备考2019年高考历史一轮专题：第15讲 晚清中国经济结构的变动与西学东渐的兴起

1911年清政府财政收入预算表（单位：万两）

（注：数据来自《资政院会奏议决试办宣统三年岁入岁出总预算案请旨裁夺折》）

材料：1889年，两广总督张之洞从英国预购炼铁机炉，有人提醒先要确定煤、铁质地才能配置合适的机炉，张之洞认为不必“先觅煤、铁而后购机炉”。张之洞调任湖广总督，购得天冶铁矿，开始筹建汉阳铁厂，由于找不到合适的煤，耗费六年时间和巨资，仍未能炼出合格的钢铁，盛宣怀接受后，招商股银200万两，并开办萍乡煤矿，但由于原来定购的机炉不适用，依然未能炼出好钢，只得贷款改装设备，才获得成功。通过客服种种困难，汉阳铁厂成为中国第一家大型的近代化钢铁企业，1949年后收归国有。

——摘编自陈真等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等

材料提供了一个中国近代企业发展的案例，蕴含了现代化的诸多启示，从材料中提炼一个启示，并结合所学的中国近现代史知识予以说明。

材料一：天下大利之所在，即大害之所在，有目前以为甚便而后蒙其祸者，当时以为无伤而久承其弊者，如今西人之互市于中国是也。西人工于贸易，素称殷富。五口输纳之货，每岁所入不下数百万，江南军饷转输，藉以接济。此海禁大开，国用以裕，一利也。西人船坚炮利，制度精良，所造火轮舟车，便于行远，织器田具，事半功倍，说者最若能仿此所行，则富强可致，西情既悉，秘钥可探，亦一利也。西人学有实际，天文历算，愈出愈精，利氏几何之学，不足数也。且察地理，辨动植，治水利，讲医学，皆务析毫芒，穷其渊际。是以有识之士乐与之游，或则尊之曰西儒，中国英俊士子，诚能屏弃帖括，从事于此，未必无实用可裨，则又一利也。然识音以为中外异治，民俗异宜，强弱异势，刚柔异性，溃夷夏之大防，为民心之蠢贼，其害有不可胜言者矣。

材料二：今君青先生开府吴中，其算学为海内宗师，可于各县书院中别设历算一科，悉心指授，则西学不难大明……此亦千载一时不少失之机也。

苟得君主于上，而民主于下，则上下之交固，君民之分亲矣!内可以无乱，外可以无侮，而国本有若苞桑盘石焉。愚见以为官办不如商办，商办费用浩繁，工役众伙，顾避忌讳甚多，势不能尽展其所长。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张海林《王韬评传》

材料一：鸦片战争后的20年间，外资轮运企业垄断了中国沿海及内河航运，清政府担心漕粮运输受制于外轮。已至暮年的晚清政府既无振作航运业的美备之法，又无力筹集全部资金，统管局务；中国社会大量游资的持有者买办商人拥有大量资金，却由于利润刺激大多将资本投向外国股份公司，“深受洋人盘剥之”……而且，洋务运动的军事建设也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于是，李鸿章向当时的同治皇帝上书，要求公开发行股票，通过股票募集资金，然后进行轮船招商。

——摘编自李玉《晚清政治经济史论》

材料二：1872年李鸿章创办时，仅有轮船4艘，2319吨；到1883年，已有轮船26艘，33370吨。开办后，要消耗大量燃料，招商局于1878年投资开办开平煤矿，该矿设备完善，雇佣工人达3500-4500人。燃料问题解决后，进一步又要解决原料问题，于是有同茂铁厂的创办及各种有色金属，如铜矿、铅矿、金矿之开采。煤与各种金属矿厂的开办，又产生陆上运输的问题，于是导致了铁路的建筑。因铁路的修建，需要大量优质钢材，于是1889年张之洞筹办汉阳铁厂。通讯等事业也被提上日程——天津电报局于1880年开办。

——摘编自胡显中《上海轮船招商局与中国近代化》

材料三：洋务运动，就其主观动机而言，他们未必有真心打破旧轨，但他们的主张却历史地包含着逸出旧轨的趋向，推动着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

——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

请回答：

材料一：今欲强中国，存中学，则不得不讲西学。然不先以中学固其根柢，端其识趣，则强者为乱首，弱者为人奴，其祸更烈于不通西学者矣……今日学者，必先通经以明我中国先圣先师立教之旨，考史以识我中国历代之治乱、九州之风土，涉猎子、集以通我中国之学术文章，然后择西学之可以补吾阙者用之。……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不必尽索之于经文，而必无悖于经义。

——张之洞《劝学篇》（1898年）

材料二：“中体西用”没有引导中华文化成功地进行转型，一方面是“中体西用”模式下的“中体”已不具有先进的凝聚核心作用，在现实中成为阻碍中西文化交流与融合的障碍。……另一方面，“中体”在吸收代表资本主义文化的“西用”之后，并没有实现“中体”本身的更新和发展，使中国封建文化形成一个新质的文化肌体。相反，中国文化在封建主义的故道上苟延残喘。

——王艳华《从“多元一体”文化发展模式角度评析“中体西用”》

材料三：“中体西用”后来久被指为包庇封建，其实，那个时候的中国，天下滔滔，多的是泥古而顽梗的士人，在封建主义充斥的天地里，欲破启锢闭，引入若干资本主义文化，除了“中体西用”还不可能提出另一种更好的宗旨。如果没有“中体”作为前提，“西用”无所依托，它在中国是进不了门，落不了户的。

——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

材料一：欧洲在17世纪末至18世纪末对中国风（Chinoiserie）的狂热追逐曾经是当时欧洲社会的普遍时尚。欧洲人如醉如痴地欣赏和赞美中国文化，“那时，中国的商品、书法、绘画争着买；凡尔赛宫的舞会上，国王身着中国丝绸出现在满朝文武面前；塞纳河边的戏园子里，男女老少聚精会神地观看中国皮影；国王的王后养金鱼，大臣的夫人乘轿子；阔人在私家花园的中国式亭子里闲聊，文人端着景德镇的茶碗品茶……”。伏尔泰把孔子的儒家学说看做他心目中的自然神论，认为这种以遵循自然规律为原则的“理性宗教”足以取代盛行于西方的带有迷信色彩的“神示宗教”。

——摘编自许明龙《欧洲18世纪中国热》及莱布尼茨《中国近事》

材料二：法国的皮埃尔·索拉内特于1783年发表的《1774—1781年东印度和中国之行》说孔子思想也不过是一些“令人费解的事情、梦幻、格言警句和古老的童话与一点点哲理糅合在一起的大杂烩”。某学者有如下论述：1789年以后中国的威望黯然失色，除去欧洲新的社会结构使中国思想在政治上变得无用这一事实之外，还找不到其他解释。其中之一是19世纪中国已不是18世纪的中国了……。最大的原因是欧洲文明的巨大进展，它现在开始是在远远超过中国的水平上运动着。

——摘编自《康乾盛世的历史报告》