一种超脱于自然宇宙的特殊真相。然而，元宇宙来自实际技术，这一技术为我们制造出一种似真似幻的情境，它看起来像是世界，然而只是宛如“世界”，“世界”不过是一种特殊的对象。由此而论，电影作为世界的创造方式是元宇宙的真正前身，卡维尔就说过，电影是一系列世界的自动投射，“银幕是一道屏障。……放映出来的世界是（现在）不存在的世界，这是它同现实的唯一区别”。当然元宇宙不仅限于此，虚拟现实、物联网、社会经济系统等都构成了元宇宙的诸般面相，元宇宙各个面相既来自自然宇宙的延续，比如经济系统、游戏、影像、实物、活动场所等，也来自技术对自然之物的改变。

元宇宙并不是与自然宇宙等量齐观的形态，它是一种技术通用平台，这一平台的表层是公司式运作，但它的特殊性在于，它将跨越物质系统、观念系统、经济系统、活动空间、时间创造等本来不可能合为一处的社会各部分，创造出新的社会实体。从自然宇宙的宏大角度来看，这些社会部分不过是自然宇宙的一个片段，但它们构成人的社会意义基础。元宇宙在名称上暗示了它与自然宇宙的关系，但这不过是一种语词的暗示，其实际位置并非如此，它与实际宇宙形成一种隐喻性的矛盾张力关系，正是在这一关系中，我们发现元宇宙之“元”的复杂性。它并不具有一般哲学意义上的超越含义，正相反，它表达了数码形态下对自然宇宙的一种模拟和改变，进而达成与自然宇宙的融并。

元宇宙观念的提出完成了对自然宇宙观念的一种特殊形塑。在自然观念当中，宇宙表明了人类所身处其中的疆城，这一疆城本身是一种划界，但这一划界实际上只是观念性的。虽然其中包含了人类所有实践探索，却表达着一种特殊的限制，即我们只能在其中，而不能超乎其外，哪怕是神灵也在这样一个广泛的宇宙之中，只是神灵在宇宙的上部，而人类在宇宙的下部。这样一种位置展现了自然宇宙观念当中的配置关系，在这样一种配置关系当中，宇宙似安然如初。我们由此假定，宇宙不变，变化的是宇宙之内的诸般事物。然而，“元宇宙”这个词却改变了宇宙的形态。宇宙从一个可以容纳所有人类及其生活的无界空间变成了一种如场所一般可进入其中的空间元素。这时，宇宙成为一种特殊的居所，当然这样的居所绝不是我们平时所面对的房屋，而是一种抽象的时间和空间形式，它是光速之上的非时间、非空间的特殊场所。这就将我们带入一个新的生存面相；我们可以在一种特殊的物质性存在中发现宇宙的踪迹，它以光速为基础，具有一种特殊的物质性。这一新面相在此前技术和文化传统中不可能存在，在元宇宙这一新技术情况下，它表现为一种类似实存的状态，并与整个乌托邦式文学幻想、艺术理念形成奇特的呼应关系。

（摘编自王峰《元宇宙是否造成了人文断裂》）

材料二：

元宇宙作为一种未来媒介的形式，帮助人类打破既有的社会性实践疆界的方式主要有二：

首先，它突破了人类社会实践现实空间的“亘古不变”的限制，可以有选择性地自由进入不受现实因素限制的虚拟空间，一个人出生的年代、国家、家庭、职业、年龄、性别等都可以“重新”选择，并按照自己选定的角色展开自己一重甚至多重虚拟空间中的生命体验，并且实现自己人生中的价值创造。这是对于人类受困于现实世界限制的一种巨大解放，并且其生命的体验空间得到了近乎无限的拓展，而人的内在特质、个性与能力也可以在这种全然不同的世界里得以释放和价值实现。

其次，它将实现人类在虚拟世界中感官的全方位“连接”。目前的互联网技术只是实现了部分信息流的线上化，在虚拟世界的连接中人类感官中的听觉与视觉率先实现了突破，而嗅觉、味觉及触觉等感官效应目前还只能在线下实现和满足。而元宇宙在未来发展中的一个关键维度上的突破就是将致力于实现对于人的嗅觉、味觉及触觉等感官效应的线上化实现。虽然实现这些突破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是，当人的感官全方位地实现线上化时，元宇宙作为人类生活的全新空间的魅力将全方位地超越现实世界。

（摘编自喻国明《未来媒介的进化逻辑：“人的连接”的迭代、重组与升维》）

材料三：

全身沉浸性的元宇宙的出现和发展体现了技术现代性，工具理性对现实和意义、神圣和世俗的割裂，这种割裂正是技术现代性发生危机的核心。借助沉浸性的虚拟现实只是人类生活异化和分裂的产品，并不能真正代替生人的生活。

在科幻电影《虚拟革命》中，人们沉醉于元宇宙，完全放弃真实世界，有一群革命者破坏了元宇宙幻境，想让人们真正获得自由，重新回到现实世界，而被迫下线的暴民却杀死了革命者，迫不及待地回到元宇宙。从根本上说，电影里元宇宙中的人们都是被自己的感官欲望关押的囚徒，元宇宙成了当代社会被相对主义、虚无主义占据的最好标识。

（摘编自刘永谋《元宇宙的现代性忧思》）

材料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今天，各种艺术门类互融互通，各种表现形式交叉融合，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催生了文艺形式创新，拓宽了文艺空间。”但是，我们要知道人民是文艺创作的源头活水，是文艺作品的鉴赏者和评判者。当代文艺要彰显社会主义文艺的本质属性，始终坚守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当前，新技术在艺术领域的广泛应用和媒体对艺术生成的有效参与，使得对新媒介艺术发展方向与价值引导的问题愈益凸显，以人民性的价值导向引领艺术创新是时代的必然，也是以往经验的总结。文艺来源于生活，生活就是人民，人民就是生活。“人民是文艺之母。文学艺术的成长离不开人民的滋养，人民中有着一切文学艺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丰沛源泉。”人民并非空洞而抽象的符号，也不单单是大写的集合性名词，人民是真实的、现实的、朴实的，不能用虚构的形象虚构人民，不能用调侃的态度调侃人民，更不能用丑化的笔触丑化人民。文艺要欢乐着人民的欢乐、忧患着人民的忧患、感知着人民的衣食冷暖和喜怒哀乐。究其根本，文艺只有向上向善才能成为时代的号角，才能为历史存正气、为世人弘美德、为自身留清名。

对新媒介艺术而言，艺术创新不仅要在逻辑框架上寻求创新与技术迭代，从而带来节奏、韵律上的美感，更要从叙事上体现情感慰藉和家国情怀，进而触及心灵深处的温软。唯此，艺术创新才不会沦为技术高视阔步的爬虫，才能以其感性的审美体验增强人民的精神力量。2022 年央视春晚舞蹈诗剧《只此青绿》，以舞台艺术的形式演绎了现藏故宫博物院王希孟所作的《千里江山图》，通过入画舞蹈的视觉样式，实现了用舞蹈完成立意的舞台转化。在艺术创新中，媒介融合视域下的《只此青绿》借助创意和技术的力量，创造了一个不背离技术逻辑又着意于情感诉求的新的叙事方式，从而成为一个现象级的作品，为电视观众呈现了绚烂的视觉盛宴，令人印象深刻意犹未尽。

技术应用带来媒介融合，媒介融合驱动艺术创新，这对当代艺术发展既是机遇也是挑战。信息文明时代，技艺合一的再度生成，并非全然是艺术的福音，特别是人机合成的智能化艺术产品的前景还具有诸多不确定性。当年海德格尔对技术本质的批判在数字化时代仍有余响，这使得以文艺的人民性引导艺术创新显得尤为迫切。

