备考2020年高考语文一轮复习专题17：现代文阅读——传记、科普类文本

    材料一：

自5G面世以来，人们最关注的话题就是，5G技术跟传统的3G、4G技术有什么区别？全国政协委员、北京交通大学教授钟章队介绍，传统的3G、4G技术主要影响人们的通信方式，而5G主要应用于“人-机-物”互联，将解决人与人、人与物、物与物之间的沟通，更多的是实现与垂直行业融合，提升垂直行业信息化水平，“5G的大规模应用将彻底改变人们的生活，社会信息化水平将显著提升，人们每时每刻都能享受高速宽带网络冲浪服务，打破环境、时间限制。”

    技术的进步往往是层累叠加，比如越来越快的处理器，越来越清晰的屏幕，以及越来越快的网络速度。这些变化再一出现，便将带来革命，科技创新无疑会使这场革命加速。2019年将是5G元年，也将是5G竞争真正开始的一年……

    网络与交换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副主任、北京邮电大学教授彭木根表示，“人-机物”互联未来将成为常态，物联网或成为最大的主战场，各种物联应用将层出不穷，同时，彭木根也提醒，5G技术在为社会生活带来便利的同时，因其特有性质，也将带来信息安全和用户个人隐私等方面的问题。

    (摘编自《全国两会“联姻”5G：科创引擎轰鸣，强国未来可期》，2019年3月3日，人民网)

    材料二：

    我国1G-5G的发展历程

（摘编自《光明日报》2019年3月6日）

    材料三：

    新华社北京2月28日消息，近期，西班牙、德国、奥地利、阿联酋等多国业界相继表示，不会排斥中国企业的5G技术，越来越多的国家表示将向中企5G技术打开大门。当前，全球移动通信网络正面临从4G向5G过渡的关键时刻。5G具有速度高、反应快、容量大等特点，有助于大幅提升沟通效率，在与其他行业结合后，能够加速产能转换与技术创新。5G的到来，将为社会发展和人类生活带来重大变革。目前，在5G标准版本中，中国企业占有重要份额，并在大规模天线、超密集组网、车联网等关键技术方面具备领先优势。中国有可能成为最先实现5G商用的国家。为了抢占先机，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愿意在这个技术进步的潮流中落后。欧洲等地区业界以及舆论普遍指出，排斥中国企业可能导致自身5G普及的速度变慢。对于美国等西方国家所谓因“安全原因”而对中企采取压制的做法，业界广泛表示，网络安全的未来应该取决于事实而非臆断和凭空指摘。欧盟委员会警告“不要在片面分析事实的基础上”做出决定。

（摘编自《新华社》2019年3月11日）

材料一：

    2004 年，中国正式开展月球探测工程，并命名为“嫦娥工程”。嫦娥工程分为“无人月球探测”“载人登月”和“建立月球基地”三个阶段。2007 年 10 月 24 日 18 时 05 分，“嫦娥一号”成功发射升空，在圆满完成各项使命后，于 2009 年按预定计划受控撞月。2010 年 10 月 1 日 18 时 57分 59 秒“嫦娥二号”顺利发射，也已圆满并超额完成各项既定任务。2012 年 9 月 19 日，月球探测工程首席科学家欧阳自远表示，探月工程已经完成嫦娥三号卫星和玉兔号月球车的月面勘测任务。嫦娥四号是嫦娥三号的备份星，将与玉兔二号合作完成任务。嫦娥五号主要科学目标包括对着陆区的现场调查和分析，以及月球样品返回地球以后的分析与研究。中国人的探月工程，为人类和平使用月球迈出了新的一步。

    （摘自《百度百科•探月工程》）

材料二：

    中国因成为第一个将航天器降落在月球背面的国家而进一步赢得自豪感和威望。通过取得的经验、开展的试验以及与其他国家的合作，这将惠及全人类。探月行动可以测试新方法和新材料。月球还拥有丰富的矿产、能源以及像钛和铀这样的稀有元素。

    探月行动的高昂成本和专业知识意味着中国无法独自开展工作。嫦娥四号的合作伙伴包括德国、荷兰、沙特和瑞典。中国人可以自豪，不过所有人都将受益。

    （摘编自香港《南华早报》，2019 年1月3日）

材料三：

    1 月 3 日，一张清晰的月背影像图“刷屏”各大外媒。这是世界第一张近距离拍摄的月背影像图，由中国发射的嫦娥四号探测器拍摄，并通过“鹊桥”中继星传回。嫦娥四号探测器翩然落月， 首次实现人类飞行器在月球背面的软着陆，首次实现月背与地球的中继通信，开启了人类月球探测新篇章。

    《日本经济新闻》网站称，“进入 21 世纪后，成功让探测器在月球着陆的国家只有中国。中国有望在月球开发领域领先世界一步。”

    美国《天文学》杂志指出，“这次登陆是中国太空计划的重大成就，为世界各地的研究人员提供关于未开发的月球区域的新数据库。同时，这项任务将收集独特的数据，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早期的太阳系，甚至可能是早期的宇宙。”英国《独立报》也认为，“这次任务将是对月球遥远的另一面的开拓性观察。”

    英国《卫报》称，“此次任务的目的是详细测量月球的地形和矿物成分。鉴于着陆地——艾特肯盆地被认为形成于月球历史早期的一次巨大碰撞中，嫦娥四号可能会为月球的形成提供新的线 索。”

    在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国防战略与能力高级分析师马尔科姆·戴维斯看来，“嫦娥四号的成功是值得中国骄傲的，这不仅仅是一项科学使命。中国人对太空探索计划充满热情，并将其视为中国崛起的关键部分。”

    （摘编自《中国正开辟太空新时代》，人民网 2019 年 1 月 7 日）

材料四：

    近年来，全球太空探索产业经济及产业发展呈现出市场收入持续上涨、产业发展环境日益完善、参与主体不断增多、创新模式大量涌现等态势，对经济社会的影响和贡献日趋显著。

（摘编自《全球太空探索产业发展现状与趋势》，前瞻网 2019 年 1 月 9 日）

樊锦诗：敦煌的女儿

雷媛

    1962年，24岁的樊锦诗第一次到敦煌，这位正在北京大学读书的女大学生受到了大震撼。莫高窟太美，壁画雕塑，无不精美，学考古的她深知它的珍贵。

    她与彭金章在毕业分配时约定，自己在敦煌“玩”三年，把壁画、彩塑看个遍，就奔向武汉，两人成家。期限到了，彭金章没见着人影，就赶往敦煌。看到朝思暮想的恋人，彭金章傻眼了：“变土了，哪像在北京读书时候的样子。”他们一起看洞窟，彭金章再次傻眼了：“太震撼了！”但他没有留下来的打算。自此，两人过着牛郎织女般的生活。直到1986年，由甘肃省委、省政府出面，把已经在武汉大学工作了23年的彭金章调到敦煌研究院。在结婚21年后，他们一家终子在敦煌团聚了。

    1979年，敦煌对外开放。世界各地来参观的人越来越多，莫高窟的名气越来越大。但到了旅游旺季，因游客超载所产生的二氧化碳、湿气等对洞窟壁画造成的损害难以估量。樊锦诗的心抽紧了，“真担心有一天从梦里醒来，莫高窟不见了。”

    20世纪80年代，敦煌石窟的保护工作已经从50年代的看守式保护和抢救式保护阶段进入了科学保护的新时期。到1998年樊锦诗出任敦煌研究院院长时，如何破解保护与利用的矛盾，实现敦煌遗产永久保存，成为她日夜思考的问题。

    2003年，樊锦诗提出了“数字敦煌”的概念。为什么要提？她的回答很明确：“游客越来越多，直觉就是高得不得了。不让看不行，看坏了也不行，当时院里正在搞数字化，这给了我一个启发，能不能让游客在洞外面看？后来明白了，以当时的技术是做不到这一点的。”

