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编版高中必修上册语文第八单元精练检测题

       余居西湖寓楼，楼多鼠，每夕跳踉几案，若行康庄，烛有余烬，无不见跋。始甚恶之，□□念鼠亦饥耳，至于余衣服书籍一无所损，又何恶焉？适有馈饼饵者，夜则置一枚于案头以饲之，鼠得饼，不复嚼蜡矣。一夕，余自食饼，觉不佳，复吐出之，遂并以饲鼠。次日视之，饼尽，而余所吐弃者故在。乃笑曰：“鼠子亦狷介乃尔。”是夕，置二饼以谢之。次日，止食其一。余叹曰：“□□狷介，乃亦有礼。”

(选自俞樾《春在堂随笔》)

【文段一】

       嗟乎！师道之不传也久矣！欲人之无惑也难矣！古之圣人，其出人也远矣，犹且从师而问焉；今之众人，其下圣人也亦远矣，而耻学于师。是故圣益圣，愚益愚。圣人之所以为圣，愚人之所以为愚，其皆出于此乎？爱其子，择师而教之；于其身也，则耻师焉，惑矣！彼童子之师，授之书而习其句读者，非吾所谓传其道解其惑者也。句读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师焉，或不焉，小学而大遗，吾未见其明也。巫医乐师百工之人，不耻相师。士大夫之族，曰师曰弟子云者，则群聚而笑之。问之，则曰：“彼与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则足羞，官盛则近谀。”呜呼！师道之不复可知矣。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君子不齿，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其可怪也欤！

       圣人无常师。孔子师郯子、苌弘、师襄、老聃。郯子之徒，其贤不及孔子。孔子曰：三人行，则必有我师。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

(节选自韩愈《师说》)

【文段二】

       是己而非人，俗之同病。学有未达，强以为知；理有未安，妄以臆度。如是，则终身几无可问之事。贤于己者， ① 之而不愿问焉；不如己者， ② 之而不屑问焉；等于己者， ③ 之而不甘问焉。如是，则天下几无可问之人。人不足服矣事无可疑矣此唯师心自用耳夫自用其小者也自知其陋而谨护其失宁使学终不进不欲虚以下人此为害于心术者大而蹈之者常十之八九。

       不然，则所问非所学焉：询天下之异文鄙事以快言论；甚且心之所已明者，问之人以试其能，事之至难解者，问之人以穷其短。而非是者，虽有切于身心性命之事，可以收取善之益，求一屈己焉而不可得也。嗟乎！学之所以不能几于古者，非此之由乎？

       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圣人所不知，未必不为愚人之所知也；愚人之所能，未必非圣人之所不能也。理无专在，而学无止境也，然则问可少耶？《周礼》外朝以询万民^注 ， 国之政事尚问及庶人，是故贵可以问贱，贤可以问不肖，而老可以问幼，唯道之所成而已矣。

       孔文子不耻下问，夫子贤之。古人以问为美德，而并不见其有可耻也，后之君子反争以问为耻，然则古人所深耻者，后世且行之而不以为耻者多矣，悲夫！

(节选自刘开《问说》)

【注释】《周礼·秋官·小司寇》：“小司寇之职，掌外朝之政，以致万民而询焉，一曰询国危，二曰询国迁，三曰询立君。”

【文段一】

       传统训诂学中有一种训诂条例名为“反义相训”，训诂学习惯称为“反训”，顾名思义，即用相反的意思进行训释。传统训诂学所称反训词，有两种基本形式：其一，反义词相训。如：《尔雅·释诂》：“落，始也。”又“乱，治也。”《方言》卷二：“苦，快也。”其二，同一个词，可以用一对反义词来分别解释。例如：《尔雅·释诂》：“徂，往也。”又：“徂，存也。”

