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示范高中皖北协作区2021届高三文综历史4月联考试卷

表1  1957—1965年中国对外贸易规模统计表

图7  按各年不同标准的中国贫困人口比例（1978—2020年）

材料一

美国新闻发布制度的形成与美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的发展变化密切相关，大众传媒作为新闻发布制度的关键要素，对于新闻发布制度的影响更为直接。

经济独立令媒介有了不依附于政府的可能，但同时也不能保证一个媒体不会因为利益而屈从于政府。媒体的独立自由原则源自于国家的政治民主制度，国家的民主制度也依赖独立媒介的造就和监督，媒介秉承的自由主义有力地监督政府，政府也能够对泛滥化的自由媒体进行有效的管理。媒体的组织方式深刻影响着国家政治体制的运行，与此同时，国家政治体制的每一次变革，又都会促进媒体组织方式和报道方式的变化。真实客观反映新闻事件要求报道独立于任何政治、商业和党派之外，而政府对某些信息的独家垄断又令媒体不得不把政府发布的信息作为最主要的消息来源。

——摘编自赵卓伦《从美国媒介发展史看大众传媒对政府新闻发布制度的影响》

材料二

在建国后不同时段，中国共产党与大众传媒的关系状况存在着一定差异。共和国开初7年（1949—1956年）为第一个时期。党与大众传媒的关系从总体上说处于正常状态。党中央对“《人民日报》的一字一句都必须代表中央”的苛求予以否定，在坚持党性问题上体现了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明确指示各地方报纸，对新华社所发新闻，除最重要的以外可以不登，为地方报纸做好“自选动作”预留了广阔空间。1957—1966年，经济社会有较大发展，但党的执政能力未同步提高，两者关系渐趋不正常；“文革”期间，大众传媒功能严重异化。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在重视自身执政能力建设时期，能够理性吸取历史教训，调整和处理好与大众传媒的关系。首先，不再将大众传媒定位为阶级斗争乃至专政的工具，而要求它们发挥应当和可以发挥的作用。其次，充分尊重包括新闻工作者在内的思想战线上的战士及其工作。最后，对新闻宣传工作的指示合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如对“宣传个人”作出严格限定。

——摘编自丁柏铨《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与大众传媒关系的历史考察》

材料

有学者认为：从中国语境来看，中国文化历经驳杂生成、一统确立、吸纳同化的强盛自主发展之后，逐步进入本能抵制、部分认同、全面接受的动摇式微时期，在新千禧的近十年间，随着国家实力的提升、人们特别是国家对传统文化传承的重视，中国文化开始步入复兴重建时期。

结合中国文化史相关知识，围绕中国文化的发展主题提出相关观点并加以论述。（要求：观点明确，逻辑合理，史实准确。）

材料

要考察日本的农地改革，应追溯至明治初期的地税改革。这次地税改革废除了封建领主土地所有制，为发展近代农业奠定了基础。然而，地税改革并不彻底，农村留下了大量寄生地主阶级。封建地主经济下的农村贫困化成为日本法西斯主义的社会根源之一。二战后，美国政府利用其单独占领日本的得天独厚优势，监督日本进行了最为彻底的农地改革。战后，日本政府为了与军国主义法西斯势力作切割，同时维护政权稳定，急于摆脱经济困境，改善民生，认识到必须把农地改革作为当前政府一项十分重要的使命。

农地改革的主要内容有：第一，以两年为期，征购不在村地主的全部出租地，在村地主超过1町步的土地（北海道4町步）；第二，转卖给佃农和有能力的经营者；第三，组成农委会，地主、自耕农、佃农各3人，曾经参与过战后民主化改革的学者有泽广纪认为：农地改革和地主制的消灭，不仅对农村社会而且对整个日本政治、经济都带来了巨大影响，使“农民运动几乎无从发生，保守的农村得以安定”。以战前最高（1933—1935年）为基准，1950年农业生产总指教是97.5，农地改革完成后，1952年农业生产总指数达到111，较战前最高增长11%，较1950年增长13.85%。正是在农业经济的恢复支持下，日本经济走向了高速发展的轨道，并一举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保持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达几十年之久。

——摘编自刘锐《战后日本农地改革（1946—1950）探究》

材料

《中导条约》是冷战期间美苏达成的一项重要军控条约，是全球战略稳定的支柱之一。2019年8月，美俄相继退约，引发国际社会极大关注。人们担心，条约退场将冲击全球战略稳定，刺激军备竞赛，影响欧亚安全形势，削弱国际军控体系。中国是美国退约重要借口之一，条约作废势必深刻影响中国外部安全环境。《中导条约》从诞生、发展到消亡，有着深刻的国际、国内和个人三个层面的演变动因，归根结底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国际格局变迁。20世纪80年代，苏美攻守异势促成了《中导条约》的诞生；进入21世纪后，北约对俄的挤压以及中导技术扩散促使俄罗斯抛出条约全球化倡议；近年来，美国霸权地位相对衰落促其选择退约。但美俄两国政治形势变化及领导人更迭也深刻影响了条约的“生、住、变、灭”的时机和方式。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改革与当时高涨的核裁军运动为签署《中导条约》提供了特殊的政治、社会背景。特朗普政府奉行“美国优先”理念，频频废约“退群”，《中导条约》随之沦为牺牲品。

——摘编自郭晓兵、龙云《（中导条约）与全球战略稳定论析》

材料

张謇生活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几乎经历了我国从封建社会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整个过程。正是时代和环境剧烈变迁的影响与驱动，造就了那个时代的张謇，成就了他的事业。在维新派的影响下，张謇更深刻地认识到发展实业，发展教育的必要性。张謇的实业教育是伴随着大生资本集团的产生（1896年）发展而创办发展起来的。

张謇在各种场合一再强调教育救国的宗旨，告诫学生要雪国耻首先要做学问，所以要普及教育。1904年颁布的《癸卯学制》正式将实业教育纳入了学制系统中，分初等、中等和高等三级。张謇指出：“学校制度颁自政府，主政者多系留学生，一切规程，均摹仿欧美，其是否合于国情，或未暇计及。”他对政府办学“以大学为发端”颇为不满，独到地认为：“惟凡事须由根本作起，未设小学，先设大学，是谓无本。”坚持办学由初等办起。这种由易到难，由初级而高级的循序渐进、稳健而全面的办学思想保证了实业教育培养人才的质量。本着“教育与实业迭相为用”观点，他每兴办一项实业，便开办与之配套的实用性技术学校。张謇不仅主张传授实业知识，还非常重视学生的道德教育。他认为“学问是一事，道德又是一事”，两者中德更为重要。

——摘编自方晓敏《张謇实业教育思想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