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巴中市2019届高三文综历史第一次诊断性考试试卷

以今日之见，严复的译文（    ）

材料一：洪武四年（1371年），明太祖朱元璋就颁布诏书：“禁濒海民不得私出海。”其后历经永乐、宣德、景泰、成化、弘治、正德各朝，海禁政策不断升级强化。隆庆元年（1567年）福建巡抚涂泽民奏请开放海禁。这一奏议得到朝廷批准，从而形成隆庆开海的局面。隆庆开海局面之所能够形成，主要是因为明穆宗及其朝廷了解到“市通则寇转而为商，市禁则商转而为寇”的关系，顺应了一些有识之士要求适当开海的呼声。福建地方大员一再奏请在该省开海，是基于“闽人滨海而居，非往来海中则不得食”的生活传统。隆庆开海后，伴随着白银的大量流入，中国的生丝及纺织品、陶瓷器、漆器等工艺品、矿产品及金属制品、水产品、农产品等等商品也源源不断地输送至东南亚各港口。

——摘编自陈尚胜《隆庆开海：明朝海外贸易政策的重大变革》

材料二：根据《中英南京条约》及随后于1843年签订的细则性附约《中英五口通商章程》和《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约》，中国被迫开放贸易并按自由贸易帝国主义的原则建立通商口岸和租界，即广州、厦门、福州、宁波和上海五个口岸开放通商。清政府面对英国、法国、美国领事联合在各自租界征收关税的事实，设立了海关总税务司，并在各口岸的海关设立一个外国税务司。这一海关体系的建立，为条约通商贸易体制提供了一种制度化的保证。客观上分析，条约通商体制的形成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以口岸为中心的近代区域市场的发展和近代市场关系的形成。

——摘编自张明之《从朝贡体系到条约通商：近代中国对外贸易形态变迁》

材料：唐以前，史书大都私家著作，而典籍掌故，藏于秘府，私人很难参阅，修一代之史却需要参阅大量的资料。私家修史容易触犯统治者的禁忌和利害。唐太宗认识到只有政府控制修史，才能统一思想，扫除分裂割据的历史痕迹，多次劝诫大臣“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把前代兴衰作为经验教训，因而格外重视修史。唐太宗于贞观三年（629年）开始设立史馆，指定专人编修前代和本朝国史，并由宰相任监修，负责领导，又别调他官兼任纂修，下设修撰、司直，从事编纂工作，号曰史官。从此，纪传体正史的编纂大权由政府掌握。“二十四史”中，有八部修成于唐太宗贞观年间。唐以后各朝沿袭此制，连续修史，使我国得以保存较为完整的史料。而宰相监修制度使史学更多向政治靠拢，由于政治压力或个人的喜好，史官秉笔直书的原则往往受到挑战。

——摘编自白寿彝《中国通史》等

材料：在鸦片战争结束不久刊出的《瀛寰志略》中，身为满清封疆大员的徐继畬，对“不僭位号”、“不传子孙”、“推举之法”、“天下为公”、“公器付之公论”的共和体制竟有如此之高的评价，其识见与胆略在当时确属罕见。因为这是对当时居绝对统治地位的皇权神授、万世一系、“朕即国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种将国家、臣民视为一姓之私的“皇权神圣”观念的挑战，此书“甫经付梓，即腾谤议”。所以，这本带给人们一个“新世界”的著作在痛遭诋毁之后，即被遗忘。1865年，以“自强”为主旨的洋务运动正在兴起，熟悉“夷情夷务”的徐继畬自然又被朝廷想起，将其重召回京启用，以三品京堂在新设的洋务机构总理衙门任职。《瀛寰志略》也由总理衙门于1866年重新刊行，成为近代中国人了解世界的“标准本”。1867年，徐氏出任新成立的培养洋务人才的“同文馆”总管大臣。

——摘编自《徐继畬的命运》

材料：

——摘编自陶文钊著《中美关系史》等

材料展示了20世纪中美关系发展历程，蕴含了发展外交的诸多启示。从材料中提炼一个启示，并结合所学的中国近现代史知识予以说明。（要求：观点明确，史论结合，言之成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