    “数字敦煌”的概念一提出就引起了很大的争论，质疑声不绝于耳。“那时候我真的很孤立。”为了让大家理解自己的想法，樊锦诗逢人就说“数字敦煌”，一说就是一两个钟头。

    对计算机并不熟悉的樊锦诗，开始着手大量资料的查阅。樊锦诗抓住一切机会向同行请教，哪怕一个数字、一个细节也会刨根问底。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知识的积累与眼界的开阔，更加坚定了她“让科技引领和支撑莫高窟保护”的理念。

    “数字敦煌”的进度是慢工出细活，一幅壁画要用轨道固定相机拍摄，一面墙可能要几千张照片才能拼起来，一个洞窟要做一份档案，492个洞窟就要做492份档案。事实上每个洞窟的档案照片，最少要保证有窟形、窟顶和四壁各一张，才能算得上一个洞窟最起码的照片全面记录。如此算来，莫高窟最少要有3000张洞窟档案照片。

    在樊锦诗的积极努力和支持下，《濒危珍贵文物信息的计算机存贮与再现系统研究》《曙光天演Power PC工作站在文物保护工作中的应用研究》《多媒体与智能技术集成与艺术复原》等数字化项目相继完成，敦煌壁画数字化存贮与再现技术水平持续提高，取得了良好的成果。2003年，在她的策划与提议下，建设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的建议，得到了国家的大力支持。2014年8月1日，敦煌莫高富前的金色建筑像流动的沙丘在大漠戈壁上缓缓隆起——敦煌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正式运行。

    在同行眼里，樊锦诗还是一名在国内外享有很高声誉的敦煌学者。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樊锦诗的带领下，敦煌研究院全体科研人员在石窟考古、佛教美术、文献研究等很多领城都取得了新成果，敦煌研完院已经成为国际敦煌学研究的最大实体研究院，“敦煌在中国，敦煌学研究在国外”的历史已不复存在。她运用考古类型学的方法，完成了敢煌莫高窟北朝、隋、唐代前期和中期洞窟的分期断代，揭示了各个时期洞窟发展演变的规律和时代特征，先后撰写了《莫高窟北朝洞窟分期》《莫高窟隋代洞窟分期》等论文。这些敦煌石窟分期排年的学术成果，不仅确定了洞窟本身的时代，而且为敦煌石窟的各项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她主持的《敦煌石窟考古全集》第一卷的出版，将敦煌石窟考古带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著名国学大师、香港大学教授饶宗颐先生称此报告“既真且确，精致绝伦，敦煌学又进一境，佩服之至。

（有删改）

高分卫星真“高分”

    2019年3月21日，我国高分辨率对地观测系统重大专项（以下简称高分专项）的两颗卫星——高分五号、六号卫星正式投入使用。自2010年批准启动实施以来，高分专项已成功发射六颗卫星，数据源不断丰富。

    作为国内光谱分辨率最高的卫星，高分五号还是国际上首次实现对大气和陆地进行综合观测的全谱段高光谱卫星。有了高光谱分辨率这项技能的加持，高分五号在环境监测上更加“火眼金睛”。比如，卫星在进行水体监测时，没有高光谱手段，很难区分水体里的水草和水华，给出的反馈是同一类物质。分辨率提高后，高分五号卫星能够精确感知雾霾、臭氧、二氧化氮、二氧化硫等大气主要污染物的分布、变化和运输过程，让污染气体无处遁形。高分五号卫星还能准确鉴别饮用水源地、重点湖库的水质情况，及时跟踪内陆水体蓝藻、绿藻、黄藻等藻类污染物的生长变化，为水体保护和污染防治提供解决方案。在轨测试期间，高分五号还成功地监测了北京局部地区高温、青藏高原冰川群和积雪分布等情况，并为2018年雅鲁藏布江米林滑坡堰塞湖、印尼海啸等国内外灾害及时提供了应急观测服务。

    高分六号的特别之处则在于新增了两个红边波段传感器，是我国第一颗具备红边波段传感器的卫星。正是因为有了这两个红边波段传感器，高分六号被誉为“中国农业一号卫星”。在高分六号之前，高分卫星的遥感数据已经应用于农业。但是，作物生长时间一般较短，对卫星监测的时效性要求较高，而且我国地域广阔，作物类型多样，种植结构复杂，作物监测内容较多，此前的遥感数据不能完全满足要求。

    周清波介绍，高分六号在轨测试期间，他们重点对该星新增波段的应用效果进行了测试。测试结果表明，增加红边等波段后，卫星影像的颜色更加丰富多彩，增强了不同地表覆盖，特别是不同作物类型和不同生长状态之间的差异的识别能力。而且，在作物类型识别、作物长势诊断、果园等农用地监测中，精度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比如，土地覆盖监测和秋收作物识别的总体精度分别提高了15%和9%以上。

    高分六号投入使用后，与高分一号卫星组网，对我国陆地区域的重访时间由4天缩短为2天，时间分辨率提高一倍，极大提高了遥感数据的获取规模和时效。目前，科研人员利用高分六号的新增波段，改进了作物识别、农田洪涝灾害监测、土地沙化调查、积雪覆盖监测等技术方法和模型，并已用于2018年的玉米和大豆面积监测、安徽洪涝灾害作物损失评价、部分地区果园和设施农业分布调查等工作。

    高分五号、六号投入使用后，极大缓解了我国对国外卫星遥感数据的依赖，也有效弥补国内外已有中高空间分辨率多光谱卫星资源的不足，提升国产遥感卫星数据的自给率和应用范围。不过，“目前来看，可用的国内外卫星数据还远不能满足应用的需求，在覆盖能力、重访能力方面还很不足。”赵少华指出，我们还需要更多的环境专用载荷，需要更多的卫星一起组网，提高监测水平。此外，赵少华还强调，高效使用数据是卫星应用成效发挥的重要环节。针对很多新型载荷，我们需要更多地加强其应用算法的研究。

    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国防科工局局长、国家航天局局长张克俭表示，今年年底，我国还将发射高分七号卫星，全部完成天基系统的建设任务，高分专项的重点将转向应用体系的建设上，进一步健全高分专项的共享渠道、畅通高分数据应用的高速公路，不断丰富和完善高分数据应用产品体系，使越来越多的遥感数据应用产品服务于国内，并走向国际。

（有删改）

我的父亲常书鸿与他的敦煌情缘

常嘉煌

    父亲与敦煌的结缘，源于1935年某一天在塞纳河边的一场“邂逅”。那一天，父亲从卢浮宫出来，按照多年在巴黎散步的习惯，顺便溜达到塞纳河边的旧书摊。

    在美术图片部，他不经意发现了一部由6本小册子装订成的《敦煌图录》。

    这套《敦煌图录》是1907年伯希和从敦煌石窟中拍摄来的。以前在卢浮宫，父亲总是对西方绘画中的人物惊叹不已，这是他第一次认识到，来自故乡的艺术同样生动有力。父亲被深深地震撼了，他站在旧书摊前一直看到暮霭时分。

    并不是每一个偶然翻到伯希和《敦煌图录》的中国艺术家都会将自己的命运与敦煌联系在一起。我相信，冥冥之中有一种力量在指引父亲走向敦煌。

    那时父亲已是在法国取得桂冠的东方画家，画廊向他发出的订单很多，他完全可以在异国过着一种舒服而优裕的生活。但站在这些来自祖国的艺术瑰宝前，父亲仿佛一下子找到了终生创作的源泉，内心深处有一个声音在召唤着他回中国、去敦煌。

