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编版七年级下册语文第1课《邓稼先》随堂练习

传记是一种常见的文学形式。主要记述人物的生平事迹，根据各种、回忆、调查等相关材料，加以选择性地编排、描写与说明而成。一般由他人记述，亦有自述生平者，称为。传记大体分为两大类：一类是记述详实史实为主的或；另一类属 ， 以史实为根据，但不排斥某些想象性的描述。传记一般不虚构，是传记的基本要求。

《邓稼先》第五部分“我不能走”

①青海、新疆，神秘的古罗布泊，马革裹尸的战场，不知道稼先有没有想起过我们在昆明时

②一起背诵的《吊古战场文》：

……

③也不知道稼先在蓬断草枯的沙漠中埋葬同事、埋葬下属的时候是什么心情？

④“粗估”参数的时候，要有物理直觉；昼夜不断地寿划计算时，要有数学见地；决定方案时，要有勇进的胆识和稳健的判断。可是理论是否准确永远是一个问题。不知稼先在关键性的方案上签字的时候，手有没有颤抖？

⑤戈壁难上常常风沙呼啸，气温往往在零下三千多摄氏度。核武器试验时大大小小突发的问题必层出不穷。稼先虽有“福将”之称，意外总是不能完全避免的。1982年，他做了核武器研究院院长以后，一次井下突然有一个信号测不到了，大家十分焦虑，人们劝他回去，他只说了一句话：“我不能走。”

⑥假如有一天哪位导演要摄制《邓稼先传》，我要向他建议采用五四时代的一首歌作为背景音乐，那是我儿时从父亲口中学到的：

中国男儿  中国男儿  要将只手撑天空  长江大河  亚洲之东

峨峨昆仑  古今多少奇丈夫  碎首黄尘  燕然勒功  至今热血犹殷红

⑦我父亲诞生189年，那是中华民族任人宰割的时代，他一生都喜欢这首歌曲。

回顾“两弹”实验秘闻

罗 坪

1964年，张其彬毕业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分配到酒泉基地，作为技术员参与原子弹、导弹结合实验，那年他28岁。

张其彬到基地后，与基地所有的科技工作人员一起，夜以继日地进行认真仔细的实验前准备。两弹的发射日期，定在了1966年10月27日。

然而，在实验前一天清晨，戈壁滩天气陡变：大风呼啸，天昏地暗……如此恶劣的天气，实验还能否如期进行？下午三四点到实验场时，张其彬和大家都很担心。按规定，风速超过15米/秒，温度超过零下11摄氏度，就不能进行这个实验了。而当时最大风速达25米/秒，气温降至零下十几摄氏度。但在征求了气象专家的意见后，中央果断决定实验如期进行，所有的设备、人员按计划进场。

据张其彬回忆，由于风沙太大，能见度太低，十几米外已视物不清。下午三四点，天空昏暗如夜，车队进场时，不得不集体编队打开大灯，一辆接一辆地紧跟着向目的地进发。车跟太紧怕造成追尾，稍一拉开距离，车就可能走丢。负责运载导弹和原子弹去两个地方进行测试的车队，竟然沿着电线杆走迷路，在走岔了50多公里才回归正途，3个多小时后终于到达目的地。

10月26日下午5时，仪器终于检测完毕，但是大风又带来了另一个难题——无法将导弹在风中顺利地竖到发射架上，只有组织人力拉绳子。开始时，16个人拉还不行，后来又增加了12个人。28个人拽着、扶着、拉着，配合着吊车，慢慢把导弹吊起来，再慢慢放下去，总算艰难地完成了这道程序。

按计划，10月27日发射核导弹。为防止意外事件，当时兰新铁路停运，数百万群众紧急转移疏散。26日21时，地面准备工作完成，按要求，基地所有人员全部撤出。而地下室负责发射控制的，只留下了包括张其彬在内的七个人。当时的两弹结合发射塔，距离他们七人所在的地下控制室大约100米、深度4米。

地下室面积总共十几平方米，一旦出现意外，谁也不能保证活命。于是，张其彬在日记本上写下了这样的句子勉励自己：活着，为党的事业而战斗；死了，为党的事业而献身！张其彬如今坦然承认，当时心里很清楚核武器实验的危险性。那时两弹结合的实验尚属秘密，不能明说，所以只能将其隐喻为“战斗”。此后，人们把当时留在现场的七人誉为“七勇士”，又称“敢死队”。

10月27日晨8时45分，距发射仅剩下15分钟。在这最后15分钟里，张其彬跟操作员们一起进行最后的调试。十几平方米的小控制室里，满满当当的设备仪器在工作中散发出的热量，使室内温度迅速升高。室外地面上零下十几摄氏度，地下室里却是零上40多摄氏度。紧张忙碌中，七勇士汗流浃背，一个个热得头昏脑涨。

张其彬称，不像现在电视上演的要喊点火，按按钮。当时他们就是按照程序，拧动钥匙。8时59分，参谋长下达命令：一分钟准备，开始倒计时！上午9点按时发射。地下室里，七勇士各有分工，聚精会神地眼睛紧盯着仪器。一片静寂中，只听表在嘀嗒嘀嗒地响，心在怦怦怦地跳……五、四、三、二、一，——发射！

一阵火焰喷射，导弹携原子弹呼啸着腾空而去，转瞬间消失在浩瀚无垠的天幕。顾不上欢呼，也没有等到原子弹爆炸，七人中的徐虹、颜振清、刘启泉三人冲出了控制室。按照规定的程序，这时他们必须开始工作，基地上还有许多发射后的任务等待着他们。几分钟后，张其彬冲了上来喊道：爆炸了！当时大家的眼睛都湿润了。

（选自《人民周刊》，有删改）

 【课文片段在线】

奥本海默和邓稼先分别是美国和中国原子弹设计的领导人，各是两国的功臣，可是他们的性格和为人却截然不同——甚至可以说他们走向了两个相反的极端。

奥本海默是一个拔尖人物，锋芒毕露。他二十几岁的时候在德国哥廷根镇做波恩的研究生。波恩在他晚年所写的传记中说，研究生奥本海默常常在别人做学术报告时（包括波恩做学术报告时）打断报告，走上讲台拿起粉笔说：“这可以用底下的办法做得更好……”我认识奥本海默时他已四十多岁了，已经是妇孺皆知的人物了，打断别人的报告，使演讲者难堪的事仍然时有发生，不过比起以前要少一些。佩服他，仰慕他的人很多，不喜欢他的人也不少。

邓稼先则是一个最不要引人注目的人物。和他谈话几分钟，就看出他是忠厚平实的人。他真诚坦白，从不骄人。他没有小心眼儿，一生喜欢“纯”字所代表的品格。在我所认识的知识分子当中，包括中国人和外国人，他是最有中国农民的朴实气质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