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语文选择性必修上册：第11课《百年孤独》同步练习

①海柳是珊瑚的一种，质地____________，水浸不腐，火焚难损，富有光泽，是加工成工艺品的珍贵材料。

②秋的味，秋的色，秋的意境与姿态，总看不饱，尝不透，赏玩不到____________。

③这位失独母亲自述说：看见像儿子的人，就会____________地跟着，真希望那人就是自己的儿子。

在《百年孤独》辉煌光芒的照耀下，马尔克斯其余的长篇小说都显得有些孱弱和暗淡——它们的确不能跟《百年孤独》相提并论。《枯枝败叶》只能看成《百年孤独》的泥坯，是《百年孤独》的“枯枝败叶”；《家长的没落》从兀鹰撕破铁丝网的神奇意象开头，却在作者力不从心的反复涂抹下，渐渐变得暗昧不辨轮廓；《一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与作者别的作品相比，毫无野心可言，是作者肌内快感驱使下的市井逸闻；《迷宫中的将军》以“拉于美洲的解放者”玻利瓦尔为原型，试图塑造一个以抗暴为初衷，从而差点自己变成暴君的疲惫英雄。这部小说在我看来，艺术成就仅次于《百年孤独》，但格局气象仍不能望其项背。《霍乱时期的爱情》是我看到的马尔克斯的最后一部作品，我不敢相信一个声名显赫的诺奖作家，会如此罕见地写一部终成眷属的爱情小说。我愿意把它解释成马尔克斯难得地大发善心，对世人做了一次满怀恻隐的安抚。近三十年来，可以肯定没有哪个外国作家对中国作家的影响超得过马尔克斯，（    ），我承认，对他任何的吹毛求疵，也许只是一个为他庞大身躯投下的阴影所惊骇的后辈，闪在一旁，对其因伟大才可能的斑驳指指点点。

自从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中国掀起了“诺贝尔文学奖热”。2010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秘鲁作家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也进入了大家的视野。其代表作有小说《城市与狗》（1963年）、《绿房子》（1965年）和《酒吧长谈》（1969年）等，其中《城市与狗》是略萨蜚声国际文坛。

略萨的作品从社会层面讲，笔触相当广泛，拉丁美洲的土著居民、城镇市民、知识分子、艺术人物、官僚机构、军队等，都是他的描述对象。他的小说敏感地批判和揭露社会现实问题，如独裁统治、官僚腐败、贫富差距悬殊、阶级压迫、种族歧视、军警特务横行、党派不择手段竞争等。略萨坚信“小说需要介入政治”，这是让小说变得尖锐而有力的重要武器。《公羊的节日》体现了他对拉美政治现实的深刻思考，小说通过杜撰一个女人的所见所闻，再现拉美最血腥的独裁统治，将多米尼加共和国前独裁者特鲁希略魔鬼般的独裁时代，批驳得淋漓尽致。

略萨被誉为“拉美结构主义文学大师”，和墨西哥作家卡洛斯·富恩特斯、阿根廷作家胡里奥·科塔萨尔、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并称为拉丁美洲文学爆炸的四大主将。与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绮丽魔幻的叙述风格不同，略萨的小说更注重叙事结构的布局，经常会同时并行几条线索，然后逆转、反转，叙事技巧无与伦比。

文本一：

丽贝卡改掉食土的恶习后，被安排到其他孩子的房间睡觉。一天夜里，和他们睡在一起的印第安女人突然醒来，听见一种奇怪的响声在角落里时断时续，她以为有动物溜进房间，警觉起来，却发现丽贝卡坐在摇椅上吮着手指，双眼像猫眼一般在黑暗中放光。比西塔西翁心中充满恐惧和难选宿命的凄苦，她在那双眼睛里认出了威胁他们的疫病，正是这种疫病逼得她和兄弟背井离乡，永远抛下了他们古老的王国，抛下了公主与王子的尊贵身份，这就是失眠症。

天亮的时候，印第安人卡塔乌雷失去了踪影，他姐姐比西塔西翁留了下来，认定了自己的宿命：就算逃到天边，这致命的疫病也会穷追不舍尾随而至，没有人理会她的惊恐。“要是不用睡觉，那再好不过。”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说，“那样我们就有更多的时间可用，”但印第安女人向他们解释，失眠症最可怕之处不在于让人毫无倦意不能入睡，而是会不可逆转地恶化到更严重的境地：遗忘，也就是说，患者慢慢习惯了无眠的状态，就开始淡忘童年的记忆，继之以事物的名称和概念，最后是各人的身份，以至失去自我，沦为没有过往的白痴。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笑得喘不过气来，认为这不过是又一种印第安人杜撰的疾病，乌尔苏拉为防万一，还是将丽贝卡和其他孩子隔离开来。