    1936年，父亲终于坐在了回祖国的火车上。但因那时西北战局不稳定，他只好先在北平国立艺专教书。

    1942年，河南洛阳龙门石窟的大型浮雕《皇后礼佛图》被人劈成无数碎片后分别包装偷运出国。全国舆论对于国宝的讨论沸沸扬扬，由此也提及了敦煌石窟历次所遭受的劫掠和破坏。时任监察院院长的于右任极力推动对敦煌文物的研究和保护，在他的提议下，政府成立了敦煌艺术研究所，而父亲被推选为筹委会副主任。

    经过6年的漫长等待，而今就要实现去敦煌的理想，父亲十分兴奋，立即着手准备西行。1942年冬，他只身赶赴兰州，在那里招兵买马，聚集了5个人。1943年2月，他们一行6人像中世纪的苦行僧一样，向着心中的艺术圣地敦煌出发。

    走了一个多月，总算到达了有“风城”之城的安西。他们这几个初次出塞的旅客，雇了十几头骆驼，又告别安西，走入真正的荒凉之地。经过三天两夜饱受困乏和饥渴的行程之后，终于到达了莫高窟。

    到达敦煌的当天，父亲就顾不上休息，对敦煌做了初次巡礼。在名震世界的藏经洞前，他百感交集。1900年，这一洞中发现3万余件敦煌文物，但却被法国人伯希和等劫走了近万件。洞窟仅仅剩下了一尊塑像和一幅壁画，而40多年后这样一个伟大的艺术宝库仍然得不到最低限度的保护，窟前还放牧牛羊，洞窟被当作淘金人夜宿之地。他们就在那里做饭烧水，并随意砍伐树木。父亲晚年常对我说，那时，面对眼前的满目疮痍的敦煌，失望之余，他又从内心默默地说：我既然来了，就要保护你。

    父亲的敦煌生活就这样开始了。第一顿饭用的筷子是刚从河滩红柳树上折来的树枝，吃的是盐和醋拌面。第一个夜晚是一夜风沙。第二天，开始清理掩埋洞窟的积沙，他们和民工一道，自制“拉沙排”，打着赤脚，清除积沙。接着，他们造了一条长达960米的围墙，敦煌石窟保护工作从此开始。

    生活虽艰辛，但洞窟编号、内容调查、美术临摹却都在紧张进行中，因洞中幽暗，没有照明器材，临摹壁画时就在小凳上工作，一手举小油灯，一手执笔，照一下，画一笔。临摹窟顶画时，头和身子几乎成90度的直角，时间一长，就会头昏脑涨，甚至恶心呕吐。为了搞清画中内容，父亲还强迫自己念经文，然后在洞窟中面壁琢磨，一一对照。就这样，到1948年，父亲带领研究所完成了“历代壁画代表作品选”等十几个专题，共选绘摹本800多幅，为敦煌资料的调查、积累打下了坚实基础。

    当时没有人力，缺乏经费，他们要自己搭脚手架，修简易栈道。进洞子要连爬带跳，从危栏断桥上匍匐前进。有一次，父亲和另两个同事到莫高窟最高层第196窟，梯子倒了，他们被困在洞中，上不着顶下不着地。父亲本想从崖头爬上山顶，但站立不稳，差一点摔下去。手中的记录卡片飘飘荡荡落到了崖下，像一大片上下翻飞的蝴蝶。幸好有同伴到山下拿了绳子来，从山顶吊下去，才一个一个地把他们都拉到了山顶。

    1943年，来敦煌临摹作品的张大千离开莫高窟时，半开玩笑地对父亲说：“我们先走了，而你却要在这里无穷无尽地研究、保管下去，这是一个长期的‘无期徒刑’啊！”  的确如此，眼前是沙，远处是荒漠、戈壁，莫高窟离最近的村舍有30多里，自然条件的苦也许还好克服，但远离社会的孤独感和隔绝感都成了最“致命”的病毒。有一年夏天，父亲的一位同事发高烧，大家准备了一辆牛车要送他进城医治，但要走6小时才能到城里。临行前，这个年轻人哭着对父亲说：“我死了之后不要把我扔在沙堆中，请你们好好把我葬在泥土里……”病愈后，他就坚决辞职回南方去了。而父亲却一呆就是四十年！

    1948年在南京、上海举行敦煌艺术品展览时，父亲将所有的临摹品寄到南京展出。之后，国民党教育部长朱家骅手谕令父亲把东西运到台湾，并让父亲跟他一起走。而父亲毫不犹豫地立即返回敦煌，他早已把自己的命运和敦煌联系在一起，离开敦煌，便等于放弃他的生命。

    1968年中苏关系非常紧张，研究所离中蒙边境线只有几百公里，于是不断疏散人员。有一天他问我：“看过《冰海沉船》吗？”我说看过。他又说：“如果有一天敌军打了过来，我就要像那位船长一样，和敦煌一起毁灭。”这句话深深地烙在我心里，让我意识到，敦煌对父亲如同生命般重要。

    1982年，父亲被调到北京，任国家文物局副局长，但他的心一直在敦煌。此后，他一直想找机会再为敦煌工作，但始终没能实现。父亲内心十分苦闷，给别人写信都称自己“客寓京华”。父亲在家中挂了好几个铃铛，微风一吹，叮叮当当，他就感觉自己又像是回到了敦煌，在莫高窟聆听大佛殿的风铃声。他无数次写过这样的话：“夜夜敦煌入梦来……”

    父亲去世后，母亲按照他生前“死了也要厮守敦煌”的遗愿，将他一部分骨灰埋在莫高窟旧居院内父亲亲手种植的两棵梨树中间，墓碑正对着莫高窟大佛殿。墓碑上，刻着赵朴初送他的5个字“敦煌守护神”。

（有删改）

无机材料大师严东升：生而为国

    2016年9月18日早上5点56分，世界著名材料科学家、我国无机材料科学技术奠基人、两院院士严东升在上海瑞金医院病逝，享年98岁。严东升去世后，上海硅酸盐研究所的官网首页用1/4板块推出醒目的“沉痛悼念严东升先生”专栏。

    1949年新中国成立，正在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做博士后研究的严东升欣喜若狂，迫不及待想要回到祖国，以了“矢志科学，许身报国”的心愿，1950年2月，他中断了博士后研究历经周折回到祖国。

    严东升先生是中国当代无机材料科学的重要奠基人。七十多年来，他始终将自己的科技实践与国民经济、国防建设和社会发展紧密结合。在无机材料科学领域辛勤耕耘，为中国科学事业的建设发展设计着蓝图并积极实践。

    刚一回国，严东升就马不停蹄赶往开滦化工研究所着手耐火材料的研究，因为他知道，新中国正处于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亟须重工业的崛起。1954年，严东升被委以重任，解决包头钢铁厂原料——包头铁矿石含氟量高给高炉炼铁带来的严重问题。其间，大到宏观组织调控队伍，小到研究数据的精确统计，从车间到实验室、办公室，严东升都亲力亲为，巨细无遗，为我国钢铁工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上世纪60年代，严东升参与创建了上海硅酸盐研究所。在这里，他把科研方向从传统硅酸盐材料研究调整为先进无机材料科学指导下的新材料研究，主持研究的陶瓷基复合材料，获得国家发明奖一等奖。

    严东升先生是著名的战略科学家。他参与了中国第一个科技规划《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和《1963—1972十年科技规划》的起草工作。1984年，他主持制定了《关于中国科学院科技体制改革的汇报提纲》，对中科院的科技体制改革采取了一系列面向经济建设与发展的重大举措，为全国科技体制改革积累了宝贵经验。他主持开展了中国科学院学部咨询项目《长江三角洲经济与社会可持续发展若干问题》，受到了国家和地方政府的高度重视，在推动长江三角洲地区发展方面起到积极作用。