（节选自范玉刚《以文艺的人民性引导艺术创新》）

材料二：

人民性是文学实际存在的一种社会属性。“文学的人民性”这个特定概念是用来说明文学与人民群众的关系的。从这个概念质的规定性以及文学的社会功能来看，它的生命力应该是永恒的，它的意义应该得到充分肯定。人民性就是最大的善，就是文学道德最主体的内涵。因此，文学是不可能超越人民性道德的。当文学的人民性普遍丧失并形成危机的时候，能够救助这种危机并成为文学重建之重要一维的便只有人民性。

文学艺术的人民性反映了文学艺术及它的创造者和人民的联系，从作品的角度来说，人民性就是要表现人民的心理、人民的希望与期待，也就是反映劳动群众的利益；从作家的角度来说，人民性就是创作主体对待人民的态度问题，同情人民大众，表现人民大众的情感、愿望，代表他们的利益。中国是一个具有悠久文学历史的大国。早在《诗经》年代，文学就有着采民风、观得失的功能。即使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仍然涌现出了像鲁迅、茅盾、巴金、老舍、曹禺、沈从文等一批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家。他们关注民生，都有着一种浓厚的人文精神。 

在弘扬现代中国文学人民性精神的同时，也不能不对一种伪人民性有所注意。它们以人民的身份出现，而在所指层面，是极为抽象的政治概念和与这种政治概念共生的权威性“超人”。在一种貌似雄壮的抒情大合唱中，所宣扬的人民性因为附和时代共鸣的需要而蒙上了一层虚伪的色彩。在这种情况下文学创作掩盖、抹杀了“我为人民鼓与呼”的正义声音而企图制造出一派处处莺歌燕舞的盛世景象。被置换了内涵的人民性是我们当下重倡人民性精神应该警惕的。

文学对人民性精神的守护就是守护一种信念、理想和信仰。文艺的人民性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一个重要内容，它必然要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遭遇新的挑战，并在实践推动下不断丰富自己的理论内涵。近年来，我们的文艺在同人民的奋斗一道前进的同时，也出现了这样那样脱离人民的不良倾向。对这些不良倾向，人民群众强烈不满。人民性是一切革命文艺、进步文艺的显著特征，尤其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的本质属性。

（节选自胡文平《试论文学的人民性》）

材料一：《文心雕龙·隐秀》说：“夫隐之为体，义生文外，秘响傍通，伏采潜发，譬爻象之变互体，川渎之韫珠玉也。”这里所说的“隐”，不是隐晦，而是含蓄；不是不欲人知，而是不必明言；是充分运用语言的启发性和暗示性，以唤起读者的联想，让他们自己去体会和发现作品中隽永深长的意趣。这正是中国文学的艺术妙谛。唐朝司空图在《与李生论诗书》中提出，“味外之旨”“韵外之致”，在《与极浦书》中提出“象外之象”“景外之景”，在《二十四诗品》中又说“不着一字，尽得风流”。这都是要求诗歌通过有限的字句启发读者无穷的想象。注重言外之意，言有尽而意无穷。

中国古代的抒情诗由于篇幅短小，所以特别注重含蓄，要求短中见长，小中见大，言近意远，含蓄不尽。如柳宗元的《江雪》：“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前两句并没有明说下雪，只说山上的鸟都飞走了，路上人的足迹也不见了。这样，读者便可以想象出一幅铺天盖地的雪景。在这样的背景下，诗人安排了一只孤舟，一个披着蓑衣戴着斗笠的渔翁，垂钓江雪之中，不为外界变化所动。那种我行我素、遗世独立的情趣，蕴涵在字里行间，很耐人寻味。

(摘编自袁行霈《中国文学概论》)

材料二：含蓄作为一种美的形态，是诗人创作的共同追求，也是读者鉴赏再创造的需要。

艺术审美的第一步，便是读者对作品审美意蕴的理解与发现。浅露平直的作品，读者无须去发现，因为它原本就一览无余。唯有含蓄性的作品，一方面，它总是留下许多空白、许多空间，不让读者一览无余地把握它，总是“句中有余味”“篇中有余意”，期待着读者去领悟。另一方面，它又总是提供一些暗示和媒介，引导读者去思索、领悟。读者循着作者提供的暗示和媒介，即诗中直接描写的事物，乃能一步步地由已知到未知，由少许到多许，由表层到深层，领悟作品的意蕴。

艺术审美不仅仅是单纯的接受、理解，而是主体(读者)与客体(作品)的交流契合。读者读诗，不仅是领悟作品的意蕴，也主动地参与艺术的再创造。读者进入的境界，已经不仅仅是诗人创造的艺术世界，而是诗人与读者共同创造的另一艺术世界，这就是所谓的“象外之象，景外之景”。这种艺术的再创造融入了读者自身的感受和灵智，所以便会感到特别亲切，以至神游其中，留连忘返。

钟嵘认为，好诗应是“闻之者动心，味之者无极”。此所云“味之无极”也是众多诗人追求的审美理想。阅读含蓄深厚的作品，读者的理解往往不可能同作品反映的生活内容和诗人的情感达到完全的契合，我们总会感到它太丰富，太深邃。越是这样，我们越是想去领悟、探求，把握它的全部，于是便会一次又一次去吟诵、涵泳，产生永不满足的“味之无极”的追求感、向往感。

从欣赏的角度看，“含蓄”之所以能成为美，就在于读者的心理投射机制充分发挥了作用。投射机制是指主体将自己平日的记忆、知识、期待所形成的心理定向，化为一种主观图式，外射到特定的客体上，使客体符合主观图式的心理机能。在读者投射机制的作用下，尽管诗里提供的是有尽之言，但获得的是“无穷之意”。中国诗学忌实、露、满、直，追求“味外之旨”。其旨义在于相信读者必能以其投射机制，将“欲露还藏”之情，“略加点缀”之景，在自己心中组合成情景交融的艺术境界。

诗是最精炼的文学体裁，它必须用尽可能少的篇幅包孕尽可能多的内容。诗人总是选择那些包孕丰富、含蓄深远的生活事件、生活场面来构思他们的诗篇，企望在“言外”建立一个无限丰富的艺术世界。因而诗的精炼性总是和诗的含蓄性联系在一起的。善于含蓄者，不仅能以“有尽之言”达“不尽之意”，做到“语少意足，有无穷之味”，而且能使余意自显，不言而喻。杜牧的《过华清宫》旨在讽刺封建统治阶级的穷奢极欲，但它却未正面铺叙最高统治者生活如何糜烂，只写了“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千万人的血泪和痛苦，换来的是杨玉环的轻微一笑。这一个镜头揭露得是多么深刻、有力！

诗歌语言的含蓄性则是涉及表现手法、炼句、炼字等方面。用典是文人诗词常用的一种表现手法。诗的意旨需读者通过典故的暗示去领会，因而具有含蓄的性质。诗人炼句、炼字，主要是为了语言的精警、生动，但有时也是出于对含蓄的追求。杜甫的“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司马光赞其“意在言外，使人思而得之”。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红杏枝头春意闹’，著一‘闹’字，而境界全出。”这里“闹”字的使用，真可谓是含蓄蕴藉，意境深远。

(摘编自赵国乾《论中国古典诗学的含蓄美》)

材料一：

中国文学在从古典向现代发生转型变化之际，就在创作中显示了自身的特色。近代发生的文学变革，虽然以"文界革命"、"诗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相标榜，但其创作带有很深的传统文学印记。五四文学革命，结束了这种新旧杂糅的状态，但新文学最初的创作尝试，仍免不了要经历一个“小脚放大”的蜕变过程。这期间，所谓中国特色在创作中的最初表现，是从中国文学的母体中带出来的鲜明胎记。

