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攀枝花市2021届高三文综历史一模试卷

据此可知当时（   ）

材料一  西汉武帝元光年间，“悉发卒数万人穿漕渠，三岁而通”，“鸿渭之流，径入于河，大船万艘，转漕相过，东综沧海，西纲流纱”。随后武帝又征发万余人，首创地面凿井，使井下渠道相通的办法，引洛水至商颜（今陕西大荔县北），连成一条长约10里的井渠 — —龙首渠。当时在关中地区还修成灵轵渠、成国渠和湋渠等水利设施。公元前119年“以昆明有滇池，乃作昆明池以习水战”，并经揭水陂引昆明池水进长安，用以改善城市用水。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在原郑国渠上游南岸开凿6条较小的支渠，以利于郑国渠附近高地农田的灌溉；太始二年（公元前95年），凿引泾水与渭水相连，修成白渠，全长200里，可灌溉农田4500顷。

——摘编自袁行霈等《中华文明史》

材料二  1959年，中科院、水电部在北京召开了“西部地区南水北调考察研究工作会议”，确定南水北调指导方针是：“蓄调兼施，综合利用，统筹兼顾，南北两利，以有济无，以多补少，使水尽其用，地尽其利。”1979年，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政府工作报告》正式提出： “兴建把长江水引到黄河以北的南水北调工程”。经过长时期的论证和准备，成立了国务院南水北调工程建设委员会，协调了各部委、沿线各省市等力量。至2020年6月，中线一期工程累计输水300亿立方米，沿线6000万人口受益，京津冀地区人民生活饮水质量明显提高。华北地区地下水过度开采状况得以缓解，水资源环境得到初步改善。

——摘编自《中国南水北调工程建设年鉴》

材料  北魏孝文帝上台以后，对法制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鲜卑拓跋部依据旧有习惯法原只“置四部大人坐王庭决辞讼”，直到太和中期，孝文帝诏群臣议定官制，中央设有廷尉、御史中尉、五局司直、廷尉正监评等官职， 地方由州牧、刺史、太守等地方行政长官兼理司法。延兴四年（474）孝文帝下令凡“狱有大疑，乃平议焉”，“事无大小，皆令据律正不得疑奏。”又诏曰：“自今以后，非谋反、大逆、干纪、外奔、罪止其身而已。”太和三年（479）“令中书令高间集中秘官，制定法律”，对违反礼教的做法，都要以违法行为来处置。在实行均田令的同时， 孝文帝于太和十年（486）、十一年（487） 连续下诏：“凡轻系之囚，宜速决之，无令薄罪久留狱扦。”以此解脱一些无罪或轻罪被囚的犯人， 增加劳动人手，恢复农业生产。北魏律定本，成为了北周与北齐的法律制度源头。

——摘编自邓奕琦《北朝法制研究》

材料  胡政之（1889—1949），四川成都人，1916年他受聘出任《大公报》经理兼总编辑，从此一生以办报为业。当时的人们把眼睛只盯住政治舞台，他却推出“实业专纪”和“教育专纪”；随后开辟“特别记载”栏目，话题涉及财政、社会、外交等无所不包。1926年，胡政之联合吴鼎昌、张季鸾开办新记《大公报》，提出“一国之内如有新闻自由，它的政治必能相当清明。”他先后组织制定《大公报社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董监事联合办事处规章》等，创造性地向有特殊劳绩的员工赠予本报劳绩股，发展并培养了一大批新闻人才。抗战爆发后， 《大公报》在极为艰难的条件下相继创办了汉口版、香港版、桂林版、重庆版。1938年，胡政之发表《本报发行香港版声明》：“……严重外患，毁坏了我们国家人民多少事业，本报是民族事业中的渺小分子，当然亦不能例外。然所幸者，不独人心不死，人亦未死。虽然备历艰危，而一枝秃笔，却始终在手不放。”

——摘编自方汉奇等《<大公报>百年史》

材料  近代以来形形色色的文化教育思潮反映了中国社会的变迁，蕴含着丰富的历史信息。

结合所学知识，就材料中中国近代某一教育思潮，自拟一个具体的论题，并对所拟论题进行相应阐述。（要求：论题明确，阐述须有史实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