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十校联盟2022-2023学年高一下学期历史开学摸底联考试卷

1936年工农业总产值中商品经济与自然经济（单位：亿元）

导致表格中数据变化的主要原因是（   ）

材料一：唐宋时期是中国古代社会发生巨变的重要时期，城市变化是社会发生深刻变化的集中体现。唐宋时期打破了秦汉一唐前期古典城市的空间布局的限制，出现了坊市合一的新型城市格局。唐中期城市延长了营业时间，到了北宋，营业时间不再受限制，除白天营业外，还有夜市、晓市。北宋时草市更广泛，有的草市逐渐发展成为固定的市镇。唐宋时期．涌入城市的人多起来，他们或做生意，或当手工业工匠，城市人口大大多于过去都市人口。与唐长安城相比，南宋的临安城商品经济更加繁荣，不仅是政治中心，更是经济文化中心。

材料二：唐宋城市的变化昭示了社会深刻而全面的变化。城市由隋唐的坊市制转变为北宋的厢坊制，再变为南宋的隅坊制，政府以更加开放的管理模式来适应城市规模不断扩大的趋势。城市人口结构在社会不同层面不断进行流动和重组，市民阶层逐步形成。唐宋城市商品经济空前活跃，促使了市民文化的更新，文化趋向平民化、大众化、娱乐化。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叶玲《唐宋城市经济的变迁及其影响》

材料一： “华”和“夏”是两个字，在上古时期便已开始连用，合称“华夏”。周朝时，凡是遵周礼、守礼乐的诸侯，都称“诸夏”。由于这些与周王室亲近的诸侯国大多集中在中原地区，所以当时的诸夏就是指中原地区。中原周边的地区，因文化上的异质性很强，不合于华夏礼俗，就被称为“夷狄”。到了汉代，董仲舒把“大一统”思想与华夷之辨相衔接，提出“王者爱及四夷”，即王者是天下共主，承天命教化万民，而万民也包括夷狄。

材料二：近代以后，面对西方资本主义的侵略和东方“天朝大国”的割地赔款，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上下求索：中国究竟怎样才能救亡图存？是否应当像日本那样效仿西方建立一个“民族国家”？在这样的背景下，1899年梁启超在《东籍月旦》中最先采用现代意义上的“民族”概念，提出“东方民族”之说。

1901年，他在《中国史叙论》中首次提出“中国民族”的概念。1902年，他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论及战国时期齐国的学术思想时正式提出“中华民族”的概念。1905年，他叉写出《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通过对中国民族多元性和混合性的分析得出结论：“中华民族自始本非一族，实由多民族混合而成，”由此，粱启超完成了“中华民族”从形式到内容的革命性创造。

——上述材料均摘编自左鹏《从“华夷之辨”到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材料：古今中外的历史表明，革命与改良的发生皆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并不取决于个人或群体的良好愿望。当社会矛盾尖锐到改良不足以应对时，革命便不可避免地发生了。革命和改良皆有其必备的条件，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可以通过和平手段实现社会变革，但这一和平路径是有前提条件的。近代中国不存在这一条件，旧秩序的顽强抵抗，使得新秩序难以以和平的渐进的方式产生。20世纪中国革命思潮的兴起与发展，并成为一波波前后相继的洪流，并不是中国人有激进的偏好，也不是少数人鼓动所致，而是由19世纪中叶以来中国所面临的危机所触发的。在近代中国，革命与改良既有路径分歧的一面，又有互为促进和声援的另一面．革命与改良各有功用，共同推动社会的变革和发展。如果说革命是高昂的主旋律，改良则是和声，是副歌，两者的配合使历史前进的交响曲更加雄浑丰满。

一摘编自王建朗《再议近代中国的革命与改良》

围绕材料（任意一点或整体），结合中围近代史的具体史实，自拟一个具体的论题，并就所拟论题进行阐述。（要求：明确写出论题，阐述须史论结合。）

材料：1961年，国务院公布了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其中革命遗址及革命纪念建筑物共33处，包括北京大学红楼和遵义会议会址。

有学者阐述北京大学红楼的入选理由：

北京大学红楼是一座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近代建筑。1918年至1923年间，这里汇集了一批中国先进的专家学者和知识青年，还集中了新潮社、国民杂志社、新文学研究会、哲学研究会等许多革新团体，《新潮》《国民》《每周评论》等进步刊物就设在地下室的红楼印刷厂印制出版，是中国近代史上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鲁迅、胡适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和民主科学进步思想的重要场所。他们以北大红楼为平台，传播进步思想，为寻找一条救国救民之路而学习、思索、辩论、实践。这里不仅是新文化运动的重要营垒，也是五四运动的策源地和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发祥地之一，对我们今天重温五四精神、传承红色基因，具有重要的历史、政治和文化价值。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遵义会议会址的入选理由，并简述革命遗址和革命纪念建筑物被列为文物保护单位的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