五四文学革命之后，中国文学受外来影响渐多，取法于外渐成一时风气，但新文学并未就此泯灭中国特色。只要祛除阐释的遮蔽，就不难看出，在这些新式的外衣下，各体文学创作，仍然具有中国文学的特质。以鲁迅的小说创作为例，笔者曾把鲁迅的小说分为以下几类：承袭古人“发愤”著书的传统，如“忧愤深广”的《狂人日记》；以古仁人之心，关切民痰，悲天惘人，而以写实笔法出之的《祝福》等；直接继承清代讽刺小说的传统，因“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而“冷嘲热讽”的《孔乙己》和《阿Q正传》等；受“诗骚传统"和古代散文影响，如"诗化""散文化"的《故乡》和《伤逝》等；化用笔记文体，而以"油滑”之笔出之的《故事新编》等。这些都留有很深的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学的传统印记。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后，因为有“革命文学”的提倡和左翼作家的实践，成长期的现代中国文学，在接受传统浸润的同时，又自觉地开发民间资源，汲取民间滋养，逐渐在民族化、民间化的方向上，凝聚自身特色。到四十年代的根据地、解放区文学，“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就成了这期间及此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文学追求中国特色的主要方向。李季等人的长篇叙事诗创作、赵树理等人的小说创作，提供了榜样。他们的作品在改造民间曲艺方面所取得的宝贵经验，是这期间的文学锻造中国特色的主要表现。同样缘起于根据地、解放区时期，在新中国成立后得到长足发展的"革命历史演义"和"新英雄传奇"创作，是中国特色创作追求的又一重要成果。这种由中国古代历史演义和英雄传奇转化而来，又融进新的观念和手法的新兴文类，是具有鲜明特色的现代中国小说。

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各体文学在中国特色的方向上，都做出了不懈的探索努力，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也为中国特色文学理论建构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及其后兴起的文学革新，在一个时期虽然再度把探索的目光转向二十世纪西方现代文学，但在经历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历史行程之后，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又在一种更高的意义上，以一种更新的姿态，回到这一方向上来。

（摘编自於可训《创作经验是文学理论建构的基础》）

材料二：

现代世界的生成，能够让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国家中的人民意识到同处于这个世界上，文学是最好的沟通桥梁。据严家炎先生的研究，陈季同的《黄衫客传奇》是中国人最早用法文写的文学作品，虽然这部中篇小说来自对唐传奇《霍小玉传》的再创造，但严家炎认为它加入了许多富有时代感的新内容，人物性格和追求爱情的主题都有新的发展。而且可以看出陈季同在浓郁的风俗画色彩描写方面明显受到十九世纪法国文学的影响。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进程虽然缓慢，却持续不断，由最早的涓涓细流，经过百年的顽强走向世界，终于成就当今的气候和阵势。

现代中国要自强，要新生，要创造全新的中国，这是几代仁人志士的渴求。在某种意义上，中国传统文化趋于保守。从另一种视角也可以看到：世界上任何民族在任何时期，都没有像现代中国人这样顽强地学习世界上一切优秀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文化。传统中国尊崇祖训，“敬德宗孝”，以儒家为正统的思想价值，不管是治国方略还是家庭伦理，都以"三纲五常"为上，"四书五经"则是文人学子的文化基础。但在思想文化的创造革新方面，中国文化又具有兼容并包的精神。在西方各民族因为宗教打得你死我活的情况下，中国则可以完成“儒道释”三位一体。中国文化始终有勇气有胸怀吸收外来文化，兼容不同的思想。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实则是统治阶级的政治策略，并非文人学子的排斥异己。唐宋古文运动，虽然强调“文起八代之衰”，但也是借古之名，托古革新。直至近代“桐城派”之复兴古文，也适应时代变化，不断革新语言。连胡适也承认，"桐城派"的古文为现代白话文打下了良好的基础。确实，中国几千年社会之稳定，其政治上的制度性保守是显而易见的，这也使中国能够进行五千年文明传承而不中断；但中国文化始终有兼收并蓄创化革新的活力，这也是事实。唯其如此，在展开现代转型时，才能如此热烈地敞开胸怀，容纳世界各种优秀文化进入中国，为中国

完成现代社会的创造所用。

（摘编自陈晓明《面向世界的中国现代视野》）

徽商与晋商、浙商、粤商共同构成中国古代四大商帮。“贾而好儒”是徽商的重要特色和价值追求。徽商们或者“先儒后贾”，或者“先贾后儒”，抑或“亦贾亦儒”，“贾”与“儒”的有机统一，是众多徽商成为“儒商”的重要标志。

儒家的伦理道德思想是徽商的情感起点和价值归宿，也是支撑他们“好”儒立场的心理基础。在漫长岁月中，当万千徽商的行为深深根植于儒家伦理道德的认知体系中，以“好”儒态度从事商业活动时，他们便成为儒家思想在商业领域的倡领者和践行者，他们的商业行为自然地表现出“贾而好儒”的趋向和表征。一些家境优渥的徽商自幼在私塾里诵经读史，在经商之前就已经成为饱读诗书的儒生。由于“士而成功者十之一”，一些在科考中屡试不中的徽州学子只有选择“弃儒从贾”。尽管徽商转换了身份，却依然对儒学念念不忘，从表面上看他们似乎把精力放在经商上，但本质却是“儒”的另一种表现形式，虔诚地以儒家思想来指导自己的经商活动，以儒家道德伦理来规范自身的商业行为。

徽商既然是“儒商”，在商业经营活动中便表现出儒者风范和儒士气度，也就是被后人所称道的“询询雅饰，贾而儒者也”。如徽商张景文，与一般商人不同，他出身“文学之家”，恪守“儒道”经商，不设计谋智巧，不图蝇头小利，重信践诺，乐善好施，俨然商场上的一介儒生。张景文等徽商“义利双行”“家业隆起”，甚至“坍素封矣”。儒家学说历来主张义利结合且以义为先，“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中的这句话，对徽商影响可谓至深至远。原本指导文人士子“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入世理论，被徽州商人用之于经商理财，也商业兴隆，财源茂盛，颇为“灵验”。

千百年来徽商之所以“贾而好儒”，其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商业发展的内在需要。面对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徽商要厘清商品与货币的逻辑关系，掌握商品供求的规律特点，就必须学习和谙熟商业知识，分析和把握市场规律，统筹兼顾商业与其他行业的联系，这就需要像儒生参加科举考试一样注重学习，才能在云谲波诡的商海中大显身手，才能在起伏不定的市场上掌握主动权，就此而言，“贾而好儒”有着必然性和必要性。

二是徽商完善自我品格的重要手段。古代徽州素有“礼让之国”的美誉，尤其在著名理学家朱熹思想的熏染下，敬儒崇学的人文氛围日趋浓郁，其时很多徽商经过朱熹理学思想的潜移默化，加之许多人从小就接受了比较良好的儒学启蒙，儒家的价值观念和伦理道德，自然就成为徽商立身行事、从商事贾的思想指南。在徽商的经营过程中，常会出现一些有趣现象：一些徽商外出经商时定要带上几本书册典籍，闲暇时间就翻阅和诵读；一些徽商每到一个新地方立即拜会当地学人雅士，与其结交、唱和应对，这无疑就是徽商迥别于其他商帮的独有的精神风貌－儒学气质。

儒家思想博大精深，但其蕴含的以义统利、以义取利的思想始终为徽商所秉持和恪守。徽商的“见利思义、以义为利”的义利观不仅来源于儒家思想，而且为儒家思想注入了新的内涵。