       最早发现这一现象，并加以解释的是晋代训诂学家郭璞，他在给《尔雅》和《方言》作注时提出了“义相反而兼通”“诂训义有反覆旁通，美恶不嫌同名”“训义之反覆用之”的说法，但郭璞本人并没有把“反”和“训”连在一起作为一个专门术语使用。后来，在传统训诂学漫长的发展历程中，经过历代学者的推演抽绎，直到清代的陈玉澍，才把“相反为训”作为《尔雅》的一种训释条例提了出来。自此以后，反训成了训诂学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一个争议很大的问题。学者对反训争论的焦点，一是认为反训是一种训诂法则，即以反义词互相训释；二是认为反训是指一个词具有两种相反的意义；第三种意见则否定前两种看法，认为反训一说不科学，不可信。

(选自左林霞《反训性质探究》)

【文段二】

      “反训”是怎样产生的？清代王念孙曾指出：“‘敛’为欲而又为与，‘贷’为借而又为与，‘禀’为受而又为与，义有相反而实相因者，皆此类也。”(《广雅疏证·卷三下》)他认为一词正反两训是词义引申分化的结果。由词义引申而产生“反训”，这是凡认为有“反训词”存在的学者都承认的。那么，为什么一个词会因引申而产生正反两义呢？董璠认为：“反训是肇于思想之矛盾也。”张舜辉认为，“反训”说明古人用字时运用了“对立统一”“相反相成”的原理。陆宗达、王宁《训诂方法论》指出：“相反为训是由反正的引申造成的，它反映了古人对事物发展过程的一种哲理性认识。”对这种观点，有学者提出了异议。蒋绍愚指出：“把‘反训’作为词义发展的一种规律，认为一个词有甲义就可能根据‘事物向对立面转化’的法则而产生与之相反的乙义，这种看法不符合语言发展实际，也不合乎语言作为交际工具的本质。”他认为，只有“一个词从不同的角度加以引申”，而“引申的结果恰好是两义相反”，才形成“反训”，或者一个词在使用中由于表示施受关系不同而形成两个相反的意义。

很多学者认为，“反训”的另一重要来源是假借。董璠最先明确指出假借是“反训”的重要来源：“惟是反训之字，自本义引申者半，自音变假借者半。”对此，另一些学者不以为然。齐佩瑢论“反训”时专列“不晓同音假借而误以为反训者”一项，认为“同音假借，义偶相反”，本是二词二义，与“反训”无关。林仲湘、林菁、蒋绍愚等人都认为，一个词的固有义与假借义相反，这不是反训，而是两个词的意义相反。这一观点，目前基本上得到学术界认可。

另外，董璠、徐世荣认为隐讳、反语、词类活用以至文字讹误等也可以造成“反训”，但大多数学者认为这大体都不是词汇现象。

(选自杨荣祥《“反训”研究综述》)

【文段三】

       认为一词不可能同时义兼正反，如果义兼正反，将不利于交际。这个问题伍铁平先生已著文作了有说服力的回答。他说：“词在运用时，始终出现在一定的上下文中，这上下文可以确定它在什么场合用于什么意义，这一点使多义词(包括含有相反二义的多义词)在通常情况下不会造成交际上的混乱。”伍先生专攻普通语言学，他引用了好些外国语言学家的话，我们实在无更多的话可说。他先发表了《论反义词同源和一词兼有相反二义》，接着又发表了《再论反义词同源和一词兼有相反二义》，后又将此二文的内容加以修订，收入《模糊语言学》一书。他的主要着力点都是维护“反训”的说法无误。他引古汉语反义词同源的例词只用古音通转来证明，不无可议之处，但引多国语言来证反义同词则是无可非议的。

       不赞同一词可兼正反二义的学者，又一个词一个词地否定其义兼正反的性质。这项工作对于廓清对一些词的模糊认识是有好处的，但不能证明反义词现象全不存在。且不说那些否定是不是能得到人们的同意，就说那么多义兼正反的词，你能一个个否定得了吗？你能说出个所以然来吗？这些词有多少？尚无确切统计。董璠的《反训纂例》约100例，徐世荣说他搜集了500例，王宁先生对“反训”持审慎态度，据她统计，“真正够格”反义同词的例子“连一百个也不到”。不到100，也有八十九十，要想一一否定，是太困难了。

(选自张幼军《反训与辩证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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