    严东升一生简朴，“不管在哪儿，你都能看到严先生西装革履，穿戴整洁，但你绝对看不到他穿名牌，都是非常普通的衣物”。但他对青年学子和科研教育的出手却“阔绰大方”。严东升的第一个博士生高濂在悼念恩师时说：“1996年，严先生获得‘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奖’，他领完奖回所后到我办公室，拿出奖金支票和一沓银行的定期存单，有到期的，也有未到期的，有严先生名下的，也有师母名下的，看得出来是拼凑的。他对我说，这里一共20万元，交给所里，作为创立‘严东升奖学金’的款项，帮助贫困生。”

    他一生关心和提携后进，乐于、善于发现和支持富有创见的年轻人。他鼓励年轻科研人员“走出去”，参加各种国际学术会议，到国外优秀实验室进行合作研究。在如今的材料科学领域里，活跃着一批他培养和指导的学生及科研人员，其中相当一部分已成为我国科技事业的领军人物。

    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严东升留给后人的，除了丰硕的科研成果，还有高尚的人格魅力。

    (摘编自龚新叶《环球人物》)

相关链接：

    中科院上海硅酸盐所剑林研究员始终记得，1989年毕业那年很多人都选择出国，严东升反复同他讲，国内缺少年轻科学家，尽量多待在国内搞科研，出国的事我来安排。留学期间严东升给他写了很多信，最常关照的一句话是“一定要回来”。严东升的学生们都如期回来了。

    (董纯蕾《人生辛苦半九十：追忆“双料”资深院士“完美大家”严东升》)

愿将一生献宏谋

    于敏的青少年时代是在战乱中度过的。高中毕业后，他考取了北大工学院电机系，但沉静好思的性格使他更倾心于理科，他最终转至理学院物理系，并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研究生毕业后，于敏受到我国核物理学家彭桓武和钱三强器重，调入近代物理研究所工作，从事原子核理论研究、他与合作者提出的原子核相干结构模型，填补了我国原子核理论的空白。

    1961年，钱三强交给于敏氢弹理论探索的任务。这不仅意味着他必须放弃已经卓有成就的基础理论研究，而且须隐姓埋名，常年奔波。但于敏没有犹豫，“抗美援朝的时候，美军统帅曾建议用核武器袭击中国。我们没有自己的核力量，就不能有真正的独立。面对这样庞大的题日，我不能有另一种选择”。从此，28年里，他像是销声匿迹了一般，身影消失于公众的视野，甚至连他的妻子都说：没想到老于是做这么高级的秘密工作的。

    为了尽快研制出中国自己的氢弹，于敏废寝忘食。在研制方案终于有了一些眉目后，他带领几十名科研人员赶赴上海华东计算所，那里有中国当时仅有的一台每秒万次的计算机。为加快氢弹研制速度，在一百多天的日子里，于敏经常半跪在地上分析堆积如山的计算纸带，反复研究分析计算结果，最终以他超乎寻常的物理直觉，在复杂纷乱的现象和数据中找到关键，形成了从原理到结构都基本完整的中国氢弹理论设计方案。这就是中国核武器研究史上著名的“百日会战”。

    核试验场远在大西北，生活条件相当艰苦。于敏八上高原，六到戈壁，拖着疲弱的身体来回奔波。在首次氢弹原理试验前，为了确保能拿到测试结果，他顶着戈壁滩零下三四十摄氏度的刺骨严寒，半夜爬上102米的铁塔顶端，检查和校正测试项目屏蔽体的摆置。1967年6月17日，罗布泊沙汉腹地，一朵蘑菇云升腾而起，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了！爆炸当量为330万吨级，与理论设计完全一样！那一年，于敏不过41岁。从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到第一颗氢弹实验成功，美国用时七年零三个月，而我国仅用了两年零八个月。尽管在氢弹研制中居功至伟，但对于“氢弹之父”的称号，于敏从不以此自居。

    于敏没有停止脚步，为了研发二代核武器，他带领团队在四川绵阳的深山里开启了核武器研究的新征程。日夜无休的科研加上实验中放射性物质的侵害，使他的身体变得越来越虚弱。他曾三次与死神擦肩而过，但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鼓舞着他，最终，关键技术得以突破，我国核武器技术发展迈上了一个新台阶。1986年，他对世界核武器发展趋势作了深刻分析，与邓稼先、胡思得一起向中央递交了《关于中国核武器发展的建议书》，希望加快核试验进程。正是这次上书，使我国提前规划了核试验的部署，至1996年《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签署，于敏的战略眼光为我国争取了宝贵的十年核试验时间。他又被视为我国核武器事业发展的战略家。

    在研制核武器的权威物理学家中，于敏被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朝永振一郎称赞为中国的“国产土专家一号”。但他对自己的学生说，“土专家”不足为法，科学需要开放交流和开阔视野。因此，他鼓励学生出国留学，但留学后须“回国再给国家做点事儿”，“不要到老了才回来，落叶归根只能起点肥料作用，应该在开花结果的时候回来”。

    胡思得说，每次和于敏出差，都能在他床头发现一本唐诗或宋词。诗词艺术带给于敏的是在核武器事业上不断寻求突破的远志广学，是一生致力于为国谋策的鞠躬尽瘁。在73岁那年，于敏以一首《抒怀》诗总结了自己的一生：

忆昔峥嵘岁月稠，朋辈同心方案求。

亲历新旧两时代，愿将一生献宏谋。

身为一叶无轻重，众志成城镇贼酋。

喜看中华振兴日，百家争鸣竞风流。

    于敏，一个铸核卫盾一甲子的传奇。“愿将一生献宏谋！”他，兑现了对祖国的诺言！

【相关链接】①于敏（1926—2019），我国著名核物理学家，对我国科技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和国防实力的增强作出了开创性贡献。荣获“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国家最高科技奖、改革先锋称号，被评为“国防科技事业改革发展的重要推动者。”（摘编自百度百科）

②“离乱中寻觅一张安静的书桌，未曾向洋已经砺就了锋锷。受命之日，寝不安席，当年吴钩，申城淬火，十月出塞，大器初成。一句嘱托，许下了一生：一声巨响，惊诧了世界；一个名字，荡涤了人心……”（2015年“感动中国”写给于敏的颁奖词）

材料一：

    不久前，国家卫健委发布《“互联网+护理服务”试点工作方案》，确定在北京、天津、上海、江苏、浙江、广东等6省市开始试点。

“网约护士”从设想走向现实，有助于为患者尤其是老年人提供更多便利。目前，中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达到2.4亿人，需要长期护理的失能、半失能老年人达到4000万人。以往，腿脚不便的患者、老人去医院是一个巨大的工程，全家上阵，抬轮椅上下楼，帮着排队挂号、缴费，劳心劳力。而很多时候去医院，可能只是做简单护理，处理创面、换针头等。如果有护士上门护理，对于患者以及家属来说，将大大减轻负担。对于一些不愿意住院的癌症晚期患者、高龄失能老人，专业的安宁疗护服务还可以减少疼痛，提高生活质量，延长生存时间。

    在这一过程中，有3个问题比较受关注。首先是医疗安全。按照现有规定，医疗护理应该在医疗机构内开展，医、护、药服务协同配合，确保服务效果以及医疗风险可控。如果上门开展护理服务，如何得到其他医疗服务的协同配合保障，以减少风险？其次，上门护士的人身安全如何保障？最后，有经验的护士都在医疗机构内执业，护士总体人数短缺，工作也比较繁重，如何让有经验的护士从原有繁重工作中抽身，并愿意上门提供服务？这些问题，有赖于在未来的试点工作中进行探索，将成功的试点经验及时推广。

材料二：

2015—2018年移动医疗APP数量

大型科技公司在互联网医疗领域的布局

历年中国新增智慧医疗企业数量

材料三：

    实体医院与互联网医院联姻后，患者可随时向医生咨询病情，不用挂号排队，在网上即可上传相关诊断材料，拿到医生的处方和治疗方案，整个咨询过程简单，诊疗费用透明。值得注意的是，患者不再受地域限制，无论来自哪里，都能向跨区域的专业医生咨询问诊。