（摘编自刘金祥《古代徽商的“贾而好儒”》）

材料一：

数字人民币是由中国人民银行以数字方式发行的、有法定支付能力的货币，属于央行负债，具有国家信用，与法定货币等值。

中国人民银行推出的数字人民币名称为DCEP（Digital Currency Electronic Payment），DC指的是数字货币，EP指的是电子支付，即数字货币和电子支付工具。此次央行发行的数字货币注重替代M0（流通中的现金），在功能、属性上与纸币相同。商业银行对央行提供100％的准备金，央行给予商业银行等额的数字货币，再由商业银行对居民兑换数字货币，保证了现有金融体系的基础架构的完整性。

—摘编自百度

材料二：

早在2014年，中国央行就开始研究法定数字货币，2016年至2019年间已经取得了97项专利，2020年开展数字人民币试点。在美欧等国还在犹豫是否要加入之际，中国央行率先领跑，无疑也有助于在这场竞赛中取得主动权。

为什么要发行DCEP？

从货币系统进化论看，数字货币是未来的大势所趋，使用DCEP法定货币构建一个理想的虚拟交易环境，免去纸钞和硬币的发行，省去货币印制回笼、贮藏各个环节的成本。

纸币和硬币具有易伪造、难统计、匿名不可追溯等缺陷，而数字货币可以实现创造、记账、流动等数据的实时采集，以及货币的追踪，对实名钱包还可进行挂失。此外，通过对数字货币相应数据的验证和交叉比对，能为打击违法犯罪提供信息支撑。

目前无论是商业银行支付还是互联网支付，它们都依赖于账户耦合模式，而从根本上将纸币和数字货币对等，可以打破平台之间的壁垒，有利于人民币的线上流通和国际化。

货币系统具有颠覆世界格局的力量，在2019年发布Libra（Facebook发起的加密货币项目）时欧美各国惊恐的举措就可见一斑。率先占领数字货币的高点，是维护本国货币主权和法定货币地位的必要策略。

—摘编自腾讯网《新冠疫情之下的数字经济》

材料三：

目前，数字人民币已经在苏州、深圳等地的一些小范围场景封闭试点进行过测试。很多网友以为这跟微信支付、支付宝支付没啥区别，其实这是对数字人民币的误解。首先从本质上来说，数字人民币与央行发行的纸币、硬币本质一样，都具有价值特征和法偿性。微信支付和支付宝等其实只是法币的支付通道。

数字人民币有自己的专属APP—数字人民币APP，而且这个APP据说用起来非常方便，上滑付款，下滑收款，右上角扫码付款。有被抽中的体验者还表示：“输入密码后有个人民币图案两百块飞出的动作，感觉很好玩，整个过程也很流畅，体验很好。”

除此之外，数字人民币还有诸多独特的优势。

一是支付路径短。使用数字人民币时，只存在付款方与收款方两个点，不需要经过任何第三方平台，整个支付过程最快只需数毫秒。二是可以双离线支付，付款方和收款方只要手机有电就可以交易，不用联网。三是可拉匿名。消费者在使用数字人民币时，隐私会得到保护，第三方平台无法获取数据，我们也就不会受他们的营销侵扰。而且，数字人民币具有非盈利性。央行建立了免费的数字人民币价值转移体系和金融基础设施，不向发行层收取兑换流通费用，商业银行也不向客户收取数字人民币的兑出和兑回服务费。

总的来说，数字人民币的意义在于它不是现有货币的数字化，而是M0的替代。它使得交易环节对账户依赖程度大为降低，有利于人民币的流通和国际化。同时DCEP可以实现货币创造、记账、流动等数据的实时采集，为货币的投放、货币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提供有益的参考。

—摘编自腾讯网

与宇宙起源于一次大爆炸类似，现今中国的地理格局则与一次大碰撞息息相关。约6500万年前，印度板块与欧亚板块相撞，撞击速度极快，能量极大，引发了超大幅度的地表隆起。地球上最高、最年轻的高原——青藏高原诞生了。青藏高原平均海拔超过4000米，地壳厚度可达80千米。其环境之独特，可与地球南、北极并列，被称为“第三极”。

在青藏高原上，许多巨大的山脉次第隆起，囊括了地球上14座8000米级山峰、绝大多数的7000米级山峰，以及数不胜数的5000～6000米级山峰。因此，这次大碰撞堪称5亿年来最重要的造山事件。然而，大碰撞的“洪荒之力”还没有释放完毕。青藏高原诞生的同时，大碰撞的力量也开始向外围扩散。此前已经有了一定海拔高度的另一些地方也受到挤压，进一步抬升，包括黄土高原、云贵高原、内蒙古高原。至此，中国大地上出现了显著的三级阶梯。青藏高原海拔最高，为第一级阶梯；海拔为1000～2000米的内蒙古高原、黄土高原、云贵高原等，构成了第二级阶梯；大兴安岭、太行山、雪峰山以东，大部分海拔在500米以下，为第三级阶梯。中国地理格局就此形成。三级阶梯的差异，使得地貌景观极富变化。万千山岭、大美江河，就在这三级阶梯上依次显现。

大碰撞对中国的影响不止于地貌。科学家们发现，作为大碰撞的最大产物，青藏高原的上空生成了一台超级“风机”，它将颠覆原本控制中国的行星风系。如果不考虑地形等诸多因素，地球上接近地面的大气将以一种非常规律的方式流动，这便是行星风系。在北纬30°附近的亚热带地区，行星风系控制下的气流不断从高空下沉至地面。温度越来越高，水汽也越来越不易凝结，难以形成降雨。受此影响，北纬30°附近出现了大面积的干旱地带，从北非到西亚，几乎连成一片。如果没有意外，同样位于北纬30°附近的中国南方地区，也会比现在干燥得多。

但是“意外”还是降临了。平均海拔超过4000米的青藏高原，比平原地区接收到的太阳辐射更多。夏季，高原表面吸收的太阳能不断加热地表上方的空气。大气受热上升，地面气压降低，高原开始“抽吸”外围的气流进行补给，一个大型“抽风机”制造完成。南亚季风、东亚季风都被“抽吸”进入大陆。南亚季风裹挟着大量的水汽弥漫群山。气流或从山间峡谷鱼贯而入，形成汹涌的水汽通道；或在喜马拉雅山脉南缘聚集，形成大量降水。东亚季风从海洋深入中华腹地，充沛的水汽驱散了北纬30°的干旱，一个烟雨江南诞生了。但大自然是追求平衡的，烟雨江南诞生的同时，青藏高原也阻挡了印度洋水汽的北上。地处内陆而干旱少雨的中国西北地区变得更加干旱。不仅如此，冬季，强劲的西风也受到青藏高原的阻挡，不得不改变路径。它吹起西北沙漠中的沙尘，沿着青藏高原北部边缘向东推进，沙尘颗粒在太行山以西、秦岭以北降落，形成了黄土堆积厚度最高达400米的黄土高原。烟雨江南，大漠西北，再加上气候高寒的青藏高原，中国的三大自然区——东部季风区、西北干旱半干旱区、青藏高寒区，就此成形。

高原“抽风机”重塑了中国的气候。一座“超级水塔”又在高原上竖立起来，中国的水系也将为之一变。随着海拔的上升，青藏高原大气层中的水汽凝结，形成了大量降雪。降雪日积月累，压实形成冰川，厚度可达数百米，犹如绝境长城。其长度从几千米到几十千米不等，如一条条巨龙，沿着山谷倾泻而下，又好像树枝一样延伸，漫流无际。青藏高原究竟有多少冰川？答案是4万多条。其覆盖面积约4.4万平方千米，占全国冰川面积的80％以上。青藏高原还拥有地球上海拔最高、数量最多的高原湖泊群。如此众多的冰川、湖泊，再加上地下水、地表河流，青藏高原化身为一座平均海拔超过4000米的“超级水塔”。当水塔的闸门打开时，水流便可以高屋建瓴之势向四周奔流，中国乃至亚洲的水系布局由此奠定。在中国西北部，石羊河、黑河、疏勒河，流向河西走廊，塔里木河则汇入塔里木盆地，它们各自滋润出一片绿洲。在中国东部，黄河、长江顺着三级阶梯奔流而下，孕育出中华文明；在中国西南部，澜沧江、怒江、独龙江、雅鲁藏布江、象泉河、狮泉河及孔雀河，流出国门，成为亚洲诸多文明的源泉。

