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届河南省洛阳市高三三练文综历史

材料一：新文化运动前，在救亡图存的时代洪流中，西方宪政思想被看作能够使中国摆脱积贫积弱局面的良药开始为中国人所日益重视。早期主要受英国“立宪政体”的影响，把宪政理解为民权与君权的结合；后期倡导“民权主义”，强调政权和治权分离。孙中山先生主张的“五权宪法”是中国资产阶级宪政主张的集中体现。在这一时期的宪政思想传播过程中，中国的先知先觉者往往将西方的宪政制度置于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之中，在中国传统文化资源里寻求西方宪政制度的理论支点和历史论据。如康有为在论述中国开设国会的必要性时强调：“盖吾国君民，久皆在法治之中……今各国所行，实得吾先圣之经义，故以至强。”孙中山则指出：“共和者，我国治世之神髓，先哲之遗业也。”但这一时期的宪政努力，把注意力完全放在了“国家富强”的根本目的之上，而像自由、控权、保障人权这样的真正的宪政核心价值理念，终究要湮灭于国家利益的追求之中。

——摘编自李小康：《近代中国宪政道路的选择与反思》

材料二：五四的激进民主派开始超越对西方具体宪政制度的盲目崇拜，他们在不妥协地反传统、抛弃“托古改制”的模式，致力于以观念变革为内容的新文化运动，宣扬民主理想、民主价值等新理念。在文化借鉴上，则隐去了纵向的民族传统继承，而专事横向的外国文化移植。

——摘编自陈家刚：《试论近代中国民主追求的三次抉择》

材料三：中国近代宪政运动中的宪法文本大致可分为四种类型：一是当政者为应对时局被迫制宪以维护自己摇摇欲坠的统治地位的产物，最典型的是晚清政府颁布的《钦定宪法大纲》。二是革命者为巩固革命的胜利成果而进行制宪的产物，如《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三是当政者为建立和维护自己的独裁统治而主动进行制宪的产物，如袁世凯时期制订的《中华民国约法》。四是民主派的长期制宪势力和当政者欺骗舆论二者结合的产物，如蒋介石1947年为敷衍国内外民主进步力量而颁布的《中华民国宪法》。

——摘编自孙振庆：《传统文化对近代宪政观念的影响初探》

针对近代以来世界经济发展的区域地位变化问题，有学者认为：如果世界结束于1820年，一部此前300年全球经济史的主体就会是东亚（主要指中国）的奇迹：迅速增长的人口中生活水平有节制但稳定的提高；结尾简短的一章可能提到遥远的大西洋沿岸，有相当少量的人口，似乎享有甚至更快的人均增长率（尽管或许不是太快）。如果世界结束于1945年，经济史的主体就会是我们大部分人——至少是在西方——伴随着北大西洋的胜利和一个高消费、高能源利用和高劳动生产力的世界的诞生成长。在2002年，历史再度发生了位移。如果我们用总量指标作判断，1945年以来全球经济增长的重头戏并不是发生在西方，而是发生在东亚（和东南亚的部分地区），那里至少曾保持部分的政治独立，同时使西方的技术适应它们完全不同的社会传统和天赋资源，而不是简单地模仿西方。即使我们根据人均指标作判断，日本也明显赶上了最富有的西方国家；台湾和南韩没有落后很远，中国沿海重要地区现在看来正在紧随其后。

——摘编自[美]彭慕兰：《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

评析材料中关于近代以来世界经济发展区域地位变化的观点。（要求：围绕材料中的一个或两个观点，赞同或反对，或另有观点，展开评论；观点明确，史论结合）

材料：加尔文是宗教改革的重要人物。其思想核心是将“因信称义”发展为“先定论”（或“预定论”）。他认为信仰只是得救的精神条件，是否得救是由上帝先定的，上帝在创世以前，即预先选定一些人得救，和决定一些人沉沦。在现实生活中表现为事业的成功与否：成功者得救，成为选民；失败者不得救，成为“弃民”。这种预定论是加尔文神学体系的基石。他批驳教会“财富使人陷于罪恶，不能得救”的说教，认为财富是上帝恩赐的，是人获得成功——得救的标志。他为资产阶级发家致富作辩护，从神学角度论证世俗生活和个人奋斗的必要性、合理性。他在瑞士创立了长老制的教会组织体制——民主教会：首先全体信徒选出教会长老，再由长老选举或聘请牧师，然后长老监督牧师，共同管理教会；从各地区到全国进行分层选举，组成地区教会和国家教会。加尔文的长老制为西方民主国家的民主制度奠定了基础。

材料：玄奘为探究佛教各派学说分歧，于贞观元年一人西行五万里，前往印度佛教中心那烂陀寺求取真经。西行路上，他走过八百里大沙漠，“上元飞鸟，下无走兽，四顾茫茫，人马俱绝”；有时忍饥挨饿，有时盗贼威胁，但玄奘志向坚定，誓言：“不求得大法，誓不东归一步。”他曾被高昌王阻留，但毫不动摇，绝食三日，以死明志。到达目的地后，历经十七年学遍了当时佛教的大小乘各种学说。

    643年，玄奘载誉回国，受到唐太宗的热情接待。共带回佛舍利150粒、佛像7尊、经论657部。在唐太宗的支持下，他长期从事翻译佛经的工作，撰成《大唐西域记》12卷，备载唐代西北边境至印度的疆域、山川、物产、风俗、政事和大量佛教故事和史迹，成为后人研究西域和印度古代政治、经济、宗教、文化、民族关系等问题的珍贵文献。他还把印度的天文、历算、医学、逻辑学乃至制石蜜技术等介绍到中国，丰富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宝库，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杰出使者。其被鲁迅先生誉为“中国脊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