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宣威市重点中学2022-2023学年高三下学期历史2月月考试卷

材料一：晚清以来，由于国内租界的城市化示范效应，使得政治精英和市政学者为代表的知识分子阶层，呼吁和提出改革近代中国政治体制的诉求，推进城市管理理念变革。清廷在内忧外患的压力下，宣布进行“新政”。其中涉及城市管理体制变革的内容主要有：城市广泛设立一种新型的承担城市管理职能的警察机构，并建立近代城市工商业经济的管理机杜商部，开始建立并初步确立相应法律体系。颁布自治章程，实行城乡分治，在各城镇实行一定程度的地方自治。章程的颁布和实施，打破了原来城乡合治的管理体制，城市管理机构的雏形在许多城市中建立起来。

——摘编自郭雪飞《传统到近代：中国城市管理理念的演变》

材料二：1951年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议要点》指出，要加强党委对城市工作的领导，恢复和发展生产，改善城市人民生活。城市由多功能向以工业生产为中心转变，工业生产成为城市的主要功能。通过实行一系列城市管理彻底组织化的措施，形成了由城市单位和居民委员会等横向组织，官方化的工会、共青团、妇联等人民团体及其他半官方化社会团体等纵向组织构成的组织网络。区政府按照市政府机构的构成在本级设立相应部门，进行辖区内城市事务的管理工作，这种强调上下相互对口的机构设置方式组成专业性“条条”；从对上归口管理的角度，城市国营大中型企业也形成了另一种“条条”关系。

——摘编自陈松川《中国共产党城市管理思想探析》

材料一：9世纪，民族主义起初是一种人道的、宽容的信条，这种信条不是建立在各种民族主义运动相竞争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手足之情这一概念的基础上。但是，在19世纪后半世纪，它变得愈来愈沙文主义和军国主义，其原因在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影响，在于俾斯麦用马基雅维利式的外交手腕和他所称的“铁血”战争成功地统一了德国，并建立起了德意志帝国。

——摘自【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

材料二：1919年6月28日和约签订当天，德国各右翼报纸普遍在头版加上了表示哀悼的黑色镶边，《德意志报》更是在头版鼓吹：“复仇！德意志民族！”没有一个德国人将条约视为一项“既没有胜利者也没有失败者”的公平的解决方案来接受它，所有德国人都打算一有机会就立即摆脱至少是和约的某些部分。法西斯纳粹的“族民共同体”不过是一个极端民族主义的、极端独裁专制的、极端反动的法西斯国家，可是它居然迷惑和吸引了德意志民族大部分芸芸众生。1933年希特勒的上台不是德国“历史的中断”，纳粹的思想意识同第一次世界大战前20多年统治德国的政治思潮基本一致。

——据刘自强《<凡尔赛和约>与战后德国民族复仇主义的勃兴》等整理

材料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被希特勒拖到反人类战争中去的德意志民族遭到了正义的报复，国家被摧毁，民族被分裂。但是接受了历史教训的德意志民族在争取民族统一的精神鼓舞下，在短短的十几年重又东山再起，进入世界先进工业国行列，而强大的民族亲和力最终冲决外力人为的藩篱，使分裂达整四十年的德意志民族再度统一神墙起来。

——摘自丁建弘《德国通史》

材料：中国古代历代中央王朝设置机构、官吏，管理宗教事务的制度。它是中国古代行政管理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历代王朝都设置官吏和机构以管理宗教事务。周朝设有太卜和占人等职官，负责卜筮吉凶。秦统一中国后仍因周制，设太卜官掌占卜，并设奉常，掌宗庙礼仪；自秦、汉、三国至晋，太常之设，既为职官名，亦为其机构之名。宋、齐、陈时，机构为太常，掌其职的官职为太常卿。宋代的道教和佛教事务，先由太常寺掌管，后归鸿胪寺。“中太一宫、建隆观等各置提点所，…掌寺院僧尼帐籍及僧官补授之事”（《宋史·职官志》）。明代中央除设掌祭祀礼乐之事的太常寺外，还于洪武十五年设僧司、道司，掌天下僧道。在地方的府、州、县设有专门机构，分别掌管当地僧、道事宜，并都是选精通经典、戒行端洁者主其事。明代规定府、州、县的僧道数额、限制出家年龄，僧道官员的选拔要经过统一考试，遴选通晓经义、恪守清规者，由中央认定资格，发给度牒；特别是清代制定《嘛事例》五卷，这些都起到了规范宗教活动的作用。

——摘编自知乎《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简说》

材料论述的是中国古代宗教管理制度的发展历程，蕴含了中国古代政治的诸多信息，从材料中提炼一条信息，并结合所学中国古代史的史实予以说明。（观点明确，史论结合，言之成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