最后该轮到生命登场了。可是，像青藏高原这样的高寒之地，又将如何对生命产生影响呢？西藏阿里扎达盆地，沟壑纵横，看起来干旱荒芜，了无生机。2010年，科学家在这里发现了几块化石，它们属于世界上已知最古老的豹类——布氏豹。一些科学家认为，豹亚科动物起源于青藏高原，它们曾走下高原，进入东亚、南亚，演化出了古中华虎、云豹；后又进入美洲，演化出了美洲豹；还进入非洲，演化出非洲狮、花豹。不仅豹亚科，许多“北极动物”同样起源于青藏高原。原来，随着青藏高原的隆升，高原上的动物们为适应寒冷的环境，不断演化，譬如长出厚厚的皮毛。距今260万年前，大冰期降临，原本温暖的北极地区变得寒冷。但在青藏高原上的动物们早已适应寒冷的环境，包括北极狐、披毛犀在内的动物，顺利从青藏高原扩散到北极，并开辟出了全新的家园。如今，在青藏高原广袤的土地上，在众多的垂直山地之间，依然生活着中国40％的维管植物、43％的陆栖脊椎动物，堪称中国生物多样性的基石。

大碰撞碰出了一个“大中国”，并影响到中国的地貌、气候、水系、生命等诸多方面，且这一影响目前还在继续。

（摘编自星球研究所/中国青藏高原研究会《这里是中国》）

移动互联网时代，短视频成为记录当下乡村生活的一种新的流行表达方式。乡村网红通过短视频纷纷占领各大平台。据统计，截至2021年年底，某短视频平台粉丝量过万的“三农”创作者超4万人，“三农”相关视频日均播放量超42亿次。

近年来，以乡村生产生活为内容源泉的短视频井喷式发展，让广大受众看到了散发着浓郁时代感、生活气息的乡村美好景象。“乡土达人”利用短视频展现乡土文化、开拓兴农新路，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从小在城市里长大的年轻网友们对田园生活的向往。从早期走红的三农创作人到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美食创作者，短视频在传播乡村文化上展现出惊人的传播力和影响力。从藏族白马少年到记录东北乡村日常生活的短视频创作者，新的乡村叙事空间被大大拓展。

乡村生活短视频走红，主要还是因为其满足了人们多层次的情感需求。短视频中呈现的淳朴、自然、慢节奏的，具有美好诗意的田园生活，与压力大、节奏快的城市生活形成了强烈反差，满足了人们对浪漫田园生活的想象，使人们得以暂时逃离现实焦虑。对于有乡村生活经验的人来说，这类短视频唤起了乡土乡愁记忆，产生了情感连接和身份认同；而对于没有此种生活经验的人来说，更多的是满足了他们对乡村的想象与期待。

当然，乡村短视频的走红也与技术、经济等因素不无关系。相对传统视频内容，短视频制作门槛低、使用成本低、极具感染力和现场感。乡民发布视频的主要动机，也多以工具性的经济致富和情感性的主体表达为主。返乡青年通过分享短视频聚集人气流量而获得经济收益。新媒介技术赋权，为乡民提供了记录乡村、表达自我的契机，使乡村被更多地“看见”。

在乡村短视频的发展过程中，也能清晰看到政策支持、平台扶持的痕迹。之前，国家4部门联合印发的《2019年网络扶贫工作要点》强调，要充分发掘互联网和信息化在精准脱贫中的潜力，扎实推动网络扶贫行动向纵深发展。多地政府借力短视频推动乡村发展，开展短视频创业等活动。各大平台也以流量、资金和技术方式，通过大数据精准帮扶。比如，有短视频平台从流量、电商、消费、教育、旅游等方向出发，建立起常态化帮扶机制，推动乡村经济发展，助力乡村振兴。

在乡村生活短视频走红的同时，我们也应该明白，通过短视频记录的媒介化乡村并非真实或全部真实的乡村。从呈现的内容看，乡村短视频单一化、同质化的问题较为明显，原创性不足限制了乡村生活的多元性表达。从表达方式看，乡村短视频呈现出的多为娱乐放大化的乡村。短视频的视听属性具有天然的娱乐基因，在商业利益的驱使下，为了在短时间内获取流量，有的博主会采用夸张甚至低俗的方式来吸引粉丝，各种雷人的视频也时有出现。从结果看，乡村短视频呈现的是被滤镜美化的乡村。镜头下的“诗和远方”，仅是复杂乡村图景的一个侧面，完整真实的乡村被遮蔽在了短视频镜头之外。

由此，短视频没有呈现的主题，恰是乡村发展中被忽视的重大问题。受到“短而快”的局限，碎片化的表达使很多现实问题不能引发严肃的观察和深入的讨论。短视频媒介建构的同质化、娱乐化以及被滤镜美化的乡村，不能被当成完全真实的乡村图景。我们要意识到媒介化的乡村与真实的乡村是有差距的。

（摘编自刘晓燕、韩俊峰《理性看待走红的乡村生活短视频》）

材料一：

电影 《流浪地球》大年初一上映，不出意料地占领了春节档票房和话题榜首。这部电影改编自刘慈欣的同名小说，作为中国科幻文学最知名的代表，刘慈欣始终探索着汉语表达宇宙、时空、技术的可能性，尝试用科幻抒发当代中国人的豪迈和悲悯。

在评论人飞氘看来，刘慈欣的文字体现着卡尔维诺所谓的“轻与重”之间的巨大张力，他的轻来自宇宙的空灵，他的重则来自对中国的贫穷和落后的深刻体验，无论《乡村教师》还是《中国太阳》，人类情感都在冰冷宇宙中得以释放温度，卑小的个体与壮阔的时空实现了联结。而最能体现刘慈欣对“重量”感受的，莫过于《流浪地球》。这个关于“逃逸”的故事以不断“叠印”沉重感为乐事，命运在逃出死亡之前必先付出沉重的代价。与此同时，刘慈欣还在他的科幻世界中完成了对近现代中国核心命题在星际尺度上的再表达，即对生存的焦虑、对进化的执着和对科学的崇拜。《流浪地球》中，人类正是依靠残损的工业体系来实现对灾难的抗争，为自身文明赢取新的生机。

(摘编自“凤凰文化原创栏回”《洞见》)

材料二：

中国电影资料馆电影文化研究室副主任左横认为：“看到了外太空，看到了灾难之后的地球，我看到了我没有办法想象的地球行星发动机，看到了未来这种驾驶的技术，这一切在普通观众的心里面他自然会判断说这个里面是有诚意的。创作者用尽心思，让我看到一些来自未来的景观。”

为了真实显示这些前所未有的场景，节目组做了3000多张概念设计图，8000张分镜头画稿，制作了10000多件道具，还制作了10万延展平米的实景搭建。运载车、地下城、空间站、发动机等等，这些前所未有的东西，细节都非常精致，乃至空间站里每一块显示屏上的动画，都是真实设置的。