几个星期后，比西塔西翁的恐惧似乎平息了下去。有天晚上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在床上辗转反侧，难以入睡。乌尔苏拉也醒着，问他怎么了，他回答：“我又想起了普鲁邓希奥·阿基拉尔。”他们一刻也没睡着，但到了第二天感觉疲劳尽去，便把不眠之夜抛在了脑后。午饭时候，奥雷里亚诺惊异地讲起他如何一整夜都在实验室忙着给一枚别针镀金，准备在乌尔苏拉的生日送给她，但此刻却仍然感觉良好，到了第三天，大家在该入睡的时刻还是毫无睡意，这才意识到已连续五十多个小时没有合眼，终于警觉起来。

“孩子们也都醒着。”印第安女人的话里带着宿命意味，“这病一旦进了家门，谁也逃不了。

他们果然染上了失眠症，乌尔苏拉从母亲那里学过各种草药的效用，熬制了乌头汤让所有人服下去，可他们仍然睡不着，整天醒着做梦。在这种清醒的梦幻中，他们不仅能看到自己梦中的形象，还能看到别人梦见的景象，一时间家里仿佛满是访客。丽贝卡坐在厨房角落里的摇椅上，梦见一个和自己相貌极其相似的男人，他身着白色亚麻衣裳，衬衫领口别着一粒金扣，给她带来一束玫瑰。陪伴他的还有一位女士，用纤细的手指拣出一枝玫瑰簪在她发间。乌尔苏拉知道那男人和女人是丽贝卡的父母，但一番努力辨认之后，还是确信从未与他们谋面。与此同时，由于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一个永远无法原谅自己的疏忽，家中出品的糖果小动物仍源源不断地在镇上出售，大人小孩都津津有味地吮咂着可口的绿色失眠小公鸡、美味的粉红失眠小鱼和柔软的黄色失眠小马，于是到了星期一凌晨整个镇子都醒着。一开始没人在意，恰恰相反，人们都因不用睡觉而兴高采烈，因为那时候马孔多有太多的事情要做，时间总不够用，他们夜以继日地工作，很快就把活儿都干完了，凌晨三点便无所事事，听着音乐钟数华尔兹的音符，那些想睡觉的人，不是因为疲倦而是出于对睡眠的怀念，试遍了各种消磨精力的方法，他们聚在一起不停地聊天，一连几个小时重复同样的笑话，整夜整夜重复这一恶性循环。

何塞·阿尔卡带奥·布恩迪亚意识到失眠症已经侵入镇子，便召集起各家家长，把自己所知的失眠症情形讲给他们听，众人决定采取措施防止灾难扩展到大泽区的其他村镇。他们把用金刚鹦鹉跟阿拉伯人接来的小铃铛从山羊脖子上摘下，放在镇子入口，供那些不顾岗哨的劝告和恳求坚持进镇的来客使用，那时节走在马孔多街道上的所有外乡人都要摇动小铃铛，好让病人知道自己是健康人。他们在镇上逗留期间禁止一切饮食，因为疫病无疑只经入口之物传播，而所有食品饮料都已沾染失眠症，这项举措成功地将疫病控制在村镇之内，隔离卓有成效，后来人们就将紧急情况视为常态，生活恢复秩序，工作照常进行，没人再为睡眠这一无用的习惯担忧。

（摘编自加西亚·马尔克斯《百年孤独》）

文本二：

我是在加勒比出生长大的，我熟悉那里的每一个国家，每一个岛屿，也许正因为如此，我才产生了自叹力不从心的感觉，总感到在自己所构思的和能够写出来的东西中，从未有一件事是比现实更令人惊奇的，我力所能及的只是用诗的手法移植现实。在我写作的任何一本书里。没有一处描述是缺乏事实根据的。

（摘编自加西亚·马尔克斯《再谈文学与现实》）

文本三

拉丁美洲的历史也是一场巨大然而徒劳的奋斗的总结，是一幕幕事先注定要被人遗忘的戏剧的总和，至今在我们中间，还有着他忘症，只要事过境迁，谁也不会清楚地记得香蕉工人横遭屠杀的惨案，谁也不会再想起奥雷良诺上校。

（摘编自加西亚·马尔克斯《两百年的孤独》）

流光似水

马尔克斯

圣诞节，男孩子们又要求买一艘划艇。

他们的爸爸说：“没问题，我们回到卡塔古娜再买。”