    实体医院与互联网的联姻，充分利用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互联网技术，为患者带来便捷的就诊体验，还能合理利用医疗大数据资源，提升医疗的质量和安全。从底层上打通各种专科医疗数据，反哺临床研究，帮助提升疗效。

    对于实体医院互联网化的前景，人们期待互联网医院能让实体医院优质的医疗资源更高效地利用起来，缓解当前医疗资源分配不均衡的现状，让更多人享受到智慧医疗带来的便利。

    业内人士指出，线下诊疗有一套完善的质控标准，例如医生的操作规范等均有指南。在与互联网结合过程中，实体医疗行为如何进行医疗质控？患者线上就诊，医患交流有什么标准控制？发生纠纷如何处理？对此，配套制度和相关法律法规需要作出明确界定和规范。

汤一介，中国哲学问题的思考者

    汤一介于1927年2月16日生于天津，出身于书香门第，父亲汤用彤则是哲学大家。父亲嘱咐他的两句话“事不避难，义不逃责”是家风。

    汤一介爱书，有一些书对他的一生产生了深运的影响。多少年后，汤一介这样回忆道：“在我读了《绞索套在脖子上的报告》后，似乎精神境界有一个升华，可以说我有了一个信念，我应做个热爱生活、热爱人类的人。在这几十年的生活中，在各种运动中我整过别人，别人也整过我，犯了不少错误，对这些我都自责过，反省过。但我在内心里，那种伏契克式的热爱生活、热爱人类的情感仍然影响着我。人不应没有理想，人不能不热爱生活。”

    1949年前，汤一介学习哲学，除了家学的影响之外，更多的是想去寻找真理、探讨人生的意义。19岁时汤一介曾经写出了《论善》《论死》《论人为什么活着》几篇文章，表达了自己的思想观点，显露了作为哲学家的才华。1951年自北大哲学系毕业后，汤一介便留校任教，为北大哲学系资深教授。

    汤一介的学生、北京大学哲学系主任王博1985年上了汤先生第一堂课，汤先生给他讲授魏晋玄学，讲课给王博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王博也成为众多弟子中陪伴汤先生走完最后一段路程的学生。

    “先生刚毅木讷，温而厉。”因工作原因，王博与汤一介多有接触，在王博眼中，汤先生在学术研究上可以用“严厉”来形容，一丝不苟，十分严谨，表达学术观点非常直白，待人接物非常温和，不管谁有需求，汤先生总是尽力满足。

    2012年汤一介获首届“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颁奖词中将他描述为：“汤一介先生力主思想对话，引领风气之先，传承中国学脉，执掌《儒藏》编修。他所创办的中国文化书院，重启了传统文化热潮；他所主张的普遍和谐、中国解释学和新轴心时代，激活了融通中西的世界之中国；他所撰述的《郭象与魏晋玄学》《中国儒学史》，弥伦群言而精研一理，为中国思想的当代价值立言辩德。”

    汤一介曾获得很多美誉，哲学巨匠、儒学泰斗、国学大师等等。对此，他同已故学者季羡林一样，坚辞拒绝。在汤先生看来，不仅他不是大师，这个时代也没有大师。他在《汤一介传》中说得很清楚：“我说现在没有大师，是因为还没有一个思想体系被普遍接受，还没有出过一本影响世界的划时代著作。”他认为，20世纪后半叶的学术氛围不够自由，把思想禁锢在一个框框里边是不能产生划时代的著作的。

    汤先生在病中仍不忘文化复兴。今年6月19日，抱病在身的汤一介还出席了十卷本的《汤一介集》发布会，“我想继续再写文章，讲我自己的感受，讲我对人类社会的理解，讲我对天人关系的理解。作为一个哲学家或哲学工作者，最主要的特点是思考问题，提出问题供大家参考，而解决问题则需要靠大家一起努力。我应该继续努力把我想的问题提出供大家讨论，这样才不负作为一个学者、一个教师的责任。”

（选自“人民网”）

【相关链接】①“汤一介为人谦逊，对人随和。他继承了中国传统道德，宽厚诚信，不怕艰苦。生命中经历的那些坎坷挫折自不待言，但他始终以宽容心对待所有的人和事，始终认真扎实地治学。而在学术上，他高屋建瓴。此前我国只有道藏、释藏，并无儒藏。而汤先生意识到这一点，便组织编纂，耗费毕生精力。身体力行把中华文化传播到国外，让越来越多的人喜欢并了解中国文化。”（北大教授彭燕韩）

②“汤先生不喜欢让人称他为大师，我们叫他大先生，是因为他让我们找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根，他引领我们‘回家’。”（中国文化书院院长王守常）

他们曾骑着白马穿过中国

潘采夫

    ①2010年11月24日，黄霑去世六周年。奇怪的是，想起他的时候，竟丝毫没有伤感的情绪，我只记住了他离去时做了一个鬼脸，还有一声长笑。

    ②当然这个记忆是骗人的，一个肺魔缠身的人自有太多苦痛。记得六年前做告别霑叔专题的时候，有的报纸用了“沧海一声哭”的题目，嵌入得巧，只是意境落了下乘，编辑不懂，霑叔什么时候哭过？

    ③戴上耳机听《沧海一声笑》，搜集了六七个人的版本，任贤齐班门弄斧，将一首神曲弄得俗不可耐，江智民中规中矩，罗文的声音华美，许冠杰唱出了神韵。听来听去，原来这首歌只专属黄霑一人。最让我热血流动的是黄霑、徐克、罗大佑三人合唱的版本，徐克算是配角，罗大佑声音粗粝，已有身在江湖的感觉，而黄霑声音自由不羁，不讲技法，如旷野风声，又如谁在滚滚江边纵声长啸，歌者动容，听着惊心，这种慷慨悲凉的味道，是别人无论如何学不来的。

    ④徐克和罗大佑已经是人中翘楚，但仍然配不上与黄霑合唱此曲，金庸在《笑傲江湖》描写的曲洋刘正风，不下于俞伯牙钟子期，我以为最好的组合，应是倪匡、黄霑和金庸。金庸入世儒生，黄霑游走红尘，倪匡笑瞰三界，而且精神层面都达到了最高水准，隐隐有儒道释齐聚绝顶的气势，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三人唱起“沧海一声笑，滔滔两岸潮”，那是我能想到的“朝闻道夕死可矣”的场面。

    ⑤每次想到黄霑，想到倪匡，想到金庸，都忍不住慨叹，这是怎样的人中龙凤啊！得有怎样的水土，多少的历史，才能让这样的人现于世间。游龙戏凤，惊鸿一瞥，他们走后，就再也见不到这样的人了。

    ⑥所以，我一直想弄清楚，他们到底是从哪里来的？他们受过什么样的教育？他们为什么汇聚在了那时的香港？这样人的以后还会再有吗？

    ⑦黄霑生于上世纪四十年代的广东，1949年到了香港，他的香港经历我们比较熟悉了。金庸出生在民国时期的浙江海宁，是当地书香望族，自小就在战争中流亡，但学业不废，弱冠成为报人，去香港大公报供职，这才有了后面的办《明报》，写武侠的经历。

    ⑧最传奇的是倪匡，他同样出生在民国，在内地还当过军人、警察，五十年代到内蒙古垦荒，因冬天拆了一座小桥当木柴，被以反革命罪羁押数月。他决心逃走，从内蒙古、上海一路伪造公章逃到广州，然后偷渡到香港，从此一生再不北望神州，不迈进大陆一步。

    ⑨这是黄霑他们那一代的经典路线图，其实何止这三人，太多人走了这样的轨迹。梁羽生是这样，胡菊人是这样，余英时是这样，他们是到了香港；雷震、殷海光、李敖、许倬云也无不同，他们只不过是到了台湾；而唐德刚、巫宁坤等人去了美国。