清华大学影视传播研究中心主任尹鸿认为，《流浪地球》的工业制作标准，包括影片节奏的处理上，已经跟好莱坞大型科幻电影非常接近了。

《流浪地球》的科幻热，还带动了科学热。在中国科技馆，《流浪地球》已经被收藏为首部科幻影片，现在，每周在这里，都会举行解密《流浪地球》里面科学知识的大讲堂。

《流浪地球》原著作者刘慈欣说：“它很好地建立了一个各方面对中国科幻、高成本科幻电影的信任。”

(摘编自央视网《焦点访谈》“《流浪地球》赢在哪？”)

材料三：

在选取国外观众的观点时，已经剔除了这部分影迷和他们与国内无异的对影片的赞誉。在批评的意见中有国外的科幻电影网站就认为《流浪地球》“算不上一部伟大的科幻电影”，因为影片在科学上的漏洞太多，也没有给出足够的解释，例如为啥地球停止了自转后还能有相对稳定的大气层存在，为啥地球远离太阳后地表温度没有逼近绝对零度，以及为啥在这种极端寒冷的天气下机器还能运转。在国外影片网站IMDB上 ，有国外的观众更是毫不留情地批评中国电影在科幻领域还是“非常幼稚”，科学知识“极为有限”，因为没有太阳地球上根本就不可能有可供生命存活的环境。

不过，也有一些国外影迷因为影片这个“用发动机推着地球逃离太阳”的设定太过魔幻，而觉得这部影片的故事还挺有趣的。但即便是这样的外国网友，也仍然指出了影片中另一个过于明显的问题：人物的刻画和演员的演技。比如下面这位名叫Calvin Powers的外国影迷就在自己的社交账号上写道：“影片中没有任何一个角色能让我产生共鸣。”

(摘编自《环球时报》“公众号”)

材料一：

普通常有以“人治”和“法治”相对称，而且认为西洋是法治的社会，我们是“人治”的社会。其实这个对称的说法并不很清楚。法治的意思并不是说法律本身能统治，能维持社会秩序，而是说社会上人和人的关系是根据法律来维持的。法律还得靠权力来支持，还得靠人来执行，法治其实是“人依法而治”，并非没有人的因素。

所谓人治和法治之别，不在“人”和“法”这两个字上，而是在维持秩序时所用的力量，和所根据的规范的性质。

乡土社会秩序的维持，有很多方面和现代社会秩序的维持是不相同的。可是所不同的并不是说乡土社会是“无法无天”，或者说“无需规律”。不论在社会、政治、经济各个范围中，都有认为“无政府”是最理想的状态，当然所谓“无政府”决不是等于“混乱”，而是一种“秩序”，一种不需规律的秩序，一种自动的秩序，是“无治而治”的社会。可是乡土社会并不是这种社会，我们可以说这是个“无法”的社会，假如我们把法律限于以国家权力所维持的规则，但是“无法”并不影响这社会的秩序，因为乡土社会是“礼治”的社会。

礼是社会公认合式的行为规范。合于礼的就是说这些行为是做得对的，对是合式的意思。如果单从行为规范一点说，本和法律无异，法律也是一种行为规范。礼和法不相同的地方是维持规范的力量。法律是靠国家的权力来推行的。“国家”是指政治的权力，在现代国家没有形成前，部落也是政治权力。而礼却不需要这有形的权力机构来维持。维持礼这种规范的是传统，传统是社会所积累的经验。

让我先说明，礼治社会并不是指文质彬彬，像《镜花缘》里所描写的君子国一般的社会。礼并不带有“文明”，或是“慈善”，或是“见了人点个头”、不穷凶极恶的意思。礼也可以杀人，可以很“野蛮”。譬如在印度有些地方，丈夫死了，妻子得在葬礼里被别人用火烧死，这是礼。

乡土社会是安土重迁的，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的社会。不但是人口流动很小，而且人们所取给资源的土地也很少变动。在这种不分秦汉、代代如是的环境里，个人不但可以信任自己的经验，而且同样可以信任若祖若父的经验。一个在乡土社会里种田的老农所遇着的只是四季的转换，而不是时代变更。一年一度，周而复始。前人所用来解决生活问题的方案，尽可抄袭来作自己生活的指南。愈是经过前代生活中证明有效的，也愈值得保守。于是“言必尧舜”，好古是生活的保障了。

礼并不是靠一个外在的权力来推行的，而是从教化中养成了个人的敬畏之感，使人服膺；人服礼是主动的。礼是可以为人所好的，所谓“富而好礼”。孔子很重视服礼的主动性。

这显然是和法律不同了，甚至不同于普通所谓道德。法律是从外限制人的，不守法所得到的罚是由特定的权力所加之于个人的。人可以逃避法网，逃得脱还可以自己骄傲、得意。道德是社会舆论所维持的，做了不道德的事，见不得人，那是不好；受人唾弃，是耻。礼则有甚于道德：如果失礼，不但不好，而且不对、不合、不成。这是个人习惯所维持的。十目所视，十手所指的，即是在没有人的地方也会不能自已。礼是合式的路子，是经教化过程而成为主动性的服膺于传统的习惯。

礼治的可能必须以传统可以有效地应付生活问题为前提。乡土社会满足了这前提，因之它的秩序可以礼来维持。在一个变迁很快的社会，传统的效力是无法保证的。尽管一种生活的方法在过去是怎样有效，如果环境一改变，谁也不能再依着老法子去应付新的问题了。所应付的问题如果要由团体合作的时候，就得大家接受个同意的办法，要保证大家在规定的办法下合作应付共同问题，就得有个力量来控制各个人了。这其实就是法律，也就是所谓“法治”。

    （摘编自费孝通《乡土中国·礼治秩序》）

材料二：

“差序格局”的乡土社会排斥诉讼，即费孝通先生说的“无讼”。但这里的“无讼”并不是完全排斥诉讼这种解决问题的模式。乡土社会中，人们遇到的问题大概率是先辈们已经遇到过并且解决过的，因此只需沿用“传统”即可，不需要诉诸法律。同时，“差序格局”中的人际关系像是无数“水波纹”交织在一起，十分庞杂，因此要想通过法律来明确权利与义务就变得困难。这种模式下，要维护社会的稳定，就要依靠行为者“克己复礼”以及长辈的教化去解决现实中的纠纷。但这种“无讼”的环境，也不是在营造虚假的和谐，而是需要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并非所有争端都要走司法途径才能得以解决，一些并不复杂的矛盾纠纷不需要动用国家司法资源，若是能在乡土社会中自行解决，当事人在事后仍能维持正常的人际往来，何乐而不为呢？这种观念与“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就地化解”的“枫桥经验”不谋而合。这样的矛盾化解模式就是立足于我国的实际国情，即考虑到社会原本的状态，又结合时代的发展，在真切解决纠纷的基础上节约司法资源，达成人与人之间的和谐。

    （摘编自蔡欣雨《在乡土社会中推进法治中国建设》）

材料三：

（故事前提：李寡妇将自家的地同时卖给了白嘉轩和鹿子霖，二人为争夺这块地大打出手。）

冷先生把白嘉轩和鹿子霖一起邀约到中医堂，摆下一桌酒席，俩人同时抱拳打拱，互致歉意谦词，然后举酒连饮三杯，重归于好而且好过以往。俩人谁也不好意思再要李家寡妇那六分地了，而且都慨然提出地归原主，白家和鹿家各自周济给李家寡妇一些粮食和银元，帮助寡妇渡过难关。冷先生当即指派药房伙计叫来李家寡妇，当面毁了契约。李家寡妇扑通跪到地上，给白嘉轩鹿子霖磕头，感动得说不出话只是流眼泪。

    （陈忠实《白鹿原》节选）

材料一：

海水稻，是耐盐碱水稻的形象化统称，因其能够在海边滩涂等“海水经过”的盐碱地生长而得名。只听名字，可能会有人以为海水稻是生长在大海里的水稻，其实，海水稻只是不惧怕海水的短期浸泡。