但九岁的托托和七岁的乔尔远比父母想象中来得坚决。他们齐声说：“不，我们现在就要。”

他们的母亲说：“但是，这儿只有淋浴间的水可以划船。”

她和丈夫的话都没有错。他们在卡塔古娜的家有个带海湾船坞的院子，还有一个可容纳两艘大游艇的棚舍。但是，他们在马德里这边是挤在卡斯特拄纳街四十七号的公寓五楼里。可是他俩曾经答应孩子们，如果他们得了全班第一，就送他们一艘有六分仪和罗盘针的划艇，孩子们做到了。于是爸爸把这些都买来，那是一艘漂亮的铝艇，吃水线有一道金色条纹。

午餐的时候，爸爸宣布：“小艇在车库。问题是，没有办法由电梯或者楼梯把它搬上来，车库也腾不出多余的空间了。”

下一个星期六下午，孩子们请同学来帮忙把小艇搬上楼梯，好不容易才搬到女佣房。

爸爸说：“恭喜！现在呢？”

男孩子们说：“我们只是要把小艇搁在房间里，现在已经放进来了。”

星期三，爸爸妈妈照例看电影去了。孩子们成了家里的大王兼主子，他们关上门窗，打破客厅里一盏亮着的电灯灯泡。一股清凉如水的金光流泻出来，他们任由它流到近三尺深。然后，他们开着电灯，拿出划艇，就在屋内的小岛之间随意航行。

这次荒诞的奇航是我参加一期家居用品诗歌研讨会，说了几句玩笑话的结果。托托问我为什么一碰开关灯就会亮，我没有多思考。“光就像水，你一扭开龙头，它就出来了。”我说。

于是他们每星期三晚上都行船，学习使用六分仪和罗盘针，等他们的父母看完电影回家，总发现他们在干干的地上睡得像天使。几个月后，他们渴望走得更远，就要求全套的潜水装，包括面具、鳍状肢、氧气筒和压缩空气枪。

他们的父亲说：“你们把一艘不能用的划艇放在女佣房间已经够糟了，现在你们还要潜水装备，岂不更糟糕？”

“如果我们第一学期赢得金栀子花奖呢？”乔尔说。

他们的母亲惶然地说：“不，已经够了。”

他们的父亲责备她太强硬。

她说：“这两个孩子该尽本分的时候，连根钉子都赢不到。可是为了得到他们要的东西，他们什么奖都拿得到，连老师的职位都能抢到手。”

最后，父母既没有答应，也没有拒绝。可是到了七月，托托和乔尔各获得一个金栀子花奖，且获得校长公开表扬。那天下午，他们没有再开口，就在卧室里发现两套未拆封的潜水用具。

下一个星期三，他们的父母在电影院观赏《巴黎最后探戈》的时候，孩子们把公寓注满了深达十二尺的金光，温驯的鲨鱼在床铺等家具底下潜游，从光流底部可以打捞出不少几年来迷失在黑暗里的东西。

在年终颁奖大会上，两兄弟被赞誉为全校典范，获得杰出奖。这次他们用不着开口，父母主动问他们要什么。他们非常讲理，只要求在家开个宴会招待同班同学。

他们的父母单独在一起的时候，满面春风。

“这证明他们成熟了。”他说。

再下一个星期三，他们的父母正在观赏《阿尔及尔战役》时，卡斯特拉纳街的行人都看见一道光瀑从一幢树影掩映的老建筑里流泻下来，溢出阳台，一股一股沿着房屋正面倾泻而下，金色洪流急奔大道，一路照亮了市区，直亮到瓜达拉巴。

救火队面对这个紧急状况，撞开五楼的门，发现公寓里满是金光，一直淹到天花板。豹皮沙发和安乐椅在吧台流出的酒瓶和大钢琴间高高低低漂浮着，钢琴上的马尼拉罩巾时起时落，像一条金黄色的软骨鱼，不停地扇动。家居用品诗意盎然，好像长了翅膀，在厨房的上空飞翔。孩子们跳舞用的军乐队乐器，在从母亲水族箱里游出来的彩色鱼儿间漂来漂去，那些鱼是浩瀚的金色光海里唯一活生生而且快快乐乐的动物。

大厅那一头，托托戴着潜水面具和仅够抵达港口的氧气，坐在船尾，随浪潮摆动，手握紧双桨，正在找灯塔；乔尔浮在船头，还在用六分仪寻找北极星；满屋子漂浮的是他们的三十七个同学，有的正在窥视天竺葵盆栽，有的正打开爸爸的酒瓶偷喝一杯白兰地酒……就这样化为永恒。