    ⑩如果把这些人的人生轨迹一一盘点出来，就是一幅文化“流民图”，他们都是严复、梁启超、陈寅恪的文化余脉，像鸟一样离开民国故土，从此成为海外游魂。唐德刚的《五十年代的尘埃》，巫宁坤的《一滴泪》，黄霑的“浪奔浪流，万里江水滔滔永不休”，金庸的“塞上牛羊空许约”“谁家子弟谁家院”，余英时的五四研究，许倬云的《万古江河》《风雨江山》，听听这些名字，这些句子，哪一个不是深藏着去国之痛，文化之殇？英风之下，多有斑斑泪痕，有如孤鸟之悲鸣。

    ⑪他们都曾骑着白马穿过中国，这就是那一个时代的中国文化地图。

    ⑫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黄霑能够“沧海一声笑”，林夕不能，方文山不能，余华不能。黄霑生在民国，受过完整的民国小学教育，然后投奔香港，香港成为民国文化人的诺亚方舟，人文荟萃之地，他们文脉未断，香火不绝，同时有着对万里家国的深沉记忆，以及去国怀乡的隐隐痛伤。最最要紧的是，那时的香港，成了自由的灯塔，经济的中心，文化的集散地。这些风云际会，这些因缘巧合，当得上一句空前绝后，连台湾都不具备这样的条件。而今天的香港，文脉渐渐杳然，今天的台湾，也不再是当年的水土了。所以只有那个年代的香港，才能诞生黄霑，才能诞生倪匡，才能诞生金庸。不会有别处。

    ⑬这样的人也许不会再有了，但也许未来还会有，但我看不到了。

（摘编自《人文读本》）

白寿彝的通史情缘

    白寿彝（1909—2000）是著名史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在中国通史编纂领域建树颇丰。近代以来，撰写中国通史始终是众多中国史家矢志不渝的崇高追求。白寿彝先生总主编的多卷本巨制——《中国通史》将这一事业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峰。

    1962年，白寿彝先生参加了巴基斯坦举办的国际史学大会。国际友人向中国代表表达了希望看到新中国史学家编写的历史著作的心声。作为历史学家，他深受感动和鼓舞，决意要在有生之年抓紧时间撰写一部中国通史。1972年，周恩来总理提出要编写中国通史的任务，相关部门曾两次组织写作班子，但都没有成功。此时，白寿彝撰写中国通史的信念依旧坚定不移：“我们这么大的国家，有这么长这么丰富的历史，我们不能满足那么简单的几本小书，这跟我们这个伟大的国家不相称。”白先生将撰写中国通史作为历史和时代赋予的神圣使命，提升了自身的精神境界。

    1974年，白寿彝再次访问巴基斯坦，国际学者纷纷打听中国历史新著情况。白先生无言以对，心里很难过。虽然距离上次访巴已经过去了十二年，但中国仍处于“文革”时期，不可能拿出新成果来。

    白寿彝从1977年组织精干力量编撰小型中国通史。1979年，他将30万字的《中国通史纲要》交付出版社。该书一经出版就受到了学术界的欢迎，发行总数逾百万册，并有英、日、德、法等多个语种版本问世，美国有些州甚至还将其作为学校的教材。

    1980年，《中国通史纲要》完成出版后，白寿彝就开始了大型中国通史的编撰工作，而此时的他已年逾古稀。一个学者已经走过了70年的人生道路，还能实现编撰《中国通史》这个夙愿吗？这是一个严峻的挑战。白寿彝平静地接受了这个挑战。他说出了一句平实却也极不平凡的话：“我70岁以后才开始做学问。”

    20年的时光在历史长河中只是短短的一瞬，然而对于一个70岁的老人而言，却意味着他生命的全部。1979年，年届古稀的白寿彝雄心勃勃，腰板挺直，步履矫健，笑声朗朗，全无老年人的暮气。但1400万字书稿的修改与审定，以及纷繁复杂到常人无法想象的组织协调工作，耗去了他整整20年的光阴。1999年，当人们欢欣鼓舞聚集在北京庆贺白寿彝先生九十华诞和《中国通史》全部出版之际，他却连站立起来的力气都没有了。这位睿智的老人，为了编纂这部巨著已罄尽了所有。

    在《中国通史》长达20年的编撰过程中，仅主编就有20多位，作者达500位之多，而一个耄耋老人毫无怨言地承担下了所有的组织协调工作。

    从1975年，白寿彝提出编撰《中国通史》的倡议，得到了众多响应，到1983年《中国通史》编纂课题被定为国家重点科研项目。整整八年，没有科研经费的支持，完全靠着白先生的人格魅力和个人学术威望开展工作。

    白寿彝不放弃任何机会孜孜不倦地工作，包括四次住院手术和去北戴河疗养的日子。他每次都把病房当作工作室，资料书稿堆满了整个房间。在双目几近失明的状态下，他凭借顽强的毅力，采用耳听口述的方式，完全通过思维能力组织文稿的写作和审定。在审稿过程中，白先生非常认真，遇到任何疑点，一定要核实。

    就这样，白寿彝坚持将1400万字的书稿审阅、修改完成。1999年3月，由他总主编的12卷22册1400万字的《中国通史》全部出版。

【相关链接】在《中国通史》众多的主编和作者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白寿彝相交多年的挚友，如考古学家苏秉琦，甲骨文专家胡厚宣，科技史专家王振铎，语言学家季羡林，历史学家周一良、何兹全、韩儒林、史念海、王毓铨、陈旭麓、韩国磐、陈光崇等等。著名史学家侯外庐担任全书编撰工作的顾问。

一个传统的中国文人

金庸

    金庸，学名查良镛。后来写小说，把“镛”字拆开，笔名“金庸”。我国香港著名报人、武侠小说家。金庸出生在以海潮出名的浙江海宁，祖父是光绪时进士，父亲毕业于上海震旦大学，受过西洋教育。先天优越的家庭环境，使他在书香中度过了童年时代，从而也培养了他终生爱读书的良好习惯。

    他头上戴有报业巨子、武侠小说大师、社会活动家等桂冠。鲜花和掌声把他送上了“金庸神话”的巔峰。在这诸多炫目光环的背后，他终其一生，骨子里还是一个典型的传统中国文人。他的小说、政论，是典型的中国文化产物。

    金庸武侠小说是一个复杂的文化现象。它既有香港社会高度商业化、市民化、娱乐化、通俗文学的特征，又包含较丰富的历史知识、地理背景、人情凤俗，具有较丰厚的文化内涵和较高的文化品位。金庸小说，卷舒历史风云，感慨苍茫人生，其背景大都是易代之际（如宋辽之际、元明之际、明清之际）。此种关注国家兴亡的思路，既有基于他本人早年乱世经历的体验思考和政论家的人生感慨，又反映了世间的人生真实，充满人道关怀。他通过系列栩栩如生的侠义人物，洞察人性的幽微变化曲折，刻画人性的复杂丰富，揭示了中国传统儒家的精神价值和政治理想。不同的人看他的小说有着各不相同的视角，侠义、情爱、历史、政治等。但最终他们都能在千百个不同类型人物悲欢离合的命运中，读出中国文人追求真善美的传统美德、安身立命的人生哲理、浓厚强烈的家国情结、深入骨髓的人文情怀、启迪后人的历史智慧。这是他在浓郁商业化氛围中写作的武侠小说风行不衰的根本原因。