一般地，普通水稻种子在盐度超过0.3%的盐水中无法发芽，植株在盐水中无法吸收水分，会因脱水而死。海水稻刚好相反，在0.9%~1.2%浓度的盐水中都可以正常发芽。海水涨潮时，水稻秧被海水淹没三四个小时都没有问题，退潮后海水稻长势更快。

海水稻根系格外发达，根深可达30~40厘米。植株比普通水稻要高大许多，成熟后的稻穗长度可达23厘米。有这些特殊的生理构造，海水稻不仅耐盐碱，还具有抗涝、抗病虫害、抗倒伏等优良特性。因此，在生长过程中，它不需施用肥料、农药，所产稻米呈胭脂红色，是真正的绿色食品。

海水稻可以利用盐碱地等传统不可利用土地，一定程度上保障粮食安全，可有效应对粮食安全面临的严峻挑战。据联合国粮农组织预计，全球仍有8.2亿人遭受饥饿，而9.5亿公顷盐碱地没有得到充分利用。据测算，中国有2亿亩盐碱地具备种植水稻潜力，若种植海水稻亩产250千克，可增产粮食5000万吨，将多养活约2亿人。

多地实验表明，通过连续3~5年种植海水稻，可以将盐碱地改造成为可供普通作物耕种的土地。有的地方通过种植海水稻，改变了盐碱地区域小环境，甚至引来了白鹭等鸟类栖息，一定程度上恢复了生物多样性。

（摘编自毕坤《海水稻：种进沙漠的粮食》）

材料二：

新疆盐碱地多分布在塔克拉玛干沙漠周边，附近地方水质盐碱度含量都较高，且缺乏可用的淡水资源，即便引水灌溉，受盐碱地土壤的渗透率高以及内陆地区的蒸发量大等特点，灌溉水也根本存不住。如果采用大水漫灌的方式来进行海水稻种植，不仅会耗费大量淡水资源，而且可能会加重土壤盐碱度，因此种植海水稻还得在盐碱地土壤改良上想办法。

张立山说，青岛海水稻研究发展中心提出的土壤四维改良法，非常适合在新疆推广使用，而且成本低，它是一个整合了要素物联网系统、土壤定向调理剂、植物生长调节素及耐盐碱水稻四大农业生产要素的技术配套方法。

四维改良法选用耐寒性水稻、耐旱性水稻、耐盐碱水稻等有一定抗逆性的水稻品种，在此基础上，搭配土壤调理剂和植物生长素，对土壤进行改良。土壤调理剂是利用物理化学的方法来解决贫瘠的土壤当中一些中微量元素的配比，让它更加适应植物的生长。

要素物联网系统是土壤四维改良法中最核心的部分。这套系统包括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根据土壤性质，在地下1到1.5米的深度埋置管道收集土壤间隙水，让灌溉水稻的水循环利用，同时阻断含盐量高的地下水往上反渗透到耕作层伤害作物。第二部分就是运用先进的物联网技术，将作物的生长环境、生长态势、病虫害等信息即时采集传到数据中心，由人工智能和农业专家提出解决方案。这套系统最大的优势就是节约淡水资源，同时对肥料和农药进行科学精准的管控施用。

（摘编自朱景朝《海水稻缘何在离海最远的新疆获得高产？》，中国新闻网2022年12月28日）

材料三：

在喀什市帕哈太克里乡肖尔巴格村盐碱地改良实验基地的海水稻收割现场，金黄色的海水稻田连成一片，颗粒饱满的稻穗压弯了稻杆。收割、脱粒、装车，整个收割过程实现全机械化，省时省力。不一会功夫，沉甸甸的稻穗变成一粒粒稻谷。喀什市帕哈太克里乡肖尔巴格村村民希尔艾力·祖农说：“以前我们种的是普通水稻，2018年开始种了海水稻，海水稻产量比较高，每亩地可以增收600多块钱。”

新疆中农海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文斌介绍：“我们在肖尔巴格村设立了盐碱地改良实验基地，从2018年开始种植农业基因组的海水稻实验品种，现在做的比较成功的是海水稻2号、海水稻4号，还有海水稻6号。2018年试种成功过后，2019年扩大到500亩地，亩产达到350千克，今年种了1.3万亩地，预计产量能够达到500千克一亩。2023年我们预计种植的海水稻的面积可以拓展到1.5万亩，争取产量达到600千克一亩。”

（摘编自《盐碱地里飘稻香  海水稻获丰收》，澎湃新闻2022年10月19日）

材料一：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人民的精神家园。文化安全关乎国家稳定、民族团结、精神传承，是国家总 体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伴随中华文化走出去步伐加快，中国文化对外开放水平进一步提高，我们 需要把握当前经济全球化复杂变化的新趋势，正确处理好文化开放与文化安全的辩证关系，在文化 开放中维护国家文化安全。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今天，人类交往的世界性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深入、更广泛，各国相 互联系和彼此依存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频繁、更紧密。 一体化的世界就在那儿，谁拒绝这个世 界，这个世界也会拒绝他。”今天的世界是一个开放的世界，不同国家、民族的文化在人类普遍 交往中碰撞、交融、互鉴，在此背景下，如何保护本土文化、维护人类文化多样性成为人类社会 面临的重要挑战。对于一个国家和民族而言，缺乏安全屏障的文化开放，有可能丧失文化发展 自主性，甚至沦为异质文化的附庸。

文化越开放，越要提高文化安全意识，筑牢文化发展的安全屏障，这是历史和现实给予我们的宝贵启示。16世纪以后世界历史发展方向主要是在西方国家主导下进行的，殖民地的扩张加速了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传播，这种强势文化不断销蚀着其他文化的民族自主性，消弭着 人类文化生态的多样性。伴随英语成为世界性语言，基督教节日在世界范围内广为流行，以纽 约、伦敦为模板的现代城市文化景观在全球蔓延，许多地方性文化消失或成为被观赏的“文化 标本”。这一看上去是“自然历史过程”的文化变迁，事实上自始至终是由资本逻辑推动的，其 不仅在现实中构造起一个西方化的世界景观，也在人们头脑中植入了西方价值体系，从而深刻 影响着人类文化发展进程。如果说早期西方文化霸权具有某种“自发性”的话，那么，“后冷战” 时代西方的文化输出却越来越表现出主动进行议程设置的特征。从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 到西方推动的各种“颜色革命”，我们可以管窥到西方文化霸权的顶层设计和霸权逻辑，以及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失控的灾难性后果。

殷鉴未远，警钟犹鸣。如何在现代化进程中警惕和防范西方价值观霸权，防止西方文化殖 民，不仅是历史的，也是现实的世界性课题。我们在中国近代惨痛的历史教训中懂得了封闭导  致落后、落后就要挨打的道理，也要在现实的他国教训中看到放弃文化安全屏障的严重后果。 必须认识到，推进文化开放和维护文化安全是辩证统一的，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  程中，要不断加强国家意识形态建设，以高度的文化自觉筑牢文化安全的底线，不断夯实国家

发展的文化根基。

(摘编自邢云文《在文化开放中维护国家文化安全》)