他们同时扭开太多灯，公寓泛滥成灾，医院传教士圣茱丽安纪念小学的整整两个班学生，最终淹死在卡斯特拉纳街四十七号五楼——在西班牙的马德里，一个夏天像火烧、冬风冷如冰、没有海洋也没有河流、内陆根性的居民永远学不会光海航行术的遥远城市。

（有删改）

等信的马尔克斯

申赋渔

马尔克斯又到楼下的门房去问，有没有他的信。没有。他给所有的朋友都写了信，没有一个人回他。他打开床头的抽屉，里面已经没有一分钱。

1956年，他被派往欧洲后，他供职的哥伦比亚《观察家报》被查封了，报社已经不可能寄钱给他。马尔克斯缩在“三个公学旅馆”的阁楼上，他交不出房租，也没钱吃饭。

60年之后，我来寻访马尔克斯困守的这个小旅馆。小旅馆在索邦大学旁边一条叫“Cujas”的路上。门边的墙上挂着一个马尔克斯的小雕像。旅馆里的小厅里有一个书架，上面放着法语和西班牙语的马尔克斯的书。1957年，马尔克斯在这里写出了《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

他说这是他写得最好的小说。

马尔克斯的这句话带着强烈的感情色彩。因为不是没有人给上校写信，而是没有人给他——29岁的马尔克斯写信，确切地说，是没有人给他寄钱。马尔克斯已经饿得没办法了。他到处收集旧报纸和空酒瓶去换钱，或者去捡法国人不吃的肉骨头、猪下水，回来煮一煮。即便这样，他还得写作。因为写作才是希望。

他在写他的外公，那个每周去邮局等信的上校。他小时候是跟外公外婆过的。对于外公这个古怪的行为，他一直当成一个笑话。当他拿起笔的时候，他是想写一个喜剧的。可是在巴黎，在他天天等朋友们的救济的时候，他把喜剧写成了痛彻肺腑的悲剧。

马尔克斯把小说写成的时候，已经是1957年。他改了九遍。因为除了改小说，也做不了其他事。他写得累了，饿了，就会下楼，到旁边的卢森堡公园里去转一转。公园很近，离这里只有几百米。

我从他的小旅馆出来，往右拐到圣米歇尔大道。沿着街再往左走几步，就看到了卢森堡公园。就在这短短的街道上，在1957年，在一个下着雨的春日，一位穿着破旧的牛仔裤、格子衬衫，戴一顶棒球帽的老人，生气蓬勃地走在旧书摊和索邦大学的学生当中。马尔克斯在街道的对面看到了一个人，认出了那个人，他用双手圈在嘴上激动地朝他大喊：“大——大——大师！”那人回过头，朝他挥挥手，回应到：“再见，朋友。”这个人是海明威。30多年前，他和马尔克斯一样，在卢森堡公园用散步来抵挡饥饿。这是他们唯一的一次相遇。

我站在这些曾经为潦倒的海明威和马尔克斯遮蔽风雨的梧桐树下，突然间，仿佛洞悉了命运的秘密。马尔克斯在他的小阁楼上，几乎研读了海明威所有作品，用他的“冰山理论”，写出了《没人给他写信的上校》。就在此刻，海明威竟然真的从他的眼前走过了。马尔克斯的激动，并不只是景仰，而是觉得他从他的手里接过了什么。也就是从这一刻开始，海明威的时代结束了，另一个时代开始了——虽然人们意识到这一切，还要再等十年，等马尔克斯写出《百年孤独》。

在小说里，上校已经卖掉家里所有能卖的东西，妻子怕别人知道家里已经揭不开锅，放了石头在锅里煮。可是上校仍然不肯把那只斗鸡卖掉。他要等斗鸡上场比赛，他认为斗鸡一定能赢。

“那这些天我们吃什么？”妻子一把揪住上校的汗衫领子，使劲地摇晃，“你说，吃什么？”上校活了75岁——用他一生中分分秒秒积累起来的75岁——才到了这个关头。他自觉心灵清透，坦坦荡荡，什么事也难不住他。他说：“吃屎。”那只宁可饿死也不肯卖的鸡，就是马尔克斯的文学梦。

离开巴黎二十多年后，马尔克斯重新回到他曾经居住的小旅馆。当年走的时候，他身无分文，付不了房租，好心的房东没有难为他，只是祝他好运。现在，他刚刚获了诺贝尔奖，就专门来还这笔房租和多年的利息。可是，房东已经不在了，房东夫人还在。房东夫人流了泪。因为他是唯一记得来还房租的人。她没有收他的钱，她说：“就算我们为世界文学尽一份力吧。”

（摘自《高中生》2018年3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