    武侠小说不是金庸的全部。《明报》和他的社评，在他生命中无疑占据更重要地位。那是他一生的事业。仅读过金庸的武侠小说，没读过查良镛的社评，看到的是一个不完整的金庸。在金庸的黄金岁月，他两手写文章。白天在渣甸山书房写小说，擒扬千古侠风；晚上在《明报》办公室写社评，褒贬现实政治。写武侠小说，最初只是出于商业动机，为了招徕读者，扩大报纸销路。后来报纸打开局面后，他就把兴趣集中到写社评上，评论国家大事，剖析世界风云。金庸的社评，秉承中国近代王绍、梁启超办报“文人论政”的传统，以他锐利的“新闻眼”，谈史论政，纵横捭阖，深具见地，独步文林，表现了中国传统文人的风骨气节和远见卓识，实现了“文章报国”的初衷，为海内外识者称颂，开启了以政论闻名的查良镛时代。

    办了一辈子报纸，写了17年小说，年过花甲的金庸，又倾注极大的热情，参与全国政治，为香港推行“一国两制”构想尽心尽力，贡献自己的政治智慧。在此期间，金庸还利用他的特殊身份，为实现中华民族和平统一而忙碌奔走。他不仅是台湾的常客，而且三度成为中南海的座上客。1981年与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会见，1984年与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会见，1993年与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会见。其后发表之谈话记录，无不流露出知识分子关心国家民生和民族命运之情操。

    金庸是个色彩斑斓、具有多重性格的人。他身处文学、新闻、政治三大江湖，应付自如。他生在商业时代，身处商业社会，作为一个世俗中人，他属于红尘，不属于天国，无法超越尘世的网罗，无所逸于对功利和金钱的追求，使自己成为商业社会成功的报人、作家和企业家。但从更深层面看，他又出生在一个士族家庭，从小在儒家经典熏陶下成长，从遗传密码和士族的生活方式中，摄取了大量关于中国士大夫文化的隐蔽信息。他身上有类似古代士大夫那样根深蒂固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和儒家尊崇的“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情怀。他一生博览，坐拥书城，学贯中西。他对中国传统的儒学、佛学甚至琴棋书画，都有相当精深的造诣，具有浓厚的文人情结。

    孟子曰：“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综观金庸先生其人其文其行及其作品折射的精神世界，可以清晰地看出，他的生命底色包裹的还是一颗传统的中国文人的心灵。

数学和诗一样让我喜欢

    很多人觉得搞数学很枯燥，谷超豪却说：“数学世界充满了精神的创造，只要深入其中就会发现奥妙无穷。”

    1946年，在浙江大学他师从著名数学家苏步青教授，开始了研究数学的历程。因为才华出众，他被破例允许同时参加两位名家的课程——苏步青教授主持的微分几何专题讨论和陈建功教授主持的函数论与傅立叶分析专题讨论。从两者著名数学家那里，谷超豪学到了治学的方法，而且在几何及分析两方面打下了扎实的功底。

    从1948年到1956年，谷超豪先后在浙江大学和复旦大学任教，在苏步青教授的指导下开始了数学研究生涯，在K展空间、仿射联络空间及芬斯拉空间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深入的研究工作，发表了多篇论文，展现出数学方面创造性的才能，迅速成为苏步青领导的中国微分几何学派的学术骨干。

    法国科学院院士布瑞艾特曾经在法国科学院院士大会上这样介绍谷超豪：“谷超豪先生是一位很有影响的数学家。我最初是通过他的著述认识他，特别是他首次阐明的关于杨——米切斯场的存在定理的著作。这项由一位数学家完成的关于物理问题的工作是谷超豪先生独特、高雅、深入、多变的工作风格的典型范例。他是一位向难题进攻（有时是几何学，有时是物理学方面的问题）并解决难题的偏微分方程专家。”

    这段话是对谷超豪数学人生的精妙写照。谷超豪正是一个“不安分”的人，一个喜欢挑战难题的人。

    1956年，正当谷超豪在微分几何方面的成就引人瞩目的时候，他却敏锐地看到尖端技术对数学提出的新要求。为了满足国家科学事业发展的需要，他毅然将主要精力投入到偏微分方程这一新的研究领域中。他致力于把数学应用到航天中去，经其反复设计、选用的方法在我国导弹“钝头物体超音速绕流”的的计算中发挥了主导作用，为我国国防科研做出了贡献。

    “数学与古典文学都十分重视对称性，许多作品中还蕴含着丰富的科学思想萌芽。”作为数学家，谷超豪的身上始终带着自然科学的理性与人文科学的感性。“在我的生活里，数学是和诗一样让我喜欢的东西。诗可以用简单而具体的语言表达非常复杂、深刻的东西，数学也是这样。”谷超豪说。

    谷超豪常常告诫年轻人，千万不要重理轻文，不要单纯和数字、公式、公理、定理打交道。“文学和写作一方面能够丰富生活，另一方面也有益于数理思维的发展。”

    在几十年如一日的数学研究中，谷超豪经常利用自己深厚的文学功底，将数字化枯燥为神奇的无穷乐趣用诗意的语言表达出。1986年，他乘船去浙江舟山讲学时，曾写过一首诗：“昨辞匡庐今蓬莱，浪拍船舷夜不眠。曲面全凸形难变，线素双曲群可迁。晴空灿烂霞掩日，碧海苍茫水映天。人生几何学几何，不学庄生殆无边。”其中，第二句讲的是微分几何的两个著名定理，最后一句则是自己人生的写照。

    科研与教学，是谷超豪“人生方程”的横轴与纵轴。他长期为本科生开数学基础课，也开设过许多专门课程。“人言数无味，我道味无穷。良师多启发，珍本富精蕴。解题岂一法，寻思求百通。幸得桑梓教，终生为动容。”这是谷超豪20年前写的一首诗。他抒发了自己对数学的眷恋之情，也道出了对教书育人的理解。

    在复旦大学的师生心中，谷超豪不仅是数学家，更是教育家。他的教学有一个特点，就是“边学边教”，经常把国际上最新的科研成果融入课堂的教学中。

    1959年，他从莫斯科大学取得博士学位回国后，根据国家需要，开展了与超音速流密切相关的空气动力学及数值计算的研究。他边学边教，开设了空气动力学和差分法的新课程，培养出了一批力学和数值计算方面的新生力量，现为中科院院士的李家春、郭柏灵等就是其中的代表。

    每当他开拓出一个新领域，并作出开创性的贡献后，他就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学生，把学生推上这一领域的前沿，而自己又去开拓另一更新的领域。上世纪60年代初，谷超豪率先解决了空气动力学方程组的平面超音速机翼绕流问题，比美国著名数学家Schaeffer等人的相应结果早了十几年。在此基础上，他的学生李大潜院士在这一领域里建立和发展了迄今为止最完整的局部解理论，并在美国出版了专著。

    “当年我的老师苏步青对我说，我培养了超过我的学生，你也要培养超过你的学生”，谷超豪说：“如今回首，我想，在一定程度上我可以向苏先生交账了！”

侠者黄大年

    侠之大者，为国为民。黄大年，就是这样一位侠者。

（一）

    一般侠者，顶多“江湖”上流传着他的传说，而“黄大侠”却在太平洋上威名远扬。

    话说2009年，恰逢某国航母舰队耀武扬威正在太平洋演习。听说黄大年回到中国，这个舰队自动后退100海里。此事，外媒有报，新华社有转，惊动中外。航母舰队何以后退？盖因黄大年身怀绝技使然。

    他是国际知名地球物理学家、战略科学家，擅长“给地球做CT”。他回国前研发的高科技整装技术装备，能在快速移动条件下探测地下和水下隐伏目标，广泛应用于油气和矿产资源勘探，尤其潜艇攻防和穿透侦查等军民两用技术领域。他带领团队成功研制出的航空重力梯度仪系统，能精确探测位于国界和交战区地下隧道以及隐藏在民用建筑物地下的军事设施。他曾在某国军队的“潜艇”和“飞机”上做过试验，搞过技术攻关。

这样的高手，自然让人联想到“一个人顶几个师”的钱学森。而李四光、钱学森、邓稼先那一代“前辈高手”，恰是黄大年自小的偶像，他曾在自己的朋友圈用邓稼先的例子发出过“黄大年之问”——“看到他，你会知道怎样才能一生无悔，什么才能称之为中国脊梁。当你面临同样选择时，你是否会像他那样，义无反顾？”