材料二：

作为国家安全的一个领城，文化安全的前提是保护传统价值，这些价值通过社会领域的精 神、道德、历史、宗教等来体现。文化安全意味着民族文化身份不受有可能破坏其根基的内外 部因素所威胁。有学者认为，国家文化安全主要包括：语言安全、风俗道德安全、价值观安全、 生活方式安全。本文认为，文化安全是指一国的民族精神、理想信念、主流价值体系等观念形  态的“文化特征”“文化主权”处于相对没有危险和不受内外威胁的状态，以及其保障持续安全状态的能力。文化安全是国家身份认同的基础，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在很多国家，政府将文化安全作为优先政策，以防范外来文化的“负面”影响。在法国，“文  化例外”政策是构建法兰西民族文化认同，维护法国国家文化安全的前提和保障。在澳大利亚  和新西兰，这个词汇被用来谈论现代化如何威胁和改变原住民的生活方式，文化安全往往同土  著人与白人的互动有关。在加拿大，文化被定义为一套政治价值观，而不是社会所认同的由艺 术和知识所体现的现实：“我们的原则和价值观——我们的文化，根植于对宽容的承诺、民主、 平等和人权等。”在加拿大等西方国家看来，维护主流的政治价值观是确保文化安全至为关键 的要素。加拿大政府所谓的文化安全，具有更多政治含义，即外来文化对加拿大主权和文化权 力造成的威胁。非洲在实现“非洲性”与“世界性”融合的同时，强调保护传统习俗、文化遗产  (包括遗迹和部落艺术品等)免受自然侵蚀、经济发展和恐怖主义等威胁。各种文化安全定义 的共同点在于，保留文化特性在现代化和全球化等挑战面前免受成胁和伤害。

虽然文化安全很重要，但是文化安全具有相对性。在全球化时代，不存在“绝对安全”或

“绝对纯净”的文化。所以，不计成本地寻求绝对的文化安全，是不理性的，也是不切实际的。一国文化在受到其他文化影响的同时，会对共产生投射和反作用。对处于相对弱势的国家来 说，保持独特的文化身份确实是一大难题。然而.也不能因此故步自封、自我封闭，唯有对内坚 持文化自信，不断提升自身文化的核心竞争力；对外推动文明互鉴，才能在开放的背景下不断提升自身免疫力，抵御外来文化病毒的侵袭。

(摘编自赵磊《文化安全是维护总体国家安全重要保障》)

材料一：

近日，各地涌现出一批“网红”县长，他们在各类新媒体平台直播售卖本地土特产，帮助农户和企业解决销售难题，受到众多网民好评。当前，以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为代表的新技术应用极大地推动了社会生产力发展和生产关系重塑，深刻地改变着政府、市场和社会关系。

受疫情影响，目前一些地区农产品供应相对充足但消费持续低迷，供需不平衡现象突出。由于生产销售衔接链条不畅，农副产品普遍面临滞销难题，影响了群众生活必需品供应。邀请县市负责人直播帮助农民卖货，畅通农副产品销售渠道，确保农产品运得走、供得上，不啻为一种政务服务创新之举，打造“政府+电商+社交平台”新模式，以消费扶贫助力脱贫攻坚。消费扶贫是近年来有效调动社会各界力量参与脱贫攻坚的一种扶贫形式，为贫困地区稳定脱贫和产业持续发展提供了长效机制。

相关统计数据显示，我国网络直播用户规模已超4.3亿人，网络直播是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娱乐产品，也是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县长直播带货不仅能够直接促进本地产品销售，还具有带头复工复产提振市场信心的意义，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强心剂”。

(摘编自《光明日报》)

材料二：

主持人：我和王坚博士认识有10年了，请王坚博士开一个场，就今天的数字化经济时代谈一下见解。

王坚：数字经济，我理解不应该是数字经济，应该是经济数字。本体是最重要的，本质上数字经济是经济数字，如果一定要讲的话，以数据为中心的云计算为今天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数字经济搭了一个桥，开了一条更远的路。

主持人：谢谢，大家都在说数字经济到来了，个体能感受到的变化有哪些？尤其是新鲜的易感知的。

张建锋：我们知道在消费领域肯定发生了非常多的变化，数字化不是影响了一个环节，而是影响了所有环节。数字技术对于制造业的影响就更不用说了，制造业、零售业从生产到出售完全是数字化，很多人感觉不到数字化，但确实在享受数字化带来的好处。

主持人：这个阶段便捷和效率是我们感受最深刻的，孙权(胡晓明在阿里巴巴的花名)，你从金融角度分享的更多，试着从这个角度告诉我们正在发生的变化。

胡晓明：数字技术，让支付宝的客户端和所有金融机构产生了连接，由于数据的产生，我们可以快捷地给路边摊贷款，原来他们不能获得贷款，我在西安去吃一碗羊肉泡馍，这家店主在我们网商银行贷了8万块钱，他知道我是支付宝的，坚决不收那碗羊肉泡馍的26块钱。

主持人：的确，技术能打破技术壁垒、行政壁垒、地区壁垒，重建一个完整的信用体系。你最后付了26块钱了吗？

胡晓明：付了！

主持人：特别温暖，支付宝是我们生意的支撑、信义的支撑。追加一个小问题：我们在历次大会上都能感觉到阿里是技术的引领者，作为未来的展望者和畅想者，你对此怎么看？

王坚：我觉得阿里是中国支付的开创者，开创一个东西和大家都觉得这个东西应该做，是完全不一样的事情，我想，技术同样也有这样的问题，无论阿里也好，中国也好，是到了不只把技术做好，还要去做开创的时候，不然这个世界不会进步了，阿里有这样的历史责任！

主持人：开创者的角色，应该向开创者致敬！最后一个问题，博士，我记得城市大脑概念是在这个舞台上提出的，现在我们看到杭州在一步步进步，它推广得到底怎么样？

王坚：这也是一个难以回答好的问题。确实，这个东西触到了我们真正要解决的问题。城市大脑的本质如果撇开所有的功能而言，就是要解决一个城市数据的流动性问题。今天如果城市数据不流动，就不会看到这个城市当下所有问题被解决的希望。到了什么状态呢？杭州至少已经在真正意义上，从一个城市规模层面上做这件事情，也是第一次让我看到希望，我们是在讲城市的大脑，而不是在讲一个城市某一个功能，我想在更多的场合，大家听到人工智能技术，实际上都还是在讲一个技术在某一个功能上怎么实现，它远远谈不上从一个城市整体的角度来考虑它们之间的事情，杭州是非常积极的，在一个城市的水平上想这个事情。

(摘编自“猎云网”)

材料三：

虽然我国互联网产业发展规模和水平在全球居于前列，但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的产业短板也非常突出，我国大数据产业发展处于全球第一梯队，但在新型计算平台、分布式计算架构及大数据处理、分析和呈现等方面与领先国家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开源技术和相关生态系统影响力较弱。

数字经济是高知识密集型产业，人才储备规模和水平对数字经济产业发展至关重要。2000年以后，我国加强了高等教育中数字经济相关学科建设，成为培养计算机、自动化、信息管理等专业大学生最多的国家。从产业发展实际情况看，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的人才优势集中体现在数字技术应用场景开发和颠覆性技术研发两个领域。阿里巴巴、腾讯、字节跳动等互联网企业拥有最优秀的场景设计技术团队及市场营销和数据分析团队，华为、阿里巴巴达摩院在人工智能、5G技术等颠覆性技术研发领域的人才储备量在全球领先。从人才结构看，传统IT、计算机领域人才较多，而数据分析、数据挖掘、人工智能等领域人才缺口较大，复合型人才紧缺问题尤为严重，特别是顶尖人才基本依靠输入。我国数字经济场景优势在很大程度上借助了人口和产业规模红利，场景的原始创新较少。我国数字经济应用场景领域不够广泛、应用程度不深。互联网、金融和电信约占国内数字应用市场的70％，交通、医疗、教育领域近年来数据应用有所发展，但比重仍然很低。金融危机后，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发达国家在刺激本国实体经济发展的同时，采取更加保守的贸易和技术政策，这对全球数字经济产业分工格局产生不利影响，而对我国这种影响更加巨大。

(摘编自《经济纵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