（二）

    1982年，黄大年从长春地质学院大学毕业，题赠友人以照片，上书9字：“振兴中华，乃我辈之责！”感叹号落笔之际，侠气跃然纸上。

    1993年初冬，他奔赴英伦深造，启程前回望同学，大声说：“等着我，我一定会把国外的先进技术带回来。”

2009年，他51岁，正是科学家的黄金年龄，绝学练成，声播宇内，却选择归来，成为东北地区引进的第一位“千人计划”专家。

    一边是洋房名望，英伦风景，剑桥流水；一边是祖国召唤，从头开始，道远任重。

    选择面前，黄大年义无反顾。他最短时间辞职、售卖别墅、办回国手续。

    “他肯定会回来。”熟悉他的亲友，无不如是说。

    “多数人选择落叶归根，但是高端科技人才在果实累累的时候回来更能发挥价值。”他说，“现在正是国家最需要我们的时候，我们这批人应该带着经验、技术、想法和追求回来。”

（三）

    黄大年是一个“被仰望、被追赶的传奇人物”。

    作为侠者，与高手过招，他从未败过。他在英国剑桥ARKeX地球物理公司任研发部主任时，手下管着300号“高配”人马，包括他国院士。大家服他。在英国，他带领团队实现了“在海洋和陆地复杂环境下通过快速移动方式实施对地穿透式精确探测的技术突破”。回国不久，他出任“深部探测技术与实验研究”项目第九分项的首席专家，这是国内有史以来最大规模深探项目。

    作为侠者，他志存高远，不愿做花匠。英国的生活很好。但在他看来，“在这里，我就是个花匠，过得再舒服，也不是主人。国家在召唤，我应该回去！”“作为一个中国人，国外的事业再成功，也代表不了祖国的强大。只有在祖国把同样的事做成了，才是最大的满足。”他回国后，国家“巡天探地潜海”得以填补多项空白。因为他，中国深部探测能力已达国际一流水平，局部处于国际领先地位。

    作为侠者，他拼命“疯魔”，将生死看淡。他说，“中国要由大国变成强国，需要有一批“科研疯子”，这其中能有我，余愿足矣！”他身体不好，常年大把吞速效救心丸，却说“我是活一天赚一天，哪天倒下，就地掩埋。”去年底，他晕倒在万米高空，被送医院，人未醒，双手却紧抱电脑，掰不开。醒后第一句话是：“我要是不行了，请把我的电脑交给国家，里面的研究资料很重要……”

    作为侠者，他不图名利，却名动朝野。有一项地球勘探项目缺领军人物，但这个上亿元项目却一分钱也分不到他头上，他二话不说，披挂上阵。学校屡次催他抓紧申报院士，他说，“先把事情做好，名头不重要”。

    “大年是我见过的最纯粹、最赤胆忠心的科学家！”清华大学副校长施一公说。

“千人计划”联谊会，大家公选黄大年任副会长。

    高风懿行，自成楷式。

（节选自《人民日报·海外版》2017年07月21日）

“光纤之父”高锟一

    2009年10月6日凌晨3点，美国硅谷一座公寓里响起电话铃。对方说从瑞典打来，有个教授要与高锟先生通话。几分钟后，一年一度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即将公布。高锟仍是睡眼惺忪，“什么？我！啊，很高兴的荣誉呢！”说完倒头大睡。

    发表那篇著名论文《为光波传递设置的介电纤维表面波导管》——亦即光纤通信诞生之日——十年后，1976年，高锟拿到人生中第一个奖项——莫理奖。奖杯是一个水晶碗，以前被拿来装火柴盒，现在则盛满了贝壳，放在书柜上。十多年前的一张行星命名纪念证书，还贴在车库墙上，正下方是换鞋凳。最倒霉的是1979年爱立信奖奖牌，料想是被打扫房子的女工顺走了……爱立信奖颁奖礼规格与诺贝尔奖相当。

    1959年激光发明，令人们开始畅想激光通信的未来，但实际研究困难重重。此时高锟就职于国际电话电报公司设于英国的标准通讯实验室，他坚信激光通信的巨大潜力，潜心研究，致力于寻找足够透明的传输介质。

妻子黄美芸难以忘怀，那段时间高锟很晚回家，年幼的子女经常要在餐桌前等他吃饭，他哄她：“别生气，我们现在做的是非常振奋人心的事情，有一天它会震惊全世界的。”专家们起初认为，材料问题无法逾越。33岁的高锟在论文中提出构想，“只要把铁杂质的浓度降至百万分之一，可以预期制造出在波长0.6微米附近损耗为20dB/km的玻璃材料”，这一构想一开始并未引起世界关注。几年间，面对各种质疑，高锟不仅游说玻璃制造商制造“纯净玻璃”，更远行世界各地推广这一构想。1976年，第一代45Mb/s光纤通信系统建成，如今铺设在地下和海底的玻璃光纤已超过10亿公里，足以绕地球2.5万圈，并仍在以每小时数千公里的速度增长。

    二创造力的火花早在生命萌芽期就不时闪现。高锟在上海度过15岁前的时光，晚上有私塾老师教他四书五经，白天则在霞飞路上的顶级贵族学校接受西式教育。西式学校透出的自由民主科学气息深深影响到了童年时的高锟。高锟幼年时就对科学充满兴趣，最热衷化学实验，曾自制灭火筒、焰火、烟花、晒相纸，经手的氰化物号称“足以毒害全城的人”。危险实验被叫停，他转而又迷上无线电，组装一部有五六个真空管的收音机不在话下。

    1948年举家迁往香港，先是考上预科留英，工作后辗转英美德诸国，一步步走向世界。他说：“是孔子的哲学令我成为一名出色的工程师”，童蒙时期不明所以背诵的那句“读书将以穷理，将以致用也”，启发他独立思考，也让他受惠终生。

    1987年，他被遴选为香港中文大学第三任校长，自认使命就是“为师生缔造更大发展空间”。他觉得，教职员只要有独立思想，就有创造性。面对学生抗议也是如此。一次，高锟正要致辞，有学生爬上台，扬起上书“两天虚假景象，掩饰中大衰相”的长布横额遮盖校徽，扰攘十多分钟后才被保安推下台。典礼后，一位记者问：“校方会不会处分示威的同学？”他平静地说：“处分？我为什么要处分他们？他们有表达意见的自由。”

    三从中大退休后，63岁的高锟不甘寂寞，成立高科桥光纤公司，继续科研之路。《科学时报》记者采访他，接过的名片上只写着公司主席兼行政总裁的称谓，全无院士等荣誉称号——他曾先后当选瑞典皇家工程科学院海外会员、英国工程学会会员、美国国家工程院会员、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问他何故，他笑笑说，“这就是在搞科技产业化。”

    谦谦蔼蔼，光华内蕴。“教授就是任谁都可以向他发脾气的那种人”许多接触过高锟的人都这么说。黄美芸晚年评价高锟是“一个有着最可爱笑容的人”，她与高锟相识于同一家公司，从此携手60载。1960年代初正忙于那篇重要论文的他，还经常将换尿布等家务活全包。获得诺奖后，黄美芸用部分奖金推动阿兹海默公益事业，次年高锟慈善基金会即告成立。高锟逝世当天，黄美芸在媒体通稿中也特意提到基金会，称之为高锟的“最后遗愿”。

（摘编自《南方人物周刊》2018年9月27日）

【相关链接】①“先生携光而来，也随光而去，留下的是穿梭不息的无限纤丝，创造的是不断向前的光明未来。”（2018年9月23日，高锟逝世，网友留言悼念）

②1996年，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宣布，将一颗小行星命名